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打工人，涌入90年代的西安溜冰场

不同于那些活泛在小红书，互联网语境下靠穿搭和收入引来一众追捧，从而掌握着西安时尚流量密码的潮男潮女。社会底层的打工族，非主流的“杀马特”，气定神闲的大爷，专业背手的小小少年，吊带热裤黄色头发的少女和身穿荧光T恤破洞紧身裤的大哥构成了这个溜冰场共同的，一种浓烈又扑面而来的复杂气质。

溜冰场上的他们，是技术王者，资深玩家，得意大神，但溜冰场之外的他们，居住在东郊，西郊，火车站，田家湾，东八里，吉祥村，又或是所有便宜的低廉的出租屋，那里简陋、潦草，“不超500就能找到一个窝”，他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节奏疲惫又快乐的生活在这座城市里。

“单次体验29，5次95，现在最后一天充值有活动，300块可以玩30次，生日还送同行免费券，能用三年。”我本来只想浅浅观察一次的，但碍不住窗口工作人员热情又亲切的推销，直到300块充值成功，对方迅速塞我一张黑色vip卡片，猛然抬头，窗口处张贴“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公告跃然眼前，才从那种好像被下了降头进入罩子中的迷离里恍然大悟。

换鞋入场，晃晃悠悠，还在疑惑左右脚到底应该迈哪只，并如何才能保证自己不摔倒的紧张中时，3个穿紧身裤的“少年”就已翩翩滑至眼前，“小姐姐，一个人吗，我可以教你。”“右脚抬起，重心不要只放在一个腿上，你不要怕，别扶杆，大胆一点，倒了有我。”“是第一次来吗？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实不相瞒，被这样热情“搭讪”的我着实有些紧张，但我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这是一个颇为“古早”的溜冰场，用“冰”来说或许不太合适，毕竟全场都是木制为主，木制的地面，木制的置物架，挤挤索索的摆满了红色黑色黄色的单排或四轮轮滑鞋，鞋带原本的颜色也已分辨不清，没有寒气逼人，只有混杂着汗液和复杂脚臭的味道从四面八方袭来，在这个夏末秋初时节，随着温度一同灼热并引人焦躁。

莲湖公园里，这个名为“健乐轮滑馆”，闪着灯牌“西安市轮滑运动训练基地”的地方，让我对于当下“混迹于社会”的“失意年轻人”在寻找简单快乐和发泄荷尔蒙的欲望之处，都能够去哪里又有了全新的认知。

81年就开始滑旱冰的钱大爷告诉我，自己从来不在8点后来轮滑馆，“太乱了，么眼看，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在钱大爷的讲述里，我得到了这个被称为健乐的轮滑馆，有1万多名会员，地板换了至少3次，开了10来年了，老板是内蒙人，全国开了4、5家店，就西安开的这个生意最好的琐碎信息。

钱大爷嘴里的“乱”来源于骨子里自己是老西安的些许浅浅“傲慢”，和“看不惯”年轻的外地娃们，“一个个都像小混混，男男女女的，就不是为了锻炼，都是为了‘揩油’。”

震耳欲聋的80年代迪斯科风格舞曲还在唱响，说话全靠吼才能识别，目光可及的范围里，一茬又一茬的“少男少女”在这里聊天、滑冰、约会、搭讪以及打架。

除掉白日或周末偶尔专业训练的人，太阳落下的瞬间，“一个时代开启了。”闪着七彩灯球的光照在一张张情绪躁动的脸庞上。没人能够否认，这里是西安另一个被遗忘的，或有意忽视的一群外地打工青年的应许之地。

在钱大爷的印象里，最早在西安玩溜冰的也就是工厂里的子弟们，条件相对宽裕又多了许多空闲时间，“我是最早赶上潮流的那批，咱就喜欢运动，80年代初，这玩意刚从南方传过来，鞋子都不是贴的，就是绳子绑那种，那时候我就玩了，西安大大小小东西南北，但凡这个圈里玩的好的，没有不认识我的。”

家住东大街的钱大爷，轮滑的足迹从市体育场再到文化馆，又从伊丽莎白再到健乐，“少说也有至少30年了，西安几乎没有我没去过的地。”不同于花钱进场的这些“年轻小伙”，钱大爷笑称自己从没花过钱，“我这卡都是他们管理的人自己给续上的，就管架子72年那小伙，我看着他长大的。”

18岁的江西小伙小贾操着一口浓郁的家乡话，大声告诉我，这里是他在西安最爱的地方，“有姑娘，有音乐，有轮滑，没有比这里更美更好的地方了。”以跪滑、单脚跳跃、漂移等各样五花八门我叫不出名字只觉炫酷姿势在满场“飞来飞去”的小贾显然是这个场子里的明星玩家。

能够被看到，或者被赞扬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兴奋剂，姑娘们盯着的眼神让这个少年恨不得在场子里翻出筋斗来，白日里对工作的不满，生活的不如意在进入溜冰场的那个瞬间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不是我吹，这场子里比我滑的好的不超过一个手的数，实在不服让他们来单挑啊。”

晚上8点，场子终于热起来了，城市四面八方的“打工青年”已经逐渐集结完毕，集体准备接龙的男女，有人抱腰，有人牵手，或一字排开或套成一个接连一个的环形，所到之处，气势恢宏，看不熟练者尖叫或是害怕的避让开然后摔倒在地面则能够引起他们更无所畏惧的狂笑，整个溜冰场被塞得满满的，霓虹灯早已亮起，这里摇身一变仿佛成了一个小型舞厅。

爆棚的音乐声和刺耳的尖叫声来回循环，刺激着所有人的听觉系统，缤纷的灯光在地面玻璃以及人的身体上来回跳动。溜冰少年们自创的花式溜法环环相扣，他们疯狂扭动着身体，歇斯底里的呐喊着，犹如梦游。

这里不只是娱乐、释放的场所，这里早已成为在西安年轻的打工一代寻找归属感的地方。或者更直白的讲，这里已经成为了他们空闲时发泄激情荷尔蒙的所在地。

和曾被更“广大意义上”西安年轻人追捧的露营、骑行、飞盘、桨板、后备箱集市这些“社交”渠道完全不一样的是，尽管“万变不离其宗”，目的都在“交往”和求得“放松”，但这些靠滑旱冰组成的圈子里，没人会把高级装备，照片是否好看、穿搭是否洋气放在讨论的语境里，那些“洋气的”需要花费更多金钱的快乐他们“玩不起”也“瞧不起”，甚至于“听都么听过，不是一个圈子的。”

小贾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初来溜冰场上年轻女孩的好奇和欲望，他会像花蝴蝶一样来回游走其间，寻找任何可以搭讪的机会，一旦运气好，获得了眼神碰撞，那么一米的安全距离立马会变成10cm，“需要帮忙吗？”紧接着，舞动的双手便也会适时寻找任何必要或不必要的肢体接触。“没有明确拒绝那就是不拒绝。”

“如果受到呵斥也无所谓，她又不可能打我，走掉就是了，她不理我还有别人啊，这么多姑娘，我才不会吊在一个人身上。再者，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先是想着帮她练技术么，要是愿意了交个朋友，不愿意那就算了呗。”

溜冰场上的他们，是技术王者，资深玩家，得意大神，但溜冰场之外的他们，居住在东郊，西郊，火车站，田家湾，东八里，吉祥村，又或是所有便宜的低廉的出租屋，那里简陋、潦草，“不超500就能找到一个窝，反正就是有个落脚地么，不讲究。有那钱不如多吃几个烤串，多来场子滑几圈。”他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节奏疲惫又快乐的生活在这所城市里。

如若接应了“少年”的搭讪，用不了半小时，你就能打入这个神秘群体，并了解到更多有关他们的生活，在29岁商洛小伙阿光的热情“帮助”下，我知道了晚上来溜冰场玩的除了工厂上班的小伙子，还有大量靠做日结工为生的年轻打工人。“差不多就在18岁到30岁这个范围，啥都干，干一天歇一天，发钱了就花完，花完了再干呗，及时享乐。”

“来这耍，就图个开心，自由，我玩这玩了8年了。”阿光坦言自己在一汽修厂当修理工，当然，最初他并没有这么直接告诉我，反倒用“学校毕业后，我在做工程”这样有意强调自己区别于其它“不学无术”是上学毕业的“文化人”来试图包装自己，只是滑了两圈后，一些对话还是暴露了，“害，不装了，我就是个修车的。”

在得知自己有可能会被写进稿子里后，阿光显然更亢奋了，他很激动，带着些许显摆和被关注后的满足，迫不及待想要告诉我更多更多。“你能不能把我捧火，我到时候要是做直播会不会也能红，一堆人打钱，你拍照片不，你看我这个形象咋样？”连环炮似的一串问句一会会就把我噎住了。

在得知我并没有“捧红”人的技术后，阿光眼里的光变淡了，但他还是抱着“算了算了，交个新朋友也没啥坏处”的想法跟我聊了很多。

比如，他没见过自己母亲长什么样，他15岁就来西安“混”了，他做过很多工作，工地搬砖，后厨帮厨，发传单，进汽修厂，“但没挣哈什么钱，都是骗人的，折腾了十几年，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我自己活着都很难，家是回不去了。”

直至问到没有想过成个家，娶老婆吗？阿光神情更加黯淡，“没想过，能有女娃娃愿意跟我耍一下已经很了不起了，像我这样感觉这辈子也娶不上老婆了，你想想，现在我们那边随随便便彩礼就要15-20万，把我zeng死也弄不到这么些钱。”

溜冰场是阿光排解苦闷、寻找乐子的场所。不提日常生活和工作以及爸妈的时候，阿光的快乐纯粹又多到泛滥，然而一旦落在现实里，“一地鸡毛，不提也罢。”

同阿光和小贾一样，晚8点之后的溜冰场里，多的是类似的人，他们通常没有读很多书，小学，初中辍学的也大有人在，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就已经是“同类人群”中的优等生，在城市里生活挣钱靠的几乎全是“拼苦力”又或流水线上的计件工。

从四面八方商洛安康，又或江西四川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在西安寻找着所有一切可“快速”变现又能“不用脑子”的活计，“过一天是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么。”

轮滑馆一般从早10点开始营业，直到晚上11点，白天的生活单调又重复，前来训练的小孩和诸如钱大爷一样以锻炼为目的的“老一辈”，零零散散又略显单薄，但到了晚上，立马不一样，霓虹灯，发光球以及“热情洋溢”的舞曲，将这个面积达几百平的室内场馆彻底点燃。

这里的快乐，是那种摇头晃脑，最纯最纯的快乐，不管是场内人还是场外人，都会不由自主的进入到某种意识出逃的快乐，甚至会迷恋上那股短暂，又没有负担的快乐。

尽管木制地板在某些角落已经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细细分辨还能看到深浅不一修补过得痕迹，但光滑油量，以及能够以坚韧的气质精准迎来每一次或轻或重的撞击，并散发着“我还可以再战50年”的气势，还是注定了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溜冰场。

阿光说，在这里他能完全找到自己，“城里人怎么说，乌托邦，对，这里就是我们这群外地打工人的乌托邦。”一种野生肆意的生长状态让这里成为特殊之地。

小贾卷曲的离子烫和紧身裤虽然在当下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但“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会被欺负，他们都知道我不好惹。”至于谁来惹他，其实连小贾自己都分不清楚，“反正我就是要特别。”标新立异只是他的保护色罢了。

害怕成为边缘人的心态却让小贾和阿光真的成为了“边缘人”，“疫情来后，活也不好找，打零工也很难弄，有一天没一天的。现在就是苦熬，但来到这儿就开心。至于回老家那是不可能回的，老家村里可没有这么多姑娘，也没有这么好的场子让我溜。”

所有人都不否认，曾经出门打工时，也抱着想挣大钱，获得别人尊重的愿望，“最好能光宗耀祖，有面的荣归故里。”但时间流转，他们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被瞧不起，看不上，被歧视，成为生活常态，“感觉被社会抛弃了，谁也不想混日子，但是有啥办法呢？”

年轻人的娱乐生态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溜冰场也不再是外地打工人唯一热衷的世外桃源，相比较出门，更多人乐意“摊在”400块一月的出租屋里刷着抖音，跟着快手，做着一个一夜暴富的美梦。但阿光还是喜欢溜冰场，喜欢这里的自由和快乐。

10多年过去，18岁滑冰的少年现在仍然觉得自己是少年，“就算世界老了，但我觉得这里不会老。”阿光希望健乐轮滑馆永远存在。

但真的不会变吗？钱大爷的记忆里，“市体育场改造后，早没了轮滑地，就连伊丽莎白承包期7年到了后都火速倒闭了，要知道那可是当年最火最美的场子啊，没什么不会变的，都会变的，都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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