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工作,我在北京摆地摊 | 谷雨

发布日期: 2022-09-08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去摆摊, 市集, 阿鸦, 咖啡, 北京, 朋友
涉及行业:服务业, 批发/零售
涉及职业:摊贩/店主/小业主
地点: 北京市

相关议题:青年失业, 失业

  • 在北京,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摆摊,成为一道新的城市景观。
  • 一部分年轻人选择摆摊,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
  • 摆摊对于失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劳动的快乐,能够释放压力。
  • 今年夏天决心去摆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太多理由促使人们去摆摊,包括工作节奏太快或太慢,现实生活过于枯燥等。
  • 摆摊的人们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想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对生活的反抗。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这是《附近》栏目的第十篇。读者朋友们是否注意到,这个夏天,就在我们的附近,在城市的街边巷尾,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摆摊,可能是兴之所至的兼职之举,也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全职行动。太阳还没落山,年轻人就支起小摊,挂出小灯泡,卖饮料、咖啡、五颜六色的小饰品,可能走几步就能碰到,成为一道新的城市景观。

当然,所谓摆摊,怎么都不算一件新鲜事,小商小贩,支摊设点打游击,十年前有,五十年前有,一百年前也有,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当我们加以讨论,其实说的是在当下,一部分本来不会去摆摊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古老的行当,这当然有整体经济的因素,但也有更多的理由。

本文中,“我”和朋友们选择去摆摊,金钱的考量只占其中一部分,他们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一场并不激烈的反抗,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虽然现实永远坚固,但重要的是,年轻人依然获得了一些让他们珍视的东西。

今年北京疫情的时候,也许是日子实在太无聊了,也许想做点事情来转移“被困在北京”的注意力,我那段时间时常被一些奇怪的户外工作吸引,如果要总结的话,应该是一份在户外的、能见到人的、乱七八糟的、不用动脑子的、全无意义感的工作。

摆摊听起来就不错,想想就很拉风,可以光明正大在户外待着。北京的疫情消停后,和我一起摆摊的是我的朋友楚姐,她本来是一个科学编辑,因为在居家办公期间偷偷回了趟老家,她失去了工作。

这个失业理由有些过于荒唐,或许楚姐失业也有别的原因,但这不重要,我在楚姐被裁的同一时间辞职了。我原来在媒体行业工作,对之的想象是非常辽阔的,但怎么突然有一天我就得被困在家里不停打电话呢,我的精神变得奇差无比,常常电话接通着,我不知道应该问什么,也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

有一天深夜我和楚姐,还有几个朋友出门散步,偶遇了一个招牌已经被撤掉的门面,但上面留下的钉子和锈印还非常明显,这里是“XX人才市场”,那个场景非常魔幻,我们合了一张影。一个月之后,合照里的五个人,就只剩下一个人还在为北京的GDP发光发热。我们常聚会的一个微信群里有9个人,突然也只剩下一个人还在工作。一位电影行业的朋友在今年决定辞职去留学,一位朋友从上海来北京玩,就再也没能回去,在朋友家的沙发上睡了两个月,终于开始找新工作;还有一个朋友遭遇了项目被砍,部门倒闭,集体被裁,过去几年里,她的每一份工作几乎都是这样结束的;另外的一些朋友则在不同的时间决定去打零工,或者直接在家躺平。去年,今年,失去工作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

我们决定去卖咖啡。楚姐家有非常齐全的咖啡设备,五月份的时候,我经常无所事事地游荡,从东五环外一直游荡到鼓楼附近她的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她给我煮一杯咖啡,聊会儿天,我再坐两个小时的夜班公交回家。我们最早开始有点摆摊的想法的时候,她就开始在手冲的基础上添置瓦斯炉和魔改壶,那个像黑色砖头一样的玩意儿可以直接靠人手的压力萃取咖啡,这解决了户外电源的问题。

真正出摊的那天非常仓促,冰块供应商突然打来电话,说下午会有两袋冰块送过来,我们想了一下,也没有别的特别需要准备的,就决定出摊了。只卖冰美式、Dirty和手标奶茶。

支摊儿的那个时刻我有过几秒的紧张。过去人生好像所有的行为都是遵循着“有意义”这一原则,实习要是有意义的(绝不把寒暑假的时间浪费在端盘子这种事情上)、学技能要是有用的、找工作也要找意义感更强的,意义感甚至压倒金钱上的回报,也优先于快乐。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在当时,我突然发现意义感好容易跟着生活一起被毁坏,有一天你什么也不想得到,只想去摆摊,唯一的心愿是想拥有一张在户外的桌子。

晚上卖咖啡这件事遭到了朋友们的嘲笑,“谁大晚上喝咖啡”。但确实是有的。第一个来的客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当时只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了我们摊一眼,他问“这个做起来快吗?”这样问的原因是他急着回去加班,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晚上买一杯冰美式。

那天看着来往的人流,我吆喝的方式简单又朴素,直勾勾地盯着一个目标喊“喝一杯吗”,我相信这种看准目标的叫卖要比一直随便吆喝有效,有些人还蛮讲礼貌的,会回复我不用了谢谢之类的,也有人头也不回,而且你能感觉到ta那一刻或许在想,“千万别跟我说话”。

天色暗下去之后,我们有过一个进账小高峰,不插电美式吸引了很多路人的注意,有一个时刻同时有三四个人点了冰美式,他们愿意等待,然后在咖啡制作的时候默默拍了一个视频。楚姐后来回忆那个时刻,跟我感慨了一番“劳动的快乐”,做惯了用脑子的工作,真的很需要体力活来释压。

那天晚上最终的流水是十杯咖啡,营业额百来块钱,虽然不多,这足够让我们高兴一晚上了,这可是实打实靠劳动换来的呢。为了犒劳自己,我们决定去喝酒,走进酒馆翻开菜单的时候我发现,那天晚上的营业额只够两杯精酿啤酒的价格,听起来如此败家,突然没有那么快乐了。

最初对摆摊这件事有印象,是2020年疫情初起时,社交媒体上都在强调“地摊经济”,之后疫情趋于平缓,但想摆摊的人并没有消失,反而有一种越来越多的趋势。去年我在福建的一个小县城出差,发现县城中心的广场上已经被摆摊的全占上了,一对做指甲的夫妻告诉我,他们结婚后从市区回到县城,发现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就干脆自己出来摆摊了。还有一位刚读完高中的女生,她不打算再继续念书了,但也不想去打工。她非常真诚地问我,能不能给她的摆摊计划提出一些建议,她想研究什么东西好卖,在她天天刷的社交平台上,最火的摊位是用后备箱卖提拉米苏,和去小学门口卖可爱的袜子。

这个夏天决心去摆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按照我以前的工作习惯,我可能应该去找一些数据来证明这件事,但现在眼睛看到的东西就说明了一切。摊儿无处不在,我有一次回湖南正巧赶上我的朋友要去摆摊,有一个客人来开了单,还跟她聊了半天,最后发现那位客人之所以有热情地聊了这么久,只是想来考察摆摊这件事的可行性。

有太多理由促使人们去摆摊,人们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积累了太多不满,工作节奏太快或太慢,现实生活过于枯燥,疫情之前积累的快乐消失了,又或者单纯想增加一点赚钱的满足感,除了我之外,我认识的许多摊主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卖饰品的Elmo在摆摊过程中,还认识了一个摊主,因为碰了网贷和期权欠下两百多万而来摆摊,所有人都告诉他,摆摊还债不现实,但Elmo理解他,摆摊或许帮不了太多,但人不至于陷入完全的绝望。

Elmo在北京摆摊两个月,发现所有的摊主都特别新,“经验最丰富、最老道的那批摊主也才摆摊摆了半年”。Elmo最初想去摆摊的时候,正好处在一个换工作的休息期,从上班第一天起,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这玩意儿绝对不能影响我的生活”,但这么多年,没有一份工作能够符合这个标准,一直到今天,原来高强度的工作还给他留下一些后遗症,前阵子,他患上了突发性耳聋。

他原来在金融行业工作,公司提供一切福利,包括公租房,员工只需要安心上班和加班就行,他干了几年才意识到,这样的工作更适合刚来北京、还没有什么朋友和活动的年轻人,但他家就在北京,下班之后,他总想回家干自己的事情。

疫情一来,完全瓦解了Elmo原来所有的娱乐活动,KTV和酒吧都关了,在这种时刻,他即使拥有十个吃喝玩乐主题微信群也无可奈何。Elmo无处可去,无法出京的日子,同事们、朋友们跑去北京的郊区露营,徒步,也靠逛商场打发日子,但这一切对于Elmo来说都太无聊了,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城市的角角落落都早已经去遍,没有任何新鲜感。

没有事情可做的日子里,他每晚都靠安眠药入睡,醒着的时候,他听歌刷手机,但这样陷入更糟糕的情绪里,连听一首舒缓的歌也会让他对着朋友大喊“我又破防了!”就是这种时刻,他在小红书上刷到摆摊的帖子:卖点五颜六色的小东西,招揽游来荡去的顾客,一副热闹的景象,只要点进去一条,算法就会给他推荐更多。他想,有事情可以干了。

Elmo开着他的车去摆摊,后备箱一打开,再支一张桌子,卖东西的地方一下子就宽敞起来。一些更有经验的摊主会说,食品饮料是最赚钱的,但Elmo白天要上班,没有更多时间去准备原料,所以他卖的都是不怎么需要加工的东西,比如饰品,进货过来就能卖,最省事,而且小红书告诉他,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儿也好卖。为了使摊儿更显眼,他特地加了一串小灯泡,还定做了带自己名字的桌旗。有时候,看见隔壁摊主埋头玩手机或者串珠子,他还会忍不住上前说两句,“客人来了你好歹站起来呀。”

阿鸦,一个85后的国企员工,每天早上八点出门,坐一号线,从传媒大学站到西单站。过着最符合“国企刻板印象”的那种生活:每一天都是固定且重复的:打卡上班、聊天、午饭、下午茶、打卡下班。只有同事间不断变化的时政话题还能让他确认日子在流动。原来他在一个私企上班,偶尔加班,手上一直有项目,到了这里之后,不仅项目的节奏进展缓慢,一个项目做完之后,再也没有工作接上。

几年前转正谈话的时候,领导问他在公司有什么感觉,他很坦诚地讲了很多问题,“节奏太慢”,以及“很多岗位形同虚设”。但现在,他基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学会了和同事们聊天来混过这一天。

他最初想去摆摊是在6月份,在封控区里过了大半个月,这更加剧了他的“无聊”,完全躺平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虽然不用无休止的加班和内卷确实是一种幸福,但阿鸦在自己的生活里看到的是另外一重困境,国企的合同第一次签2年,如果没有犯下什么大错,第二次再续签的时候就是一份终身工作,再也不担心失业,但生活的滋味也就止步于此了。阿鸦总是感觉到人要废掉,尤其是同事圈子里一个同龄人都没有,这件事让他惶恐,出来摆摊,他期待重新获得跟人打交道和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

阿鸦的同事们在知道他去摆摊之后,第一反应是:“我们工资虽然少,也没有到那份上吧。”但阿鸦发现,也有很多同事在这两年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显露出一种紧绷感,以前,单位里并不鼓励员工有副业,但今年,他发现同事们都已经管不得那么多了,大大方方谈起下班之后去开网约车的事。

尽管阿鸦一再强调,不指望摆摊这件事赚多少钱,但你仍然能感受到,这也是阿鸦坚持出来摆摊的一部分原因,阿鸦的小孩刚出生,妻子白天在家全职带孩子。他也提到很想开一家店,但疫情下的环境实在让他不敢踏出这一步,只能先摆摊试试。

实际上,阿鸦一直有“重新做生意”的愿望。2016年的时候,阿鸦曾经拥有过一个小小的档口店,那时候阿鸦还没进国企。在那个店里,他第一次拥有一份小小的事业,他挑选供应商,付出加盟费,买设备,研究怎么把食物炸得更好吃。

他最喜欢自己店里的门头招牌,会闪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是他花了几千块钱找人做的,但那家店只持续了7个月,街道要进行改造,所有的档口店都要被清除出去,他的整个店面都被砸掉了。

我就是在当初被清理的这条街上遇见阿鸦的,和几年前相比,所有门面的招牌被统一了风格,网吧和档口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化带,到了夜晚,绿色就变成浓黑,呈现孤寂之色。夜里一点多的时候,街上黑黢黢的,只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瓦罐汤店给阿鸦的摊位提供了照明,他在露营车上面架起来了一块桌板,燃气炉和烤盘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四罐调料挤在桌边,这时的阿鸦不再是一个故作老派的国企员工,他戴着鸭舌帽,给烤肠翻面时,显得既专心致志又胸有成竹。

也许是因为摆摊真的成为了疫情之后新的零工经济潮流,有一篇专门写摆摊的文章,标题就足够惊悚,《辞掉互联网大厂年薪60多万的工作,我去摆摊卖凉皮》,那篇文章里提到的摊主们带着互联网思维去摆摊,要拉人,要直播,要赋能,还要记录用户画像,甚至给自己定下来一天要拉多少人进群的KPI。

听起来就煞有其事,仿佛存在一个“摆摊风口”,人们不是因为无聊去摆摊,而是因为其中有着财富密码。这当然是一种更加契合时代情绪的叙事:不肯承认无聊,只想彰显野心。毕竟,摆摊怎么都不算一件新鲜事,所谓小商小贩,支摊设点打游击,十年前有,五十年前有,一百年前也有,古老的摆摊和新时代的摆摊到底有何区别?当我们加以讨论,其实说的是在当下,一部分本来不会去摆摊的年轻人选择了这个古老的行当,这当然是非常典型的中产视角。我和我的朋友们去摆摊,金钱的因素只占其中一部分,我们将之当做一次对生活的“突围”,一种兼具浪漫和勇气的生活方式,但也有另一些人,想的就是“煞有其事”,大家做的梦有所不同。

在网上,有人专门汇总了109个在北京可以摆摊的地点,其中大部分是某个地铁站出来的天桥、学校某个门口的街,提供的信息细致到“下午的时候没有城管”,“管的不严,看摆的方式,可以拿在手上卖”。

还有人专门总结了摆摊的经验:“不要卖网红的捞汁小海鲜,因为很少有人敢在外面吃海鲜”,“同一个市集上摆摊,选品超过三天就要换新的”,“不要在摊位上卖比商店里更贵的东西”,“不要相信月入过万的摆摊神话”……

在疫情之前,我曾经实习过的一家公司会每个月固定组织市集,来的大部分摊位主都是手工艺人、设计师、艺术家这样光鲜的角色,喜欢逛市集的也都是高素质人群,他们不会对价格敏感,我至今对一些商品印象深刻,定价55块钱的起泡酒(250ml),88块钱一个的手工香薰。

但这个夏天,当我走过许多市集的时候,我看见和以前的市集完全不一样的情形,摆摊的年轻人们在市集上卖鸭屎香柠檬茶、捞汁小海鲜、还有各种“义乌小商品”,稀稀拉拉的饰品区里,卖手工耳环的老板在摊位上写着“均价二十,欢迎试戴”。

Elmo申请去市集摆摊的时候,起初还会遇见一些尴尬,市集主办方要求提交的内容里,有一项是品牌LOGO设计理念,Elmo一看,“我这不仅没有理念,我甚至压根没有设计”,但越到后来,市集越开越多,主办方的要求也越来越低,几乎到了交摊位费和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入场的程度。7月底的一天,Elmo记得,央视《新闻周刊》报道了后备箱经济,一位受访者在报道里提到后备箱经济是新的潮流,“年轻人可能对经济环境的信心下降,想要通过副业增加收入。”之后,不仅有组织的市集多了起来,许多原来和他一起摆摊的人开始转型成为主办方。市集也开始涨价,亮马河蓝色港湾附近的一个市集摊位费甚至涨到了490元一天。

相比我和楚姐选择的野摊儿,正规市集的摆摊,虽然失去了一些自由(连物料如何摆放也有规矩),但胜在不需要跟城管斗智斗勇,也有稳定的客流,在这个夏天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但骗子也很快加入了进来,他们打着某地市集的名号收摊位费,说一次性交齐一个月的摊位费,会有折扣,但收完钱就直接拉黑。Elmo隔三岔五就听到同行被骗的消息,他干脆拉了个群,如今,群成员数量已经增长到73个,被骗数额大多数是几百块钱,相当于一两次摊位费,也有人被骗了三四千。由于大部分人被骗数额不大,也没有聚集起来去报警,如今,骗子们还在不断换微信头像和名字,混迹在各种市集的群里,总有摆摊的新人在受骗。

我们对摆摊赋予了很多想象,但想象固然美丽,现实却更加坚固,这也是老生常谈。Elmo已经摆摊两个月了,跟上班相比,不仅收入骤降,而且更累,选货进货、布置摊位,他都得亲力亲为,他不否认这一点,只是不断安慰自己,“工作的累跟生活的累是不一样的感觉。”

而经济的逻辑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左右这些追求自由的摆摊人,忙忙碌碌一个月,眨眼间又变成另一份机械的工作。在参加过几次市集之后,Elmo很快发现,在同一个位置摆摊,第一周会卖得很好,第二周就只能挣一点摊位费了,几乎每隔一两周,他就得重新考虑地点和选品的问题。和很多摊主一样,他在网上兢兢业业预告自己出摊的时间,还会为此做精美的海报。

阿鸦每一次见到我都会强调,虽然现在只是卖烤肠,但之后还会研发别的新品,他也不错过任何一个拉人入群的机会,他给自己的群取名为“肠来肠往烤肠群”,每天晚上七点,他准时在群里播报出摊的消息。

但阿鸦并没有从卖烤肠这件事里得到什么,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卖烤肠也没有什么复杂事件要处理,他遇到的问题不过是突然下雨;烤肠上的淋酱如果没有挤好,会掉在客人的衣服上;也许是太久没有跟人打交道了,一些说话很凶和要求比较多的客人也会让他记很久。才卖了几天,外地定好的燃气罐就无法发货到北京了,本地的进货渠道,价格比原来看好的翻了一倍,他只能通过涨价把成本补回来。摆摊到第二周的时候,他感受到累。

我在摆摊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客人多起来的时候,我要不断的往杯子里装冰块,盖上盖子打包,同时还要照顾瓦斯炉上的开水和处理上一杯咖啡留下的咖啡渣。我曾经想象过要遇到些有趣的人——作为一个写字的人,是会对这种时刻抱有想象的。但事实上并没有,大家总是买完咖啡,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聊就走了。

我偶尔会想起摆摊时候的一个画面,一个男生曾经在摊上看到我手忙脚乱地烧水,然后发问:“你们不是专门来摆摊的吧?你们摆摊为了什么呢,为了快乐吗?”

第一反应确实是快乐。有那么一刻我在想,如果“被困住”快乐就要消失,那我能不能去获得一种“在地”的快乐,而不是永远指望出差、旅行和流浪。

要快乐,就不能考虑其他东西。我甚至压根不考虑这件事能不能赚钱,我们摆摊的流水归楚姐,因为所有的设备都是她添置的,咖啡也是她做,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烧水、往杯子里加冰块,往煮好的手标茶里面加奶和糖浆,打包,而我能获得的东西是跟着她学做咖啡,以及下一次搬家的时候,把她的意式咖啡机搬回我家。这是一门令我非常满意的生意,在摆摊的时候,我真的拥有了一张在户外的桌子,还有无限续杯的咖啡。

楚姐和我出摊都很随性,要做就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户,冰块到了那就出摊,心情好那也出摊。我们后来也没有买小推车,因为有一天经过胡大饭店,发现他们有好多小推车堆在后厨,楚姐跑上前去,跟保安大哥说想借一会儿推车,结果对方没有一点犹豫就答应了。习惯了被拒绝、被阻拦、被检查,这种时刻让我有些感动。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楚姐还去云南摆了摊。这件事原本不在她的计划之中。她本来只是想去云南躺一阵,但刚到云南,她就被那边的市集和摊位包围了。云南的摊主们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人卖拥抱,有人卖自己写的诗,有人卖日落——摊主的手机里有据说非常好看的日落,想看就花钱买。楚姐和我感叹,我们的想象力是不是被北京限制住了,北京所有的摊儿都是物物交换,卖咖啡、卖酒、卖手工艺品,都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想象力如此匮乏。和楚姐打电话的时候,我能听到电话那头的蟋蟀的叫声。

到如今,我和楚姐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过面了。因为体会到久违的正常生活,她回京的计划一再后延,直到昆明有新增病例,她才在“回不来”和“要隔离”的提心吊胆中买了返程机票。眼下,她还没有新的人生计划。

即使摆摊并没有那么美好,但我的朋友们依然还在摆摊,他们总归获得了一些什么,这才是重点。Elmo说自己从摆摊这件事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每天都在见新的客人,认识新的摊主,这种不断认识人,观察别人的生活的感觉太好了,你懂吗?”

他最近常去的是前门的一个市集,包月的摊位费六百多,主办方还提供晚餐,在前门,游客并不像以前那么多,但他打算一直摆摊下去了,只要后备箱经济还在流行,他也想好了,“如果有一天市集在北京不再那么受欢迎,可能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恢复正常的娱乐生活了,那我也可以出去玩了。”

这个八月,我已经很少在北京见到野摊儿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一个烧烤摊上吃东西,卖烧烤的老板突然骑着自己的三轮车掉头走了,走之前还一直朝我喊,“去马路里面吃,城管要来了。”我并没有当一回事,结果过了十分钟,真的有一辆白色的执法车停了下来,对着我一顿拍照,拍完就走了。

阿鸦后来告诉我,那几天城管检查得很严,他也被迫停了几天出摊。如果被抓住就要罚款。我想,如果是我们被抓住,那就直接丢下东西跑吧。 (来源:腾讯新闻)

编辑 删除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