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夏天的母亲

发布日期: 2022-08-12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极昼工作室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上夜班, 苏州, 朝霞, 丈夫, 儿子, 块钱
涉及行业:电子/仪器/计算机, 制造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江苏省

相关议题: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 中高龄劳动者

  • 于素英是一位60岁的农民工,每天在苏州的一家电子厂里做垃圾分类的工作。
  • 她在高温下加班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住在一个城中村的小阁楼里,与两位同龄的工友共同生活。
  • 于素英和她的工友们经常捡垃圾,包括废锡渣等,以此来增加收入。
  • 于素英在工作中身体不适,回到家中后突然去世,儿子发现时已经来不及救治。
  • 王远龙作为劳工的儿子,也面临着生活困难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反抗和改善。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14小时夜班后又是一个寻常的傍晚。于素英在苏州城中村的小阁楼里醒来,洗把脸,下一把面条,放点西红柿。喝完后,提着自己的小皮包,去上夜班。她今年60岁,是一位农民工,在苏州的一家电子厂里打工。

5:40,310路公交车进站,她在家门口上了车,八站路后到了厂门口。天太热,她去食堂先歇了歇。6:50,准时打卡上班。

这是极为普通的一天,和于素英过去三年多在苏州的生活一样。她做垃圾分类的工作,电子厂生产电脑、手机产生的泡沫、塑料、纸箱等废弃物运到厂房,需要按不同种类分好。垃圾堆得和房顶一样高,于素英站在垃圾里,像一个小矮人。有时,工业垃圾里也混有工人扔的剩饭、方便面盒,夏天飘出剩饭发酵的气味。这活儿年轻人不爱干,厂房里共有9个长期工,都在60岁左右,除了于素英的儿子。

7月8日,苏州最高气温36℃。经理临时通知要加两小时的班,今年新调了工资,加一小时15块钱,之前是10块,于素英留下来加班。工作的地方是一个铁皮屋,屋顶五台大电扇,地上放着几箱冰块降暑。往年没有空调,今年新装了两台,昼夜不停开着,但还是热。干了一小时,于素英的后背就湿透了。

夜班上到10:30,工厂放了顿饭,于素英吃了碗麻辣烫、两个馒头。她带着1.5L的水杯,到半夜2点时,已经喝了两大杯水。凌晨4点左右,运料的车还没来,于素英把一个泡沫板放在地上,在电扇旁躺了20多分钟。

这是跟她一起上夜班的儿子王远龙后来回忆的。那几天连续高温,白天,他光着上身睡在租的房子里,吹着两个大风扇,窗户、门都打开,睡着了,一会儿就被热醒。身子黏腻,流汗的后背粘住了床上的凉席。一热醒,他就用凉水浇身子。一天要浇好几遍。

早上7点,连上了12个小时夜班,王远龙已经熬得两眼发红。加了一小时班后,他受不了了,背着包就要走。问妈妈“要不要一起?”于素英瞅了瞅同住的两名工友说:“她俩不走(下班),我也不走”。

她们都是江苏徐州人,都年过60岁,同出同住,在厂房里称“三姐妹”。于素英话少、不爱生气、总笑嘻嘻的。她有点龅牙,笑的时候,几颗门牙会凸出来。

那天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活多时,工厂会招一些日结工。那天,两个日结工装包,见他们忙不过来,于素英和“三姐妹”中的王朝霞过去帮忙,她们扯住包,日结工拿着棍把垃圾捅到里面。于素英身高1米7,130斤,剃着露出眉毛的短发,干活爽利,“比个大男人还能干”,王朝霞说,“她儿子都不如她”。

非要说有什么不寻常的话,就是7月9日早上,14个小时夜班临结束前,于素英向王朝霞挤挤眼,小声说“盒子里有渣滓”——刚来苏州工厂时,她们看到有人把垃圾里的废锡渣装在衣服口袋里,很疑惑,后来打听,这东西能卖100多块钱一斤。之后,她们也跟着偷偷捡废锡渣存起来。

每天早上下班时,于素英会在垃圾桶边转悠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捡回去。她捡过年轻女工丢的鞋子,“看着挺新的,拿到家里,用水泡泡”,王朝霞说,“三姐妹”都拾着穿。于素英还捡过别人扔掉的水杯。前几天,她捡回去了一张2米宽的凉席,拿给一起打工的儿子,王远龙反感她捡破烂儿,让她扔掉,她坚持把凉席留在了儿子的房间。

那天,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怎么着,于素英没有捡垃圾。王朝霞和另一个姐妹走在前面,于素英的速度慢了点,三个人一起坐公交车回到了住处。

他们住在一个城中村的阁楼上,一间房子被隔成了两间,“三姐妹”住一间,儿子王远龙住一间。于素英的那间,有两张兑在一起的床、一张桌子,几个从厂里拿回来的塑料箱,上面摞着被子,还有一台风扇,除此之外,没其他东西了。房租一个月300出头,三个人平摊。入夏后,房东说,一个月加50块钱,给装个空调,但为了省钱,她们没安。

当天,于素英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到儿子的房间打了地铺。她把捡的那张凉席对折,一双布鞋垫在凉席下当枕头,穿着暗红色的短袖、黑色裤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电扇直对着于素英吹,窗户是打开的。下午6点多,儿子王远龙醒来,喊了声“妈”,没人应声,“妈、妈……”他又连喊了几声,于素英还是没回答。

他走到于素英身边,一摸双腿冰凉、发硬,吓得眼泪啪啪往下掉,连忙按心脏,按了半个多小时,于素英没有任何反应。他拨通了在苏州的堂哥电话,说:“我妈咽气了”。

夜行动物7月9日前五天,苏州的最高气温都在36℃左右。中午2点多,王远龙被热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拿着盆跑出门,到自来水池旁,接了一盆水,浇了下身子。那时,他还听见于素英的打呼声。

早上提前下班回家,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于素英到家,刚躺下一会儿,就吐了。“要去医院不?”王远龙问。“没事儿,我睡一会儿就好了”,母亲答。平时,于素英除了吃点将血脂的药、吃点钙片,也没啥大毛病。王远龙没在意,转身又睡着了,他没想到这是和母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王远龙伸出胳膊,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小疙瘩落下的疤痕,他对工业垃圾过敏。于素英也过敏,王远龙一年要给她三、四瓶治过敏的药膏。

在苏州的生活,对王远龙来说,实在谈不上满意。住的房子不是方正的,他身高175cm,在小阁楼的最高处,可以站直,到了窗户,只能半弓着腰。有一天下班回来,他看到地板上都是水,原来夜里下雨了,阁楼漏雨。他气得给房东打电话,让对方立刻给换个房间睡觉。夏日的白天,阁楼很晒,他买了两台电扇,还总是被热醒。没有淋浴,需要洗澡,只能温点水在房间里擦擦身子。

对令人糟心的生活细节,王远龙会奋起反抗。一次,开车送废弃物的小伙子把垃圾倒了王远龙一身,他伸腿就给那人一脚。经理过来了,于素英赶紧陪礼道歉,解释儿子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这样了。

这里是于素英在苏州的第三个住处。来苏州打工第一天,下了白班,“三姐妹”提着大包小包,像盲人摸象一样,在陌生城市的黑夜里四处寻觅——本以为熟人介绍的工作,住处是安排好的,没想到要自己找房。终于在的一个工人宿舍里,找到了住处。七八个人一个房间,上下铺,一人一月交260块钱。

住了两年要拆迁,她们只得搬家。东西很少,几床被子,几个包袱,借一辆三轮车,一趟就拉完了。第二个家离工厂近,但一间房子1200块钱,三个人平分,她们嫌贵。两三个月后,又搬到了小阁楼。

在王远龙今年春天来苏州前,于素英是“三姐妹”一起搭伙吃饭的。800克的面条,4块钱一把,连囤十五把。上夜班前煮个鸡蛋,切点西红柿,下点面条,喝吧喝吧,就上班去了。夜里10点多,厂里管一顿饭,她们会多留一个馒头,等早上7点下了夜班,回到住处,烧个汤,炒个菜,又解决掉一顿饭。白天睡觉,中午一般不吃。

苏州的蔬菜贵,夏天的豆角都要六七块钱一斤。她们吃菜的原则是“啥便宜买啥”,最好是能不花钱。到了菜市场,只瞅不新鲜的菜买,还捡过别人掰下的莴笋叶子,薅过工厂地上长的野菜,拿回家,用水、面粉拌拌,放在笼布上,蒸着吃。

王远龙跟着吃了几天,两代人之间就互看不惯彼此了。“锅也要买两个,一个炒菜,一个电饭煲用来蒸米”,王朝霞说王远龙只吃好菜,“不受这个罪”。而于素英的观点和她一样——打工是“要饭的生意”, “你出来就是赚钱的,要啥好呢?”

今年春天,因为疫情,公交车停了一阵,每天要步行一个半小时去上班,王远龙要买个电瓶车,于素英不让。她的生活哲学是能不花就不花,尽可能多地把挣的钱都带回家。

生活对于素英来说,似乎没什么是不可忍受或需要反抗的。以前在上海一家饭店的后厨打工时,王远龙每次给她打电话,她总说自己过得很好,“不累,住的地方可以洗澡,还有空调”。王远龙搬来苏州之后,再也不许母亲去菜市场捡菜叶子。于素英想让儿子吃好,“三姐妹”只好拆火了,她和儿子单吃。

工厂没和她们签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一天的工资是160块钱,今年之前,是140块钱。“三姐妹”每天都想把这一百多块钱赚到手里,一个月,她们常连续上夜班,不休息一天。

上夜班专有拉车的工人,不需要抬重物,活儿轻巧点。在苏州的三年多,于素英几乎成了夜行动物。今年受疫情影响,厂里订单少了,常常做五休二,她的工作强度比起往年其实还降低了。

来这之前,于素英在上海打工了六年,王朝霞在昆山的工厂。一次,王朝霞去上海玩,遇到了于素英。于素英说:“咱们去苏州吧,我侄子能介绍活儿”。王朝霞爽快地说:“行,走啊”。

2019年,过了春节,三个60岁上下的女人搭上了从老家去徐州的公交车。从苏北坐夜班火车,第二天早上来到了苏州。她们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却有着很高的热情。下了火车,直接到厂子,就要上班。经理劝她们休息一天,她们说:“我们不累”。

循环王远龙早已习惯了母亲对生活的顺从。父亲还活着时,两人吵架,父亲打她一拳,她坐着不动弹。本来话就少,生气时,更沉默。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的形象不是在弯腰,就是在下蹲。之前,家里种着十几亩的苹果树和梨树。夏天,在灼烫的阳光下,于素英和丈夫钻进深深的果园,蹲着套果套、打农药,或是半蹲着,挪着脚步捡落果。

秋天还是蹲着,把苹果、梨放在木头箱子里,库存起来,等到冬天卖给果商。装水果的木头箱子四十多斤,都是她和丈夫弯腰搬起来,六个箱子摞起来有两米高,需要踩着小板凳,才能摞好。在于素英的村里,女人们一般也臂力很强。

于素英的家和生活就在一次次的弯腰中构筑了起来。刚结婚时,她和丈夫只有几间旧瓦屋、两亩多地。十多年前,他们花了两三万块钱,给大儿子建了新平房,出了彩礼,给他娶了媳妇。

七月的苏北天空很高,蓝且干净。于素英的家乡在徐州丰县,村子在江苏省边缘,几里路外就是安徽。王远龙骑着电瓶车行驶在新修的水泥路上,指着路旁一条长河说:“之前这里是我们家的地”。几年前说要挖河,征用土地,家里现在只剩下两亩多地。每年年底,他会收到两万块钱左右的补偿。

王远龙的房子在村西头,二层小楼,房顶吊着大大的水晶灯,中间坠着一点红,白色的墙面已经掉皮。他今年34岁,皮肤黝黑,下嘴唇厚厚的,有一些斑点。和母亲一样,话也不多,问一句答一句,咬字有点含混不清。

初中没毕业,王远龙就去上了技校,做过汽修工,当过保安,在家里种过地。于素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两个小孩了,王远龙至今还未成家,以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前两年,于素英的丈夫去世了,王远龙一个人在家,于素英担心他吃不好、喝不好,就让他一起去苏州打工,好照顾他。

大儿子结婚之后,于素英就和丈夫操办给小儿子娶媳妇,这时,娶媳妇的标配已从平房变成了楼房。他们花了十多万给王远龙盖了楼,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一年年拖下去,适龄的女孩越来越少,彩礼也水涨船高。这几年,在王远龙的老家,男性结婚不仅要建楼、买车,还要拿三十万的彩礼。结婚的成本要60万左右。

我见过的所有当地人都在向我讲述为孩子成家的意义,这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任务”,完不成,“死都不能合眼”。这种观念也深深种在于素英的脑子里,像一种“真理”——娶不上媳妇是丢脸的,是失败的体现。但60万对农民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很多父母不得不找所有的亲戚借钱,甚至想办法贷款,再打工还债。

于素英也陷入这样的循环。种地的收入微薄,去年,她家收了几千钱斤梨,迟迟没有货商来收,梨子搁坏了,黑水淌得满屋都是。即便收购也很便宜,很难超过一块钱一斤。

而一个梨从梨树开花到换成人民币,一路上还要经历很多风险。有一年,授过花粉后,突然来了一股寒潮,村子里很多家的梨子没结果。大雨、冰雹、病菌……都是偷走收成的贼。

李存民今年65岁,和于素英一起打过工,也是老乡。“白搭,一年一年的。”这个种了几十年地的老农民语气里尽是失望。去年大雨,苹果树、梨树淹死了很多棵。因此,尽管做超龄农民工,不签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但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有保障的生活,“最起码见月来钱。”

孩子结婚早,已不需李存民操心,但他和老伴儿想为自己存点养老钱,晚年不拖孩子的后腿。总之,好像到什么时候,劳作都是无法停止的。当地农民对自己的命运有着透彻的理解,他们常说两句口头语——“挣命地干”“活着干,死了算”。

地被征走之后,于素英开始进城打工,丈夫在家料理果树。两年前的夏天,于素英的丈夫在套果套时,心肌梗塞犯了,送到县城的医院,半包吊水没打完,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丈夫生前性格火爆,于素英性子温吞,但在过日子这件事上,他们都好强 。几十年的老邻居说他们 “恨家不起”,过日子总不想落于人后。

短暂的农闲日子里,于素英也见缝插针地赚钱,不肯浪费一天。40多岁的时候,麦子收了之后,她和村里女人一起去山东剜蒜。带一个小小的包袱,装几件换洗衣裳,就走。一张大通铺上睡几十个人。铺盖、被子是共用的,睡一晚付2块钱。

在一望无际的绿色蒜田里,她还是弯着腰,拿小铲把一颗颗蒜剜出来。剜一天,收入20多块,于素英没有抱怨,有的只是满足和高兴。在自己老家,包装水果,一整天才挣10块钱。每攒够1000块钱,于素英就把钱存到银行。

“要不是为了我结婚,她不可能拼命地挣钱”,小儿子王远龙说。丈夫走后,于素英也不忘自己的任务。在苏州,她总叮嘱王远龙“少花点钱”。见她发愁,王远龙安慰她,“说个二婚的也行,(彩礼)只要十多万”。

她赚的每一分钱都打进一张银行卡里,这是丈夫生前专门为小儿子结婚存钱办的卡。为了防止王远龙乱花,丈夫走后,卡交给了大儿子保管。

几公里的世界对于自己的生活,于素英本有自己的打算。四年前,村里危房改造,她和丈夫的老房扒了,政府补贴了三万块多钱。他们拿着钱盖了三间平房,花了几百块买了两扇二手大门,装新大门要好几千块,两夫妻不舍得。原计划小儿子结婚后,二人搬出来,单独住。没想到新房子一天没住上,两人都撒手人寰了。

“谁知道她寿命咋能这么短呢”,王朝霞觉得于素英离开得实在太突然,此前不知道她有任何疾病。在苏州,她们睡在一起,有时睡醒,她会捏捏于素英的鼻子、脸,逗逗她。“你捏我干啥?”于素英不喜玩闹,但面对王朝霞的“招惹”,她也不恼,只嚷一声。

7月10日,凌晨1:40左右,警车停在了小区外面,没惊动阁楼里的其他人。王远龙只掉眼泪,没哭出声,那个夜晚很安静。“三姐妹”中的王朝霞和另一个同伴要加班,早早地出门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于素英去世的消息。

凌晨三点左右,殡仪馆的车把于素英的遗体拉走了。法医鉴定,于素英是自然死亡。在这个酷热的夏天,于素英没能从死亡诅咒里幸免。她连“热射病”都算不上,法医推断她的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多,六点多被发现时,已无法再送医院,没有病理诊断。

据八点健闻报道,“热射病”是高温死亡风险最极端的体现。然而,高温带来的不仅是“热射病”,在看不见的地方,热浪下死于心血管病、肾脏疾病、交通事故和暴力事件、猫狗攻击的人也在变多。“天气预报天天播,大家还是该干嘛干嘛,不把热当回事。如果是‘热射病’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心脏病爆发、猝死,那真的是不明不白的。”一位气象从业者感慨。

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体力劳动者是高温下最为脆弱的人群。于素英所在工厂认为她死在出租房里,不属于工厂责任,出于人道主义,给了不到三万块的赔偿。

生活中,即便是“三姐妹”也没感觉到有过于素英特别开心,或特别难过的时刻。她似乎没啥爱好,在老家时,丈夫偶尔打打牌,于素英不会打,也不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跳跳舞或去信基督教。不下雨时,上地干活。干活回来,吃过晚饭,站在屋外和人拉拉呱,然后回家睡觉。“她就喜欢干活”, 王朝霞说。

在老家,她的脚被拴在了土地上,到了城里,活动范围常常以赚钱的地点为圆心,只往外辐射几公里。在苏州,于素英没去过市区。她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工厂——住处、工厂——住处……睁眼干活,闭眼睡觉,如此重复三年。

唯一出去玩是在来苏州的第一年,“三姐妹”一起去工厂附近山上的一座庙参观了下。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山脚,于素英却不小心踩到了塑料纸,摔了一跤,她说,腰疼,没往上爬,在山下坐着等。之后,王朝霞又去过两次,但于素英再也不愿去了。于素英一直用老年机,休息时,偶尔用儿子的手机看看抖音。

“没有啥话说”,王朝霞说。她们在一块除了聊聊去山东打工、在老家的事,你爱吃点啥菜,地里种了啥菜,之间就没有更多的话了。

聊天也需要材料,没吃过、看过、玩过,能聊什么呢?王远龙见过母亲最健谈的时刻就是和哥哥打电话,“能拉十多分钟”。王远龙哥哥的孩子上小学后,就和妈妈一起去姥姥家住了,和于素英两口子不亲,“奶奶”都很少喊,于素英心里难受,常买好吃的送去,但她不会像其他老太太一样,“乖乖”“儿”地喊着哄孩子。

最近,王远龙老家客厅的地上,多了一个暗红色的相框,上面绑着黑花,是于素英的遗像,和丈夫的并排放着。在王远龙手机里留着母亲的一张照片:于素英戴着红色鸭舌帽、系着花围裙,双手掐腰,站在厂房的垃圾堆里。这是于素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像素很低,看不清五官,她的遗像是身份证号上的照片。

当地有习俗,人死后,生前的东西要全扔掉。于素英在老家住过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两床破棉絮、一张没有抽屉的桌子,一台二十年前买的大头电视机和一个掉了盖的红木箱子,这就是这个女人在世界留下的微弱痕迹了。她的遗体在苏州火化后,骨灰被儿子捧回了老家,葬在了果园里,和她的土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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