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卖的社科院硕士，和他不简单的人生

辗转3个城市，换过4份工作，做过教培，进过工厂，当过“宅男”。现在，何成在重庆靠送外卖谋生，月赚3000，并因为“硕士毕业送外卖”上了新闻，引发热议后，他的社交账号涨了上千粉丝，附赠各种评头论足。

何成不是唯一被围观的高学历外卖员。浙江大学博士孟伟在上半年就因为送外卖上过新闻，并在近期出来道歉说：“对不起，孟伟给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丢人了！”

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尊严，而是收入。一家人中，何成母亲的学历最低，反倒挣钱最多。硕士毕业的他、大学毕业的弟弟，都不如母亲在上海做护工的收入高。

从大专一路考到社科院硕士，学历对何成的就业并非没有“加分”。他曾在长沙一家做手机屏幕的工厂工作过8个月，朝8晚8，月入5000左右。工厂规定，大专生每月100元补贴，本科生200元，何成作为硕士生，可以拿300元。

送外卖，对何成来说，不是职业，只是又一次职业转换期的过渡。但他的学历和技能并不能让他在当前求职市场有竞争力。他还有一个要命的弱项：迄今都没有一份像样的简历。

他从小就很少用电脑，不玩游戏，也不聊QQ，导致他现在打字都还很慢。很多基础的电脑操作，他也都不熟练，包括Word排版——简历，真的是简单的罗列。何成并不擅长用文字来修饰自己的经历，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运动、打乒乓球，也对求职没什么帮助。

他从未把送外卖当作正经营生，这只是他又又又一次职业过渡。但是他也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对未来“一片茫然”，他没有计划，也不喜欢做计划。

从2011年到2019年，从河南信阳的乡村子弟，到北京科技大学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再到专升本进入北京联合大学，最后成为社科院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生，8年求学，8年升级，并没能让何成爱上北京。

他说，在北京地铁里看到挤挤挨挨面无表情的脸，会觉得那是“被生活摧残”的写照。对于他来说，北京是灰色的。

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自己的故乡：爬树、掏鸟窝、下河抓鱼摸河蚌、上树摘果子、挖莲藕，采槐花，拔花生，摘桑葚满手满脸都是黑紫一片，用啤酒瓶捉马蜂被蛰得满头是包……

火车门打开的一刹那，他就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压力。在学校里也有压力，来自那些早已准备好毕业去向的同学。很多同学都是北京本地人，未来会在或公立或私立的幼儿园上班。还有一些同学，是冲着学校专升本的升学率高来的。何成说，自己并没有准备好去当老师，他觉得自己高中时没学到东西，所以要在大学阶段好好学习。

仿佛顺理成章，何成开始加入专升本备考队伍。但作为一个“不做计划”的人，他到了大三，才知道有专业的备考教材。只是因为，在自习室里，目光偶然扫到别的同学桌上。

专升本很顺利。何成说，专升本的英语甚至比高考英语还要简单些。对他来说，“背单词是件简单的事”。而本科的专业与专科一样，学习压力瞬间减轻，这给了他短暂躺平的机会。

但专升本的学制只有两年。在这两年中，何成花了三个月时间备考研究生。但问起他为什么考研时，他说，大专不能读研，好不容易上了本科，有升学机会，就要尝试一下。他引用一个老师的话给自己的选择找到合理性：“你决定了，选好了，然后坚定就可以了。”

但何成不想继续学英语专业了。他对好几个文科类专业动过心。开始想着“整整中文”，但又觉得自己半路出家没法跟本科就是中文的学生竞争；后来又想学心理学，去图书馆借了相关的书看，又觉得知识体系过于繁杂，“没有一两年拿不下来”，他只有三个月备考时间。

他想过学哲学，但觉得哲学知识系统太庞杂，还是“一时半会搞不定”，还有一个选项是马哲，但出路是当老师。何成并不想当老师。

“这个专业只招两个人，是个好机会。”而且，神话学是研究人类灵魂的东西，让他很有兴趣。

但入山门易，入学术门难。何成对神话学的兴趣渐渐消磨没了，因为他写不好论文。他说，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高中的状态，学不进去。一方面，他不管看多少书，也没办法把资料整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他觉得，论文的各种条条框框“搞不定”，什么研究意义，什么文献综述，他总结不出研究意义，因为觉得“其实就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是何成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在论文答辩的时候遇到过卡点。论文答辩的时候，别的同学讲5分钟左右的论文表述，他只能讲2分钟。

第一轮论文答辩没有通过。他认为本科阶段自己在论文上没得到老师多少有效的指导，而研究生阶段可能会好一些，毕竟研究生要学三年，有三年时间磨练写论文的能力。但三年下来，何成还是“搞不定”。

在家里躺了两个月。家里人劝他，看看县里有没有招英语老师的，在附近找个工作吧。何成有初中教师资格证，但很多工作要求有经验，他面试并不顺利，甚至被“家庭作坊”拒绝过。

何成对这份工作并不适应。一方面，他虽然有教师证，但没有系统学习或演练过教学技巧；另一方面，培训机构对老师的要求不只是教知识，还需要“哄住学生，让学生喜欢”，以及让家长认可，愿意持续付费。有一次，何成夸一个孩子特别优秀，销售就来找他说，不能给家长造成一种孩子不需要额外报班的印象。

工作了1个多月，学校放假。何成回到家里没几天，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从1月份到8月份，何成一直宅在家里，非必要不出门。第一次因为“必要”走出小区是5月份，他发现自己头发实在太长了。

何成之前效力的培训班在2020年3月份再次开学，但因为疫情原因，授课形式转为线上，但需要老师前往办公室。何成拒绝了，他觉得，疫情还没控制住，怎么能随随便便去上班。于是，培训机构付了他3000多块工资，双方分道扬镳。这是何成毕业后的第一份工资。他在该机构上了两个月班，但第一个月是不算工资的，算岗前培训。

何成教的班级是初三，机构只做初中段培训，初三的学生不会续费，所以才会把班级交给何成这样的新人练手。何成开始教学后，陆续有不满意的家长要求转班或者退课，一段时间下来，班里新增加了2个学生，离开的却有10个。何成自己分析，自己的问题是面对叛逆期的学生控制不住脾气，会跟学生说一些类似“不愿意学习就退费，没人拦着你”的话。他自我解嘲说，如果有人给他录视频传到网上，别人一定会认为他有暴力倾向。

何成觉得，自己的宿命是每到8月就能迎来改变。到了2021年8月，他终于决心翻身时，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家庭的变故。

何成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诫父亲说：你根本不明白保险是什么。保险赔付的价值，是你一旦出了事，能减轻你一些经济压力，不是为了让你发财。

但父亲听不进他的话。在保险拉不到人头的时候，又被带进了传销组织，卖保健品。那个所谓保健品的宣传是“可以治疗癌症”，“北京各大医院都在用”，很多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用了都说好。

何成在网络搜到了这款保健品的很多打假文章，把文章发给父亲，父亲不予理会。父亲甚至提出，要让何成的爷爷奶奶尝试下产品。等快递送到了家里，何成觉得自己精神崩溃了。

一件小事坚定了何成逃离的决心。某一天，何成把米泡在水里，准备开始做饭的时候，一个外地亲戚突然来了，电话邀他出去吃饭。他把锅里的水倒掉，留下了打湿的米，就出门了。第二天，何成用前一天的那锅湿米做了饭，吃了以后上吐下泻。

当天晚上，他直接订了票，目的地长沙。在那里，他认识一个做工厂直招的人，关注对方已经一年。现在，他迅速决定，去那边上班。

在这家工厂里，何成拿到的薪水比做教培高了一点点，工资加补贴有5000多，还有五险一金。补贴部分，大专生100，本科生200，硕士生300。但如果不做管理，基本难有加薪前景。

工厂里的大部分工人都是小学、初中毕业，但学历除了多了点补贴外，并没有额外的红利。何进初进厂时，被安排的工作都是：擦地、擦机器、擦管道、打扫厕所、擦墙面……“感觉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看你这个大学生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就不干了。”

工厂的人员流动性很大，何成说，他的观察是：一半以上的人不会坚持超过三个月。有四分之一的人，入职第一周就说“太坑”，然后立刻跑路。能长期留下来的，是在工厂附近地区生活的农民工，不愿去太远的地方打工，在这里夫妻两人一起上班，月入1万多块，很划算。

何成不觉得自己能融入工友的圈子，他说，自己刚进厂的时候，就像电影里刚进牢狱的犯人一样，会被人霸凌一下。但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欺负的人，当众发过几次火以后，就出名了。

而且，何成并不喜欢工厂里人们的状态，整个人的生命力在工厂里是不断消耗的状态。“如果变成那样我整个人都废了。但我不会变成一个看起来有毛病的人，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工厂的环境，也无法让何成跟工友有太多交流。打杂两个月后，工厂安排他做了精雕机的开机员。何成所在的工厂生产手机屏幕玻璃，他只需要把玻璃放到特定位置，按开机键，之后设备就会自动完成加工。因为一片玻璃加工好需要六七分钟，每个人会控制10台左右机器。10个多小时，完全围绕机器干活，让他感受到“生命一点一滴消耗”。

工厂里有线长做监督巡查，一是查生产合不合规，二是看有没有人偷懒，比如抽烟吃零食或偷偷睡觉。何成有一次上厕所去了大约10分钟，就遭到了线长的盘问，对方往往出口成脏，让何成觉得是“语言恐吓”。但何成也表示，他觉得线长确实比工人辛苦，工人8点钟能下班，线长们往往还要忙杂务，忙到晚上11点甚至12点。

工厂的管理很严格：开工不让带手机，进出车间都要安检。何成说，工人们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下班后，表情不再呆滞，而是“喜笑颜开”，可以玩手机，刷视频，打游戏。

虽然“从来没打算长期在这儿干”，但何成也试过转技术岗位，比如做技术员，职责是辅助一线工人做设备的调试。他听说，调试工作通常学一两个月便可以上手，但是何成做了一个月，觉得自己“没有上手”，也不太愿意做，因为技术员工资也就多个1000块。

工作要轮换白班、夜班，进厂第四个月，何成夜班后的睡眠状态开始变差，总是醒来后还带着很强的疲惫感。他开始担心夜班对身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他不知道自己能做多久，就没有买电动车。只买了一件外卖员T恤，穿上后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一下：“上一个新短袖还是几年前买的，没想到这一次黄袍加身了。”

几个月下来，何成配送全靠步行。平均下来每天要走3万步，最多的一天走了6万步，39公里。

遇到客户写错定位，导致他少赚几块钱，他会多说一句：“兄弟你这单真的太难了，要不要给我发个红包？”有一次给一个在江边钓鱼的人送外卖，东西多，路不好走，他当面就说：“兄弟，我跑这一路，你不给我发个红包，好意思吗？”也有客户主动给红包，比如给一个小姐姐送宠物，他步行了半小时到达，被打赏了15块。

对比外卖员和工厂的工作，何成觉得，送外卖最大的优势是自由。“我可以自己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还有我自己的生活。”那个在江边钓鱼的客户订单，是他特意抢下来的，因为想念江边的风景了。配送路上，他在微风中沿江而行，内心舒畅。

何成说自己喜欢重庆。他在读研时曾和导师来重庆调研，并且谈过两个重庆的女朋友。对他来说，北京是暗色调，重庆是亮色调。

何成还觉得，送外卖是有脑力劳动因素的，因为需要跟商家沟通，跟顾客沟通，需要打电话，送不到的时候你要各种联系等。但工厂里需要用脑的地方就太少了。

近来，因为送外卖在网上引发讨论，何成把自己一个社交媒体的名字从“宇哥yg”改成了“硕士何成送外卖”。微博号昵称改成了“硕士送外卖”，认证为“硕士毕业送外卖当事人”，并开始与媒体连线直播。

但何成不觉得做自媒体是终极目标，只当成是“业余休闲”和“一种尝试”。他觉得，这个行业难度大，不确定性也大。而且，做自媒体要熟悉平台规则，但何成对这件事比较抗拒。“那个规则我懒得去看，也没有去细看。”

他目前最心仪的工作是“陪诊师”，据他了解到的信息，这个岗位需求量大、薪水高，而且何成本人也不排斥，他觉得自己有经验。“爷爷住院，妈妈住院，都是我一个人在医院陪床”。何成说，爷爷有5个孩子，但到了生病住院时，有的忙工作有的说家里有事，最后只留下他一个人陪着老人家。

何成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避世者”，现实、金钱这些东西他不会去回避。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去端铁饭碗，因为“很容易得罪人”，

何成的同门里，不乏清北名校本科出身的人，但何成从不仰视名校生。他觉得，很大一批人都把聪明用在跟导师搞关系和混圈子上，精致，功利，但没什么思想。

“其实我从内心来说，我感觉他们真的不怎么样。” 何成评论说，“他们就是整理资料能力强，但根本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

但何成也会佩服真能一头扎进学术的同学。他曾经被一位学历史的同学搜集资料的狂热震惊到。那位同学不停地看书，从一本书的线索找到另一本书，如此不断循环，有的书没有新版，就到二手网站去淘旧版。通过资料收集对比，能把各种二手信息聚合出一手的结论。何成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他说，自己看书太慢，看小说的时候经常忘记前面的剧情，看完以后根本无法把故事复述出来。

何成现在跟研究生的同门基本失联。他说，自己的研究生阶段最大的问题，一是没有搞定写论文的能力，二是没有处理好和同门的关系。他也会后悔，自己在从大专到研究生的假期，只做过两次兼职。“哪怕做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意义的，对我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在描述每一段经历的时候，何成都会把“意义”挂在嘴边。我问他：你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成功吗？他回答说：没有太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