最新财新周刊｜广东教育巨变

刚刚和班里同龄人们熟悉起来，孩子却又要转学了。一年前，广州黄埔区育才学校因旧改而拆迁停办，杨璞（化名）将孩子从育才学校转去了崇德实验学校；哪知今年，崇德实验学校又因办学许可证到期而关停，上千名打工子弟要分流转学。

转学去哪里？整个黄埔区流动人口69.4万人，年收费2万元以内的民办学校仅7所，小学招生学位1000余个。有家长电话区教育局，听说区内剩余那几所打工子弟民校办学许可证即将到期，未来也有关停风险。

能否进公办？黄埔区宣布“十四五”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6.5万个，满足“家门口上学”。但杨璞咨询离家最近的公办学校，得知今年积分入学线已水涨船高到200分以上，插班更是难上加难。据财新向崇德实验学校了解，全校1500余名学生，能成功转入公办学校的不到100人。

“广漂”约7年，杨璞夫妻两人在广州做零工、做小生意，逐渐扎下根。杨璞一家租住城中村，民房密密麻麻地挤挨在一起，邻里间各色方言的嬉笑怒骂都清晰可闻。在珠三角，约3900万外来人口构成其经济腾飞的底色，其中不乏杨璞这般“拖儿带女”举家赴粤者，带来超400万流动儿童的上学需求。

广东教育生态之特殊，在全国绝无仅有：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穗、深、莞这般出现短时间、高密度、超规模的流动大军聚集现象；自上世纪末首个打工子弟学校落地以来，珠三角迅速形成了罕见的公办民办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局，部分地区民校占比达六成以上，除少数如耀华学校、诺德安达学校这般年学费超10万、主打国际教育的“贵族”民校外，大部分为低收费的打工子弟学校。

这也被称为教育的“广东模式”：“小政府”下，以民间自发、以市场机制弥补基础教育服务之不足。20余年来，该地教育体系出现鲜明分层：高端民办校和“公参民”学校择优而录，公办学校保障本地户籍并向长居的外来人口开放小部分名额，而规模庞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则成为吸收非户籍学生的主力军。

2021年起，两项重要的国家教育政策震荡广东模式，也深刻改变了“杨璞们”子女的求学路：其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公办的比例，应达85%以上；其二，要坚持“国家举办义务教育”，各省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不得超过5%。

公办要扩大，民办要规范，义务教育主要应由政府，而非市场提供。对于这样的变化，许多教育界、公益界人士乐见其成。“经济发展了，政府收了税，是要提供公共服务的，让参与城市建设的人，也能平等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而义务教育是基本公共服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建说。

但在这个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挑战也绝无仅有：85%和5%是什么概念？据财新估算，仅在义务教育阶段，穗、深、莞共要建起870所2000人的公办学校，新增约10万名公办教师，在现有基础上每年另投入约33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在仅仅几年内有决心、有能力完成如此生猛的公办教育跃进。

人们为此捏了一把汗。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韩嘉玲看来，“杨璞们”的遭遇，正是她最担忧的事：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无法覆盖每一个儿童时，最弱势的群体，最可能遭到排斥。

“上学难”常不分贫富。当务工者杨璞为孩子读书奔波时，同在黄埔，掏空“六个钱包”购入“网红”楼盘万科东荟城的业主袁梦（化名）也在维权：三年前，小区配套幼儿园学位紧张，半数“人户一致”的家庭只能另寻他地；今年，小区配套小学学位告急，80多名适龄学童仍要分流。“几百万的房子都买不到家门口上学。”她自嘲。

学位年年爆雷早有伏笔。建成交楼时，这个6000余户的超级大盘，只配套了一所24个班的公办小学、一所18个班的公办幼儿园。忆及此事，袁梦仍然有气：教育规划不足，为何过审批？学校落地缩水，为何无监管？开发商唯利是图，可政府纠偏作用何在？

谈及广东教育，公办教育“欠账”是受访者最常提起的词。七年前，有研究者就发现，广州“十二五”期间136平方公里的规划建设用地，竟没有任何一个项目用于公办中小学建设；到如今，每过3、4月，公办校“学位预警”还接连在穗深莞多区拉响。

核心仍是“指挥棒”问题。过去20年“经济为先”的理念下，教育常让位于工业和商业发展，学界亦不乏对政府“推卸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责任”的指责。欠账“老大难”，便是让袁梦“年年愁”的小区教育配套。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将学校广泛交由开发商代建，但因监管不力，开发商私占建校用地、违约不建学校等屡见不鲜，广州在2013年左右，甚至曝出过500所小区配套学校“失踪”的奇闻；而对规划建设中种种乱象，边缘化的教育部门几无实质性的干预、处罚权。

此外，政府为“节省”财政投入，不少本应配套公办小学、初中的，或是直接交由开发商与教育集团建成民办学校，或是引入公办资源设立收费的“公参民”学校。最夸张时，如广州白云区百多楼盘只有10所公办学校配套，其余全部是民办学校。

更不用说对外来务工人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户籍人口的教育、医疗需求，几乎从未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中央2001年已明确流动儿童教育应“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但政策发布10年内，广州方面对“两为主”要求都持“悬置”态度。

政府懈怠于教育责任，而居民教育刚需正飞速扩大：2012—2021年十年间，珠三角九市人口增加近2200万人，外来人口占到常住人口的一半，相当于把一个陕西省的人口“装进”广东。

2020年，深圳市教育局一项摸底调查，显示“欠账”之巨：截至当年，全市有近350块义务教育规划用地、770块幼儿园规划用地已规划未实施，相当于欠下55万个公办义务教育学位、23万个幼儿园学位。而这一年，深圳义务教育学位缺口达5万个。

家长压力持续倒逼政府。“因为上不了学的，因为不满学区划分的——在深圳，几乎每月都有家长为教育问题上访。”臧敦建说。因学位不足，深圳2019年公办高中录取率仅45%，家长为“一半孩子上不了高中”炸锅。第二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承认，“不搞大规模的（学位）建设是肯定不行的，过去40年公办高中是10万个，未来三年（要）建6万个”。

但真正引发“巨变”的，是中央下达的一项“硬要求”：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该文件及相关会议精神明确，各地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省级占比不得超过5%，县级占比不得超过15%。

6月13日，广州一所民办学校教室内。因招生计划缩减，不少学校已有教室空置，后改为书法室、活动室等。图：黄蕙昭截至2020年底，广州、深圳、东莞民办义务教育占比分别约超29%、33%、64%，远高于全国约10%的平均水平。控比至5%，意味着扭转珠三角长期以来用民办补足公办、公办民办协同发展的教育格局，让政府对千万级城市人口的教育刚需负主体责任。

“指挥棒”已发生变化。华南师范大学蔡灿新曾参与穗、莞、佛多地教育发展规划，“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公办教育扩容提质”是其团队最常提、也最重点提的建议。“我们2015年就测算过，东莞每年要增加5万个学位，同时，也提出一些公办学位扩容方案。”到今年再调研东莞，市一把手亲抓学位建设，提出一年新增7万个学位，虎门、厚街多地公办校新改扩建如火如荼。“这次是动真格了。”他感叹。

深圳市教育局测算，要在“十四五”期间把民办义务教育占比控制到15%，除补足前述55万个公办学位欠账外，还需要新增规划30所2000人规模的学校。东莞缺口更大：财新估算，即使在2025年前投入300亿元新改扩建中小学210所，也只能将民办义务教育占比降至约35%。“镇政府每年可支配财政资金30亿元，教育日常开支就要花2亿多元，去年（2020年）光新建、扩建学校又多花了将近10亿元，长此以往，靠地方财政根本无法兜底。”东莞某镇干部曾向新华网称。

更何况，随着首批“二孩”长大，未来几年正是基础教育入学高峰期。据广东省教育厅预测数据，广东学前教育入学需求在2022年达到峰值，小学在2025年达到高峰；到2025年，该省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将达到2290万人。

为达指标，广东以“政府购买民办学位”的方式，将购买的民办学位计入公办学位数。其中，广州小学最高补贴5000元/年，初中6000元/年；深圳小学最高补贴7000元/年，初中9000元/年；东莞小学最高5000元/年，初中6000元/年。算入政府补贴的民办学位后，广州2021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占比已达85.6%。

从广东各地规划看来，2022年，正是这场最大规模公办扩容行动的“攻坚”之年：全面二孩政策后首波生育潮下的“二孩”将上小学，穗深莞今年分别计划新增约6万、20万、7万个公办基础教育学位，增量均达历年之最。

事实上，袁梦所在的广州黄埔，是该市公办学位建设最积极的区域之一。“十四五”期间，黄埔拟增6.5万个新增公办学位，仅今年就要新开12所公办中小学。在东荟城旁不到3公里，一所由湖南师范大学与黄埔区教育局合办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签约一年内即落地、封顶。步入盛夏，工地人来人往，“赶着8月份完工开学”，一名整备操场的工人说。

在过去一年，黄埔GDP突破4000亿元，经济发展势头正盛。而公办教育布局，亦紧随产业和地产发展而动。作为黄埔发展中枢的科学城“受益”最大，今年一口气增加6所公办学校，其中4所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名校品牌加持。老黄埔新增的2所公办校，亦分别隶属广大附中、华附联盟教育集团，让招生范围内在售的富力、万科两大楼盘节节升温。

“不仅要建学校，还要建好学校。”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田志磊向财新分析此轮公办建设的特点，“产业转型升级动力越大，政府投入优质公办教育的意愿也越强。经济发展需要人才，而要让人才留下来，总得解决好子女的教育问题吧？”

但其中也隐含错位：同在黄埔，务工人员聚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聚集的永和、云埔工业区，却成公办扩容“灯下黑”之地。据财新估算，永和街道常住人口12万有余，外来人口11万人左右，带来每年约500—600名随迁子女入学需求。但街道5所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学位仅110个，较去年不升反降；而街道仅存的一所民办小学，今年只有4个班额的招生指标。

除小一、初一适龄学童，受民校关停影响的随迁子女教育需求也常遭忽视。财新于6月底联络崇德实验学校时，全校千余名待分流的学生，仍有近半数未确定最终去向；而已确定的，则有几十名学生决定了回老家上学。“隧道一左一右，像是两个世界。”阿云（化名）打趣，她家住永和经济区城中村，向西南穿过一条千米的永和隧道，便能抵达新楼林立的科学城片区，“那边是有学上了，还能争着上好学；这边还在为能不能上学发愁。”

黄埔区一地公办建设的“凉与热”并非孤例。“公办学校的学位供给机制相对刚性，很难灵活应对因人口流动、出生人口波动带来的学位需求变化。广东大规模提高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占比，民办学校学位规模缩减之后，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位供给调整的灵活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从政府视角，新增户籍人口、购房人口的上学需求要优先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常常是放在末端考虑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直言。

6月30日下午，深圳市龙岗区梧桐学校一、二年级学生放学。学校自2019年12月起启动改扩建工程，办学规模由36个教学班改为54个教学班，2021年9月竣工。扩建后，学位依然紧张。图：黄蕙昭公办学位为谁扩，怎么扩？地方财政、人口、发展基础和战略不一，亦呈现不同逻辑。

公认“压力最大”的东莞，当务之急是满足户籍人口的教育需求。2018年起，东莞大力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提出“社保+居住证”满5年即可入户，“十三五”期间户籍人口增长68.9万；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人口集聚的虎门、塘厦、东城等地，有意落户者，往往是为子女在当地中高考，有二孩甚至三孩的教育刚需。东莞政府行事以“务实”著称，学校投建以普惠、经济、最大化扩容为原则，如虎门白沙小学扩建约1300个学位，每学位平均建设费用不到5万元，显著低于深圳10万元/每学位的均值。

松山湖是特例：作为东莞产业转型龙头，随着华为等高新企业入驻，其公办建设呈现高起点、高定位的鲜明取向。据财新了解，在全市教育财政投入已占财政收入1/4的紧张局面下，政府仍不吝为松山湖调动土地、编制指标，公办教师工资调高10%—15%。其中代表，当属松山湖未来学校：学校内设航天科普研学馆、AI智能博物馆、智慧农场等，并与华为、腾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教科院广泛合作，从硬件到软件，无不目指“标杆性”办学。

财政基础雄厚的深圳，则困扰于兑现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承诺。尽管政府收紧落户门槛、控制人口规模的趋势渐强，其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增长数仍远超规划；财新获知，提出建设深圳“教育民生高地”的龙岗区，至今仍面临学位“越建越渴”、5万余套市级保障性住房无配套学校的窘境。另一方面，在经济引力与房价筛选下，深圳高学历、高层次人才规模快速上升，也带来一批公认“教育质量要求高，维权意愿强”的家长，加大公办教育高标准建设和均衡布局的压力。

三地中，深圳人地矛盾最突出：深圳学生规模与北京相当，土地面积却只有北京八分之一。如龙岗区早在2016年就预警未利用土地只占全区土地的4.8%，严重挤压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财新走访深圳市龙岗区梧桐学校等公立校看到，一年级各班学生普遍超50人，最后一排学生桌椅已逼近教室后墙。人多地少下，深圳在普高阶段已着手建设类似“大学城”的“高中园”。

对比深莞，广州是惟一一所“十四五”规划新增公办基础教育学位低于“十三五”增量的城市，且有部分公办学位增量源自“民转公”。有接近政府的知情人称，除黄埔、增城、南沙等具经济或政策优势的新区外，越秀、荔湾等老城区已是“吃饭财政”，再难扩大教育支出。据《广州社会蓝皮书》，广州流动人口规模在珠三角居首，中低阶层占绝大多数；“政府在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也判断未来流动人口规模将持续降低，为这部分人建学校的意愿是很低的。”前述人士称。2019年后，广州已不再公开流动儿童相关数据。

不少学者在采访中点出了理念和现实的差距。“公共财政的基本伦理，一是公共服务要尽量覆盖到每一个人，二是如果第一条做不到，向弱势群体倾斜。”臧敦建说，但实践中，从城市发展角度，公共服务往往优先流向纳税能力更强的产业和人才。

据《羊城晚报》统计，2022年，广州有116所、占比近45%的民办小学都提高了学费。部分打工子弟学校，如黄埔东晖学校学费上调至9000元/学期，涨超155.0%，白云区江南明珠小学8000元/学期，涨幅122.2%。去年白云区有16所民小年收费不超过1万元，今年仅有4所；天河区则从7所下降至3所。

今年，3岁的孙女要上幼儿园，7岁的孙子继续上小学。奶奶阿云算了笔账：孙子的小学7000多元一学期，算上餐费和托管费，一年支出近2万元；孙女的幼儿园2000元每月，算上其他在校开销，一年也要1.5万元。加上阿云大病后的药费和检查费，就算孙子孙女的爸爸、妈妈、爷爷都在打工，还是“攒不下钱”。

因为上学贵，阿云一家已经发生了一次流动：最初，孙子和父母一起在黄埔南岗生活，幼升小时，附近收费最低的宏岗学校停办，而剩余学校学费猛涨；一家人一思量，索性将孙子送去了14公里以外的黄埔永和上学，让奶奶阿云从江西老家上广州租房陪读。每到周末，阿云要带着一对孙儿坐上1小时公交车向南，一家人才真正团聚。

同样考虑回乡的还有东莞的阿荣（化名）。受疫情影响，工厂订单锐减，阿荣和丈夫每月合计收入不过五六千元。今年，两个孩子一个要上初中，一个要上小学，即使有政府5000元/年的学位补贴，这个家庭仍然难以承担每年近3万元的教育开支。

在黄埔，7月上旬，首轮摇号结果刚出，落选的家长便围在东晖校长李霞的办公室：当初承诺能直升的学校，为什么突然学位不够了？“我们六年级有4个班学生毕业，其中接近100人要留下来，但上面给的计划只有一个班，这都是没预料到的。”李霞无奈地说道。今年，黄埔区9所民办初中，打工子弟生源为主的4所学校共5个班额，均参与摇号。

东莞、深圳也有不同幅度的动作。一名东莞厚街镇民校办学者告诉财新，今年4月底起，教育局要求镇街教育管理中心严格清查各小学、中学学位。深圳2020年修订《深圳市民办中小学设置标准》，将民办小学每班“45人以内”修改为“40人以内”，亦间接调减民办招生规模。

在中央明确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5%控比后，河南郸城县、鹿邑县等地，先后出现政府强制乡村民办校停招，上万名学生临时分流的局面。有河南前车之鉴，广东未见“一刀切关停”等激进手段，但对家长、对学校的限制已渐进展开。

“广东民校已进入倒计时。”深圳市宝安区冠华育才学校校长郭建平曾撰文预言。随着民办教育定位转变，自由、随意、无序发展的时代宣告结束，全面规范的政策导向下，低端打工子弟学校将成第一批被“优化”的学校。“广东有相当大比例的民校没有自主土地和校舍所有权，几乎全是以租赁形式办校的，或是租地自己违规建设办校的。这种情况，国家恐怕永远不会给予合法地位和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控比压力，广州11区2021—2023年计划建设的超50所新增学校中，仍有14所民办学校，其中，如华海双语学校（原“华师附中海珠双语学校”）、华万华附学校、增城暨实学校等，均为主打高端定位、名校基因、国际教学，年收费超5万元。

这正是民办教育未来“洗牌”趋势：从提供补充性教育到提供选择性教育；低质、同质学校退场，品质、特色学校留存。郭建平分析，民办学校要在困局下“柳暗花明又一村”，除了土地校舍硬件合规、在同类型民校中达到中端水准、有长期资金投入能力外，更需找到“差异化”的办学战略。

但不少受访的民校校长对未来发展颇为迷茫。“什么是特色？高端民办校可以做国际教育、做项目制教学，但一所普通的、招收打工子弟为主的学校有这样的能力和财力吗？除了升学，还有什么能证明实力？”东莞一名办学者问。更多办学者，正处于退与不退、得办且办的夹缝间：政策大势已定，但教育刚需仍存，“反正我只要有名额，就基本能收满学生，那能开一年是一年。”另一广州民校校长称。

“积分入学”是广州、深圳等地流动儿童进入公办教育最主要的渠道。因公办学位供需缺口巨大，通常仅20%—30%的随迁子女才能通过居住工作年限、纳税参保、技能学历等层层筛选标准进入公办。近年来，穗、深、莞积分入学规模均有扩大。据财新不完全统计，广州流动人口聚集的白云、花都、番禺分别较去年新增约1140个、480个、530个积分入学名额。

6月27日，虎门镇白沙小学。新一轮扩建工程下，白沙小学将新增29个课室，共计1305个学位。图：黄蕙昭但现实中，积分入学正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卷”。财新走访中，白云三元里、黄埔永和、番禺石岗等流动人口集聚的大村、大镇，附近公办校的积分入学线均出现明显上涨。成功让孩子积分读公办的冬雪（化名）告诉财新，她从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开始准备：连续六年的居住证、社保记录，十几个积分政策研究的微信群，为了“刷分”，冬雪献血、做志愿者，还发动丈夫考了职业技能证书，“就是为了能让一家人都留在这里”。

对做零工、做小生意的来粤人员而言，积分入学仍有不菲的隐形成本。社保是积分规则中最重要的一项。在广州，若无企业代缴，个人每月需缴纳1600元，一年合计近2万元；在个体户聚集的白云、番禺城中村，不少家长反映社保“太贵”“没缴”。

“可以确定的是，务工人员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筛选。”公益观察人士文溪（化名）分析，“希望留下的，要么得付出精力，靠稳定居住、稳定就业、以及学历能力等各种‘添头’在积分系统中胜出，要么得付出金钱，进贵价的民办学校，或花费六万到十几万元‘买公办学位’。”她关注到，如广州黄埔、白云，已开始要求家长报读民办学校时也提供居住证或租赁备案，“最流动的、低收入的家庭，将率先被排斥在外”。

财新走访发现，在公办学位计划增量全市最高、且率先实施公办学校十二年免费教育的广州南沙，“名校保卫战”仍未止息。今年，新建不久的广州执信中学南沙学校，就有上百名“有房有户”的家长因孩子不能就近入学而焦虑。一名家长反映，一家人2021年4月28日入户至天玺湾，和南沙执信仅一路之隔，但因执信招生计划仅270人，招生数量严重不足，110多名“人户一致”地段生的适龄儿童将要分流。

“我和妻子均要工作，要年逾70的父母亲代为接送，诸多不便，且增加老人家的负担和安全风险。”该家长在领导留言板上称。公示显示，能够对口入读该校小学一年级的最后一位户籍适龄儿童入户时间为2021年4月2日；而2021年4月之后在此买房入户的家长，都可能与近在咫尺的学校失之交臂，转而统筹到3.5—3.8公里外的其他小学。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1月，南沙区教育局已就南沙执信、南沙华附学校等多校发布学位预警。提及此事，家长陈乐（化名）仍有憋闷：“教育局发布完学位预警，就可撒手不管吗？4月后入户的就没有入学资格了，11月才预警，家长如何做好准备？如不是为了孩子上学，我们怎会到这么偏的地方买房呢？”

南沙执信风波下，地方媒体曾发表评论《未能入读南沙执信固然遗憾，但也要放下“名校”执念》，希望为家长的名校焦虑“降火”。但事实上，追捧名校的不仅仅是家长——面对未来五年，广东多地正喊出公办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口号，引进名校堪称最核心举措。

“黄埔区教育局领导提出过，黄埔公办教育想短期内快速发展，必须要有跨越式的渠道；他提出来几个理念，说我们办学校一定要傍大学、傍名校、傍教育部。”一名熟悉黄埔教育的知情人士称。

白云区亦有相似思路，该区教育局告诉财新，“十三五”以来，白云积极与省市高校、名校、教科研院所合作，通过新建、托管、合作办学等方式开办了20余所学校，引进包括广铁、省实、广大附中、广州六中等优质公办教育资源，同时与华师、广外、广东二师、广州市教研院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最受追捧者，当数广州“六大名校”（省实、华附、二中、执信、广雅、广附）、深圳“四大名校”（深中、深外、深实、深高）。据财新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内，广东实验中学分别在白云区布局省实云城、永平校区，在荔湾规划省实荔湾花地湾校区，并跨市到深圳建立省实深圳学校；执信中学在天河、增城、南沙、二沙岛分设四所新校。而深圳“四大”，更是密集“托管”了深圳深汕、坪山、光明和龙岗四大高中园。

高校亦展露出不小的积极性。以华南师范大学为例，仅最近两年，就有挂名“华师附”的黄埔实验学校、增江实验小学、增江学校、新塘学校、汇政双语学校、广州华万学校等不下六所新校启动招生，“华附联盟”成员学校已有40余所。此前少有合作办学的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今年仅在南沙，就一口气授牌了珠江学校、实验小学、东湾小学、麒麟小学四所公办学校。

新入局者还有各层级的教研院。顶着业内“事业单位究竟能否办好学校”等疑问，2021年，广东省教育研究院与黄埔区合作，挂牌成立广东省教研院黄埔实验学校；同年，广州市教育研究院与黄埔区教育局联合创办的广州实验中学也启动首届招生。

名校大幅扩张，但许多受访家长的教育焦虑仍存。“现在民办学校要摇号了，不能‘鸡娃’让孩子去优质民办，要上好的公办校，房产还是敲门砖。”广州家长王青（化名）说。

据财新了解，在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清退“公参民”学校后，“政府+名校+房地产商”的办学模式依然盛行。一所公办学校要获得华师大、北师大高校“授牌”，“管理费”可达500万元至5000万元不等；上述费用常由地产商以捐赠等形式抵达高校，而购房者常是最终买单人。黄埔、南沙多个“网红盘”，无不临近新设的公办名校，而地产商亦热衷于打出“家门口上好学”等宣传口号。

以喊出办“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中”的深圳中学为例：截至目前，深中已先后与龙岗区、南山区、坪山区、福田区、光明区、龙华区合作创办深中龙岗学校、深中南山创新学校、深中坪山创新学校、深中梅香学校、深中光明科学城学校等集团校。一深圳教育学者分析，随着2020年政策收紧，深中“小升初”选拔活动受严格限制，但仍存在竞赛、机构、校推等隐秘的点招渠道，“各区一个深中合作的初中，一大任务就是给深中输送优质生源，就把其他都抽空了。”

截至2021年，广州教育集团已达111个，深圳教育集团约30个。政策倡导者希望依靠集团化下师资、管理、教研共享，实现名校帮扶弱校、新校。但臧敦建直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个集团管理层级过多，幅度过大，信息传递效率降低；而牵头学校强化竞争优势，甚至挖走弱校生源、师资。

在田志磊看来，当家长学生深陷基于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军备竞赛”，“我们可以在公办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缩小校际差距，也可以管控民办学校的掐尖行为，或者限制学生参加课后补习，但无法同时达成这三者”。随着“双减”落地，民办教育规范力度加大，家长更可能“卷向”公办学校；而趁着政策东风，公办学校一批强校崛起，公办系统分化或难以避免。

约5年前，以王蓉为代表的学者，曾提出“教育拉丁美洲化”的担忧：即，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体系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当时，上海、杭州、南京已出现这样的趋势：最好的初中学校几乎已是民办的天下，家长中甚至流传“初中不读民办，大学就进民办”的说法。人们相信，此轮民办义务教育控比5%，连同清退“公参民”、公民同招等，正是旨在大幅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遏制“拉美化”趋势。

但两种矛盾仍然存在：其一，是政府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的瞄准偏差，即“扶富不扶贫”“扶强不扶弱”，这事关所有人、尤其是最弱势者“好上学”的愿望；其二，是教育需求分化与公共供给规范化的矛盾，即家长高质量、差异化、个性化要求愈难在保统一保基本的公办体系中广获满足，这事关所有人、尤其是中产者“上好学”的愿望。在广东，这个有着全国最大规模流动人口，和全国人才吸引力最强劲的地区，上述矛盾愈发突出。

曾调研过珠三角教育的田志磊，对区域教育生态有极深的印象：有收费低廉的打工子弟学校，有衡水式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也有精英化、收费极高的国际学校，面向各种阶层的教育需求。在他看来，其中，像东莞这样仍具包容度的教育供给体系，还可以“最大化地让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寻找到某些幸福感”，在当前社会结构下已实属不易。

“未来我们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呢？民办教育大幅萎缩，一些中低收入的外地人再难获得机会了；中高收入家庭，则转向公办教育为主，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大幅增加；而本地特别富裕的家庭，可能到小部分高端民校、国际学校去，接受比公办体系更灵活的教育。”他说。

长期关注流动儿童的韩嘉玲，一直对广东“把流动儿童抛给民办学校”的做法有质疑。但面对民办义务教育5%控比要求，她担忧更深：“把流动儿童抛给民办学校，就是把最弱势的群体教育给市场来解决，所以我对以民办教育来解决流动儿童教育的做法一直持保留态度。就读打工子弟学校是打工者必须自掏腰包付出昂贵学费下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是如果连打工子弟学校也没了，这些流动儿童会不会离开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呢？”

而每每参与地方教育部门座谈会，臧敦建常与政策研究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发生分歧。“政策研究部门往往到最后一条，一定会提抬高入学、落户门槛；我们作为第三方机构就反对，说好了的‘来了就是深圳人’呢？政府部门还是会强调，钱就这么多，提高门槛后都未必够。”

财政、人口、产业、教育政策，多重复杂因素作用缠绕下，人们仍难精确预测这场巨变后广东教育的面貌。亦有声音呼吁，在坚持教育改革公共性方向的同时，能否超越“民办—市场”与“公办—政府”的对立，探索覆盖面更广、机制更灵活、且财政兜底压力更小的道路？

臧敦建便提出：“政府要尽义务教育主要责任，不意味着政府要亲自包办，更不能排除其他主体。”他建议，可以协同社会资本和民间非营利组织，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委托管理等更灵活的形式。

田志磊则认为，可以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框架下，让公共财政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买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衡化；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引入社会资源，采取成本分担，并容忍差异。“公共教育投入的公共性将居于政策目标的中心，公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后对民办学校管制的原动力亦会减弱，拥有研发优势的教培机构也将在学校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