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 康乐村工人打响了疫情中无产阶级反抗的第一枪！

2022年11月14日，广州海珠区康乐村发生大规模群众性事件，至少数百群众与官方对峙，官方在对峙中使用高压水枪冲击群众。该事件迅速火爆全网，进而引发广州人和湖北人在网上的大规模骂架。我们不仅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生事件之地名为康乐村，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康乐村面积约1平方公里，本地村民仅数千人，但外来务工人员数量超过10万。

第一类是本地村民，拥有集体土地，并靠出租厂房和居民房收取大量租金。按网上公开报道，康乐村2015年村集体收入为5.71亿元，村民人均分红24.4万元。村民中部分富裕人群利用自家用地修建大量厂房和居民楼出租，每年能收取巨额租金。一个在康乐村开小厂做生意的人说，自己的房东收入非常客观，据他估算，“房东一家的房租最起码能收300万元（年）”。

第二类是做生意的小老板，主要是开制衣厂。大的制衣厂几十个人，小的制衣厂也就几个人。2015年前生意比较好做，开厂的中小资本家都或多或少赚了些钱。这几年生意下滑，转让厂子的越来越多。两三百万的营业额，最终一年能落在手中的，也就二三十万。一个小老板说，“机器设备每隔三五年就要换，工人薪酬、房租、水电、养车等等都是大笔开销”。

第三类是外来打工人员。他们主要在制衣厂上班，老师傅没日没夜加班，一月能有万余元收入，新手一般就几千块钱。工人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上班时间非常长。2022年初某记者对康乐村进行采访，被采访的工人透露“一天最少做14个小时，还有18个小时。”2021年另一记者采访康乐村时，制衣厂小老板抱怨高薪都招不到工人，结果被工人当场回怼：“说五百块一天没人做，这是建立在早上八点做到凌晨十二点、一点的基础上，我们就像机器一样、螺丝一样，不加油的，拼命的运转不能休息的。十分钟吃饭，抹了嘴巴油还没干，我们就要继续干，才有五百块（一天）。”劳动法进不了康乐村的大门，这里的工人一般一月就能休息一两天。

采访详情见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109427326439892&wfr=spider&for=pc

三类人群中，本地村民很多在广州市区有房，并不会居住在城中村。二三类人群中，湖北籍占绝大多数，工人几乎都居住在城中村，小老板部分居住在这里，部分在外有房。

城中村非常拥挤，卫生状况极差。工人常年居住在污水横流极度逼仄的出租屋里。下图是工人居住的出租屋，又脏又黑，栏杆上满是常年堆积的污垢。就这种房子，房东还挂出广告“靓房招租”。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污秽逼仄的康乐村仅一墙之隔。创造财富的工人住在狭窄肮脏的出租屋，靠收租过活的寄生虫住在明亮宽敞的商品房，阶级的对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形式，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个打工人的心中。

与本地房东形成对立的，不仅有租房的工人，还有租厂房的小老板。当地有句话，“铁打的厂房，流水的老板。”小老板在面对土地资本的时候，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一报道说，“最近几年随着村里厂子越来越多，房租随之水涨船高。”很多工厂在疫情期间倒闭，一年不到就转厂随处可见。

10月下旬广州海珠区爆发疫情，康乐村和鹭江村这两大城中村迅速成为疫情的“震中”。以康乐村为例，十来万外来务工人员，极其拥挤地居住在卫生条件非常差的出租屋中，客观上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资本的贪婪，使得本就艰难的疫情防控雪上加霜。10月下旬，康乐村就实施了“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人不出区，错峰取物”等措施。然而，“遍布纺织业作坊的康乐村、鹭江村中，不少作坊依然在下半夜坚持开工。”

我国官僚式的疫情防控，又在主观上加重了疫情造成的灾害。广州官僚式防疫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为了实现动态清零，对风险区域一封了之。被封控人群在封控区中阴阳混住，大量交叉感染，缺医少食，生病也没人照料。

为了获得物资，大家一哄而上，有推搡的，有踩踏的。为了一口吃的，大家已经顾不上其他。11月2日，“在狭窄的街道上，哄抢生活物资的人们与排成盾牌阵的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相关冲突视频也在广州市民中流传。”

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以来，封控区域管理非常混乱。有人生病得不到治疗，找到社区人员求助，社区人员表示爱莫能助，因为方舱不够、药品紧缺。有人家里小孩持续发烧，全家人都是阳性，在求助无果之下，只能发视频在网上求救。还有大量的蜜接、次密接人员，由于没有隔离场所，只能在街头隔离。还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归家，被迫露宿街头。

一个支援的志愿者在11月初发文说，“相比于白云区，海珠区的康乐村简直就是一个地狱。”他在文章中讲到，“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户人家，第一户是一位年轻的男生，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离阳性那么近的时候，当我们问到这位男生家里有几个人的时候，他和我说他的三个室友全都送去方舱医院了，他说他不知道他自己顶不顶得住……第二家简直就是抖音里那些苦难视频的现实版，敲门后出来的是一个普通话不标准的男人，看到我们后眼睛直接就湿润了，‘我老婆高烧好多天了，没人管，能不能赶紧送她去酒店’。我往里面望去，二十多平米的出租屋里，不够单人床大的床上，一个裹满被子带着口罩头上垫着降温毛巾的女士，头一直在抖，头发也因为发烧烧的很燥，就像毛球被静电电过的样子。人间疾苦，并不是因为疫情导致他们这样，他们本身就辛苦，疫情只不过为他们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最后一个是一个不识字的老人，整栋楼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的家人全部都进了方舱医院。他不识字，我们需要他填的信息他不会填，为了防护，我们也不敢动他的手机，他一边说着方言一边急迫的想和我们说不识字，又说他没东西吃，不知道怎么买也不知道联系谁。”

该志愿者在讲完这三户人家后说到，“可能是我经历太少，太过于年轻，又或许是我运气好，家庭、学习、生活到工作，都是比较顺利且安逸的。想象不到在广州这座城市，有这些情况，相比于他们我真后悔前几天抱怨生活太苦而后悔。”

其他城市也有冲卡事件，也有群体性事件，但康乐村与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一般的冲卡事件，是城市居民反对官僚的群体性事件，这种反抗虽然也是阶级矛盾的体现，但却为层层其他因素所掩盖，阶级冲突体现得并不明显。而康乐村的群体性事件却直接体现了阶级冲突。

在本次事件中，反抗的人群以湖北籍工人为主，他们有明显的组织和诉求。有人在事件之前就开始串联动员，并且逐步形成了统一诉求：第一，政府解决物资问题，第二，房东减免房租。网上流传出来很多微信聊天的截图，里面有人号召建立群，大家纷纷响应，并表示不能让收租佬进群，要“把广州不劳而获的收租佬都踢出去！”这表明本次群体性事件明显有别于市民的冲卡行为，而是带着明显的阶级冲突的特征，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自发的反抗，是创造财富的工人对不从事任何生产而仅靠房租食利的寄生阶层的暴动。

毫无疑问，暴动引来了官方的镇压，在高压水枪也无法压制之后，特警出场了。很多年前广东的特警就以工人为假想敌进行过演习，在官方眼中，工人是恐怖的，特别是他们组织起来之后。

自发反抗的工人，还不能认识到他们的反抗是劳动对资本的反抗，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他们的话语中，这成了湖北人对广州佬的反抗。阶级冲突被扭曲成了地域矛盾。这是错误的，但这也是难免的。当工人才迈出斗争的第一步时，他们会抓起任何手中能抓住的武器进行斗争。工人最重要的武器是什么？是组织。但现在的工人没有组织，他们没有工会、没有政党，于是，老乡这种天然的纽带就充当了组织他们的角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变成了湖北人对广州佬的反抗。但是，扭曲的外壳终将被抛弃，无产阶级必将在一次次斗争中从自发走向自觉，并最终走到他们唯一的旗帜下面——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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