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版富士康，月薪3000，困在“流水线”上的中国律师

穿着Joseph黑色西装，高跟鞋踩着点，顾念步伐潇洒，踏入电梯。

“叮”的一声，电梯门缓缓开启，她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神情笃定地与客户握手，手上的高奢腕表折射出凌厉的光。

在《玫瑰之战》等国产律政剧中，女主角顾念不是用妙语连珠将原告感动的潸然泪下，就是靠在庭辩时“证据突袭”绝境翻盘。手握金钱、正义与权力，律师们威风凛凛。

但在现实中，中国式的庭审枯燥乏味，最注重的是证据的准确性。双方律师往往以每分钟60字的极慢语速，对着稿件一字不漏地照念，方便法庭书记员打字笔录。

剥去戏剧性的外衣，在中国，律师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光鲜的坦途。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被法考、考研、实习这三座大山压的喘不过气，而律师则像在“精英版富士康”打工，不辞劳苦地、一颗不落地拧着螺丝钉。

这里没有TVB警匪剧里“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倒像是《老友记》一开始莫妮卡的那句：“欢迎来到真实世界”。

盯着火锅里咕噜咕噜升起的白气，李可可出神地想，“做完手上的案子，来海底捞应聘服务员也不错，今天甩面，明天唱生日歌，升职渠道还很明确”。

如果将法学专业比作围城，律政剧则是城门楼上的旌旗。

多少人根本搞不清行业具体做什么，只凭着影视文学作品里面演绎的一厢情愿而入戏。

正如许多高中生因为柴静的《看见》而报考新闻传媒，李可可也是因为《离婚律师》这部电视剧入坑法学。大女主姚晨处理案件如庖丁解牛，自信、雄辩、犀利，没有人会不想拥有这种成功而充满掌控力的人生。

但当李可可临近毕业，身处考研、法考、实习这三者的夹缝中时，她切身体会到了令人艳羡的精英律师生活的背面——那是一种连轴转的、令人喘不过气的焦虑。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法学专业的学生成为律师的第一道门槛，根据《司法部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2021年整体A证的通过率约为18%。

2019年，李可可通过了法考客观题考试，但在当年290万人的考研大潮中，她没能成功上岸。

次年，她放弃了考研二战，准备参加法考主观题考试。但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早晨，她突然受凉发烧了，因为严苛的疫情防控政策被拦在了考场外。

在白天，可可作为实习律师，精力与剩余价值被榨取地一滴不剩；到了夜里，她不是失眠，就是从梦中惊醒，本就不多的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地掉。

如果没有通过第三次法考，她在律所拿到实习证也会错过能换成律师执业证的两年期限。

一切都要被推倒重来。焦躁、消沉侵蚀着她的每分每秒。

值得庆幸的是功不唐捐，李可可顺利着陆，并在今年5月开始在位于长沙的一个小型律所正式执业，扣除五险一金，工资到手3000。

“逢人必推荐我19块钱背了3年的单肩包，一听就很穷”，她叹了口气。

她也自认为是一个内向的人，在每次开庭前、面见当事人时，总会感到非常焦虑。近期她的睡眠依旧不好，去体检被查出了白细胞指数异常，心理失调再次发展成为了生理不适。

“后悔学了法学，恨不得穿越回去给当初坚定选择这个专业的自己两耳光。”

娴熟地完成一篇律所公众号排版后，点击群发，黎静砰的一声合上电脑。

她出身于法学传统的五院四系，在硕士期间过了法考，毕业后公务员上岸没成功，于是在深圳某中小型律所挂实习证，成为了一名律师助理。

只有在一年后的面试考核中，提交10个曾参与过的案件材料，黎静才可能拿到律师执业证。

从挂上证的那一瞬间开始，师徒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式形成。实习律师难以反抗、任人宰割的一年实习期也就此开始。

执业五年以上的律师，每年只有两个带教名额。入职时，有些律所会煞有其事地举行“拜师仪式”，流程包括“徒弟”给“师父”敬茶、互送礼物、发表感言。这被许多网友吐槽“封建、爹味、形式主义、感觉像诈骗”。

在律所招聘的岗位要求中，往往会要求实习律师能力拔群、三头六臂、身兼数职。已过法考，本硕知名法学院，流利的英文口语沦为基础条件；高颜值，有C1驾照，熟练使用PS、AE等新媒体软件则能被优先录取。

在繁重的法律文书工作之外，每隔两三天，黎静就被催促着为律所写微信推送，还要把内容同步到律所的其他社交平台。

她庆幸自己目前还没被当作生活助理，那意味着为带教律师拎包、端茶倒水、专车接送。

尽管007工作制中摸爬滚打，但大部分实习律师的日薪在100-150之间，甚至比不上做一份小学生家教的时薪。在三四线城市，许多实习律师只能拿着0-1000的月薪“倒贴上班”，美其名曰“生活补助”。

直言实习律师没有工资的HR 图源：豆瓣“Women in Law 女性律师互助组”

在实习面试时，黎静就被很直白的问到，“你家里条件怎么样？”，潜台词是“这份工作养不活自己，前期只能靠父母帮衬熬过去”。而给不给“徒弟”交社保，就全看带教律师的良心。

对于以上的种种压迫，实习律师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与其他行业来去自如的实习生不同，如果实习律师不堪忍受、中途跳槽，则需要在新律所重新开始计算为期一年的实习期，曾经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会不会再次“踩坑”也是未知数。

而且一纸诉状将律所告上法庭的可行性也很低。律所更懂得法律，并不会像普通企业一样打正面硬仗，而是采用“拖字诀”。并且律所很有可能把实习证卡下来，让起诉的实习律师在一两年内都无法谋生。

律师的工作是为了权利而斗争，但偏偏不敢为了自己的劳动权益反抗。大多数实习律师都选择忍过一年PUA，执业证到手立马转所。

但弱势一方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被动者，律师行业内部流传着一份曾被多次举报却依然存活的《律所黑白名单》，实时更新着过来人的亲身经历。

《律所黑名单》 图源：豆瓣“Women in Law 女性律师互助组”

“法律专业一直都是红牌专业，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优秀的人很优秀，卷还是比较卷”。

在日复一日的重复性、机械性的工作中，黎静决心先把律师执业证拿到手，未来还是要上岸体制内的。

“打工就是在老鼠夹上仰卧起坐”，雀江戏谑自己在律所的工作状态。

她大学毕业后进了一个年收几千万的精品所，同事都是港大、法大毕业的高材生，工资体面，案源质量也好。

但最令她难以忍受的，是工作中无孔不入的压力与规训。

她的直属领导以夜里经常失眠作为代价，换取一切律所打工人的良好美德，高效、紧绷、以吃苦为荣。

领导也曾多次批评雀江，“你太松弛了，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周末怎么找不到你”，那种24小时on call的PTSD顿时涌上她的心头。她扪心自问，自己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

读大学时，她没少熬夜通宵写BP（商业计划书），法考前打的挑战杯赛拿了全国银奖，参加的公益助学项目从校级，一路打到省级、国家级。

但当一份工作只有10%是富有成就感的抗辩博弈，却有90%都是作为“乙方的乙方”， 满足各方无理、无聊、无意义的需求时，没有人可以甘之如饴。

这些“无意义工作”中的第一层，是要满足直属领导的需求。

为了满足领导的对自己管理能力的自信，车轱辘式的填表成为了雀江的主要工作之一。

为了寄送一件工作快递，她需要填费用报销表、印用申请表、文号表、案件流水表等6个表单。

并且，文书格式必须符合团队领导的审美，这是用于衡量一个律师成熟与否最直观而空洞的标准。

某红圈所律师带着其领导规定的“规范而严谨”的行文格式跳槽到某外资律所时，却被全盘否定，需要重新学习。

归根结底，律所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方，最重要的是迎合客户的需求。

当客户是国企时，他们的经办与负责人员都无法对债务决策作出直接决定，于是任何一个细小的决定，在微信上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小事，都需要律师出具一个花几天才能写完的法律意见书。曾经为将874.76元改正为874.67元，打印了一堆文书。

在IPO等经常有急活的领域，客户随手扔给你一堆材料，问就是明天之前要。律师只能点头哈腰地陪笑，“好的我尽快”，最终结果是通宵做到大天亮。

而一个案件最顺利也要至少两年才能结案，雀江跟过一个起源于90年代的案子，各个主体间的一审、二审、抗诉、再审、执行来回嵌套，直到她22年离职还没结案。

同时跟进20个案子，就像在手机后台开上20个应用程序，可以很快消耗掉人的所有精力。

在top美资律所工作过的Will则吐槽与客户沟通困难，“跟客户打交道就像给差生讲作业”。

有时需要客户提供10条财务与运营数据，把request list发过去后，收到的却是东一条西一条的消息，客户自己也不知道发了多少条，最后突然没动静了。Will坦言：“这会造成额外的沟通压力，我们不清楚客户是忘记了，还是不想回答”。

甲方花样频出的要求，仿若风霜刀剑严相逼。每天早上，雀江从家里出发上班的时候总觉得还行，但回家就跟经历了一场绝育手术一样，甚至麻醉还没醒。

“我的生活就是桌面无处摆放的文件和档案铸成的高墙，可能鼠标走过的路比我本人更多，我也没有比键盘更想说话”，她说。

以年级指代执业年数，一年级律师、二年级律师、三年级律师的薪金逐级上升。在打拼了七八年后，能否当上呼风唤雨的合伙人，则取决于能否找到高质量客户，与能否带领好一个干活效率高的团队。

Will对加班全盘接受，决心在律所深耕；但雀江却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开启了律所逃离计划。

领导知道她要离职后，多次在团队会议时嘲讽她“眼高手低，还没独当一面就想着脱离团队”。

但雀江一投简历，就轻松找到了一份涨薪60%的工作——去某互联网公司当法务。

法律行业内对公司法务的刻板印象是：上限低、不要律师执业证、专业能力最差。

但直到做了“处在鄙视链最底端”的法务，她才知道做法律工作可以不用时刻盯着屏幕，不用秒回二十几个工作微信群里的消息，以紧张兮兮地地调整下一步行动。

她痛恨打工对人生意义的降维，于是制定了一个“35岁退休计划”：“至少攒够100万，住家里的房子，在律所挂上独立律师的牌子，想接案子的时候接几个，就算一年接不到也没关系”。

李可可这周刚结束一场代理的离婚官司，被告人在法庭上凶狠无赖的样子，加重了她的精神内耗。她跑着上车火速离开，生怕被他与他的家属拦住或追上来。

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这份本就不喜欢的工作，该怎么办？

其实她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李可可轻快地说：“我在构思小说，可能会尝试去从事一下文字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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