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地逐步“退场”的超龄农民工

日结工市场总会醒得更早一些，凌晨5点，招工中介的吆喝声是最响的闹钟。十字路口两旁，聚满了来“蹲活”的农民工。

60岁的姜兴申也混在人群里，花白的鬓角半掩在褪色的迷彩帽下。从泥瓦匠变成“给泥瓦匠打下手”，这个“候鸟”农民工渐渐懂得，年龄和工种，早已被用工市场暗自区分好价格。他浑身有膀子力气，可以和同龄的老乡们在工地做“小工”，干点儿杂活。

但如今，“门槛”似乎更高了。一个月前，全国多地陆续发文，要求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相关建筑工地明确不得招收“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并以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来规范用工。

事实上，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超龄农民工群体安全的考量。以上海为例，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该市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

告别建筑工地后，像姜兴申这样的超龄农民工该怎样转型，收入、养老如何保障，已经成为一道现实课题并引起决策层关注。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建议，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同时，落实落细农村养老服务，积极开发村镇公益性岗位，促进返乡农民工社会参与、带动增加收入，解除超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清晨，马驹桥商业街，天未亮透，十字路口两旁已经聚集了三四百人。他们是来找日结工作的农民工。红绿灯规律地交替变换着，招工的中介急匆匆地穿梭在马路两边。

“药厂药厂，男女都要，180（元）一天。”一辆白色的大巴车停在路边，车灯照亮了斑马线。话音刚落，招工的小伙便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一名头发花白的农民工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开口便问，“年龄有要求吗？”小伙瞥了他一眼：“年纪太大了，不要。”

一位年轻的女工登记完信息，也问了相同的问题，“你们招工的年龄上限是多少？我妈行不行？”招工小伙问，“她多大年纪？”“60岁。”周围传来一阵低笑声。

姜兴申坐在不远处的石墩上。他今年正好60岁，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并没有上前凑热闹。这天他4点多起床，从出租屋步行到马驹桥商业街，正好赶上5点的招工高峰期。半个小时里，他在十字路口来回走了好几趟，偶尔跟别人搭讪几句。

▲4月12日早上7点半，身穿迷彩服的姜兴申和一些同样在“蹲活”的人在马路边闲谈。 新京报实习生 汤赛坤 摄

这个来自吉林的农民像一只候鸟。春种秋收，他记挂着老家那二十亩地的苞米和果树，农闲时，则“飞”到全国各地，打打零工。年轻的时候，姜兴申是一名泥瓦匠，砌墙抹灰，干活麻利。后来年纪大了，他做“小工”，为泥瓦匠打下手。

“我想找个日结的活儿，每天挣200块钱，工期不要太长。”姜兴申嘀咕着，站了起来，往人群中挤去，加了中介的微信。眼下正是春耕时节，他想等着长春疫情过了，就回乡种地。

没过多久，穿着橙色工服的清洁工来了，挥着扫帚，在等待工作的人群中扫出一条流动的通道。十字路口两旁等待的人越来越少，汽车发动机声渐渐取代了吆喝交谈声。公交车缓缓停靠在路边，车窗上贴着打盹儿的上班族。

朝阳升起，年轻人踩着共享单车一晃而过，周围商铺铁门依次被拉开。十字路口两旁，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人，衣着朴素，帽檐下是藏不住的白发。

七点二十分，姜兴申看了眼手机，今天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决定回出租屋。刚巧老家的亲戚打来视频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去种地。二人商议着，如果月底能回老家，就回去种地，如果还回不去，就请邻居帮忙打理。

从十字路口步行十来分钟，穿过马驹桥商业街，姜兴申拐进了一条小巷子。陈旧的路面坑坑洼洼，上了年头的低矮楼房和平房野蛮地长在两旁，头顶的电线交错着切割天空。

进门后，姜兴申脱下迷彩外套，戴上老花镜，开始缝补衣服。今天没活儿，他打算去吕福林家喝点儿小酒，走路几分钟就能到。去年春耕结束后，就是这位老乡招呼他来外省打工。

吕福林今年61岁，黑发染了有段日子，根部又冒出一大截白茬。他笑着解释，“我们这个年纪染发，不是图好看，就想着找工作容易些。”

这个“家”更有东北味儿，窗上挂着大豆，墙上贴着年画，桌上的塑料瓶里插着路边采来的紫丁香。吕福林支起一张桌子，端上刚蒸好的东北米饭，从冰箱里拿出一根大葱，蘸上酱，一口下去就是家乡的味道。

开了一瓶二锅头，他们侃起走南闯北的故事。年轻的时候，吕福林在东北跑运输，一趟能挣三四千元。后来，他又去哈尔滨待了近二十年，既种树，也卖树苗。2017年，他南下，开始跟着建筑队打零工。一晃三年，靠着踏实和诚信，吕福林在马驹桥赢得了口碑，“人家觉得我这老头儿，嘿，干活还真行！”

姜兴申接过话茬，聊起两人当年安装吊篮的经历，那是他们干过最累的活儿。吊篮由钢丝绳、安全绳、配重、钢梁等部分构成，通常由工人们将材料放入铁槽，再用吊车运送到楼顶进行组装，但有些小区吊车开不进去，需要人工搬到楼顶。他们曾双手各提一块50斤的配重块，爬上27楼，15分钟能跑完一个来回。

“没想到吧，我们有这样的力气和耐心。”姜兴申语调变高，带着些许自豪。不过花甲之年的他，现在更多的是做做“小工”和绿化的活计。两人的妻子也是如此，最近正做着垃圾分拣的工作。

跟姜兴申一样，李建国这天也没等到合适的工作，但他没有那么担忧。作为有技术的“大工”，他和其他瓦工、电焊工和抹灰工一起，每天聚集在马驹桥商业街十字路口南边。

如果不问年纪，很难相信李建国是个63岁的人，“这里应该没有比我更老的‘大工’了。”他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迷彩服和牛仔裤，和大多数同行一样，挎着印有“安全生产”字样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面装着铲子、锤子、尺子和切割机等工具。

靠着砌墙抹灰的手艺，李建国供儿子念完大学。如今，儿子早已是某知名大学的教师，但他仍旧闲不住，总想着找点活儿干，给孩子们减轻一下负担。两三年前，他开始出省务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做长期工，每天能挣四五百元。后来年纪超过了60岁，一些工地不要老龄工人，他才来零工市场找日结的工作。

上个月，一个熟识的包工头找上了他，说有个建筑工地需要砌墙的“大工”。他们三年前合作过，彼此信得过。李建国准备了核酸证明、健康码和工商银行卡，工地负责人却临时告知，“超过60岁的，不要了。”他也不恼，觉得凭借着好手艺，自己还是能在市场上找到活儿。

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北襄阳，包工头秦怀林正在为“招工难”发愁。按照他的经验，建筑工地的活又脏又累，工作时间长，年轻人都不大愿意干，而且他们预想的工资也比较高，工地往往开不起。

此前多年，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基本都是中老年农民工。近年来，根据湖北省住建厅的相关文件要求，湖北多地出台政策，“禁止以任何形式招录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秦怀林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工地的管理越来越规范，对年龄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招到工人后，既要上传身份证信息，出入工地还要进行人脸识别。不仅如此，一些企业还会隔几天抽查现场工作人员的身份证，一旦发现超龄人员，立即予以辞退。

事实上，我国农民工老龄化问题正日益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农民工人口总量28560万人，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

据秦怀林观察，目前在当地的建筑行业中，很少有超过60岁的农民工，但老龄化趋势仍十分明显，80%左右的农民工都在50岁以上。在他的工地上，几乎没有“80后”的身影，基本都是“60后”和“70后”，“等这批人老了，年轻人又不愿意做，以后的工作谁来干？”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发布明文政策，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的用工年龄管理。“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的高发易发区域”，这是部分“建筑业清退令”中提到的政策出台原因。

而这类政策的推出，是基于相关数据的支撑：2018年，上海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为1%。

在刷短视频时，姜兴申也看到了关于“清退令”的新闻，对于这一政策，他表示理解。在他看来，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有心脑血管疾病，从事强度太大的工作容易发生意外，用人单位也会相应承担更大的风险。“以前我们工地有人出了意外，至少得赔二三十万，小老板一年也就挣一二十万，赔不起。”

出于安全考虑，秦怀林在招工时也格外小心，“患病的，超龄的，我们肯定不敢用。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我这几年就是在给他打工。”他说，除了规定之外，年纪太大的农民工也不好购买意外保险，特别是高空作业的工种，“保险公司不肯卖。”

“现在只要超过退休年龄，国家的政策就是不予确认劳动关系。”据律师陈星介绍，目前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一般是指男性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年满五十周岁，同时还需要连续工龄满十年。

陈星所在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是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专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从业16年，陈星也一直在跟农民工打交道，包括刑事辩护，解决工伤劳动争议、建筑劳务纠纷等。

在陈星看来，建筑业本身就是风险系数较高的行业，如果超龄农民工在工地上发生意外，应由用工主体来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但依据哪些条例进行认证，仍存在争议——有些判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有些判决则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两者适用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赔偿不讲究过错，后者需要考虑农民工是否存在过错。”陈星进一步解释道，假设一位农民工在工地发生意外，按照工伤条例赔偿，雇主应承担100%的责任；但如果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还得考虑农民工是否存在过错，例如有没有戴安全帽、系安全绳等，“可能雇主承担80%的责任，农民工承担20%的责任。”

不仅如此，超龄农民工如果发生意外，他们能拿到的赔偿也相对较少。陈星举例道，“以人身损害赔偿途径来说，如果60岁以下的农民工因工作受害死亡，会按照他20年的收入进行赔偿；如果他的年龄超过60岁，则会按照超过一岁减一年的收入标准进行赔偿。”

但同时，陈星表示，建筑工地发生事故的概率高低，也不能只看从业人员的年龄大小。在他代理的工伤案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新手不熟练而造成的受伤。因此，在他看来，提高工地安全性，不一定非得清退超龄农民工，还可以通过加强安全保障、规范相关管理措施，以及引导他们转型到安全系数更高的服务性、辅助型岗位，进行精细化管理。同时，清退工作也要做好困难帮扶，加强低保覆盖面。

在与超龄农民工打交道时，陈星时常想起自己七十多岁的母亲。他的母亲除了在老家种地以外，还会帮一些小作坊加工鞋垫，去年因脊椎骨折才放弃这份工作。“我母亲虽然年纪大了，手头也不紧张，但就是想通过劳动体现自己的价值，社会也应该给这些老年人工作的机会。”

傍晚，日头从街道的另一端落去，马驹桥商业街的十字路口再次热闹了起来。前来招工的中介吆喝着，“夜班夜班，210（元）一晚。”

58岁的杨朝山倚着路边的防护栏，不时往两边看去。他身上军绿色的外套慢慢融进夜色，醒目的油漆点爬满鞋子和裤脚。这个钟点的应聘者比清晨要少很多，“有活就干，能挣就挣。”

30岁那年，这位来自河南的农民意外受伤，视力受损，农闲之余，只能干干“小工”、绿化、保安等杂活。他算了一下，按照国家政策，满60岁后，自己每个月能领到100多元的养老金。不过他闲不住，希望能多赚点儿钱，帮衬一下做小买卖的二儿子。

杨朝山这群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赵耀辉的研究课题之一。她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组负责人，后者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的一个大型跨学科调查项目，旨在收集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应对政策的拟定。自2011年以来，该项目的全国基线调查已覆盖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

CHARLS项目调查发现，根据2018年数据，在我国50岁以上人群中，城镇居民的退休率为63.4%，农村居民为31.1%。在养老保险方面，约76.9%的城镇居民有职工养老金，其中政府养老金中位数为每月4000元，企业养老金中位数为每月2500元；而在农村，可以享受该养老金的比例只有6.3%。82.2%的农村居民有居民养老金，其中绝大部分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位数金额为每月100元。

据赵耀辉观察，像杨朝山这样的候鸟型农民工，在上世纪90年代很常见，而如今更多的是在城市专职打工的农民工。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制造业比例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更多年轻的农民工选择进入快递和外卖等服务行业，留在建筑业等传统行业的农民工呈现老龄化的特征。

在赵耀辉看来，“清退令”会给其中一些技术型超龄农民工带来影响。她举例道，有些农民工干了一辈子砌墙抹灰的工作，如果转到一个新的行业，可能他们并不具备新行业所需的技能，“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提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赵耀辉认为，从生理上来讲，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对老年人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现在很多六七十岁的人仍然精力充沛。因此，她建议，政府可以促进用人单位改进安全管理工作，增加更多针对超龄农民工的保护性措施。

同时，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建议，将社保的社会统筹部分金额与缴纳地解绑，企业与个人缴纳费用均纳入社保权益转移接续范围，实现“钱随人走”，以支持更多灵活就业群体纳入高保障的社保体系之内。另一方面，要落实落细农村养老服务，积极开发村镇公益性岗位，促进返乡农民工社会参与、带动增加收入，解除超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眼下，姜兴申和吕福林也有自己的盘算。半瓶二锅头下肚，老哥俩聊起了未来的计划。姜兴申想先趁着春耕回趟老家，等到冬天再出来找活儿，吕福林则计划月底去内蒙古种树，重拾“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