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决定“考公考编”

有年轻人最初选择考公考编，只为过上想象中“躺平式”生活。但是在采访过程中，《新民周刊》发现，以“00后”和“95后”为代表的当代年轻人对于考公考编的想象除了“稳定”之外，还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他们有困惑，又敢于寻求变化。更有一部分年轻人，将考公考编视为一种新时代的自我实现。

时间走到7月，又是一年毕业季。据教育部统计，2023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1158万，同比去年增长82万。该数据处在持续增长中。

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在肉眼可见的就业压力下，以及过去几年时代与世界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稳定”成为更多年轻人在意的标签。这直接体现在选择考公、考编、考研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上图：2023年1月8日，湖北武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武汉理工大学考点。

数据显示，2022年国家公务员总报名人数突破202万人，较上年增长约52万人。而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调研时间：3月中旬至4月中旬），2023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比例从去年的50.4%上升到57.6%，倾向于一份稳定工作的大学生，比重进一步增加。

2022年，智联招聘发布的调研报告也显示，44.4%毕业生希望能在国有企业工作，仅有17.4%的毕业生青睐民营企业。

不过除了在就业压力与不确定性中找到一份稳定，“考公考编”对年轻人来说并不简单意味着一份“一眼望到头”的工作。上述现象愈发热门的背后，很多年轻人实则关于“考公考编”有更多思考。

有年轻人选择“脱掉长衫”，去尝试与学历不太相关的工作；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把“考公考编”视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无论最终去向何方，选择上的“多元性”都是时代赋予这一代人的印记。

越来越多名校生涌入

近年来考公考编的火热，首先体现于竞争愈发激烈的报录比。

2023年，国考计划招录3.71万人，但报名总人数超过250万，岗位的平均竞争比为64:1。在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212万人，实际录用人数仅3.12万，报录比甚至高达68∶1。

然而，国考的报名人数在2021年还是近150万。这意味着仅仅两年时间，报名人数增加了近百万，这还不包括各省市省考、事业编、教师岗、国企等考编人数。

具体来看，2023年度国考竞争比最高的岗位是青海省税务局曲麻莱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一职，竞争比达6002:1。

2022年从上海某985高校毕业的吕迪，最终“上岸”上海市选调生，如今已经在基层工作一年。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回忆，去年自己报考上海市选调生，最初提交资料审查的大约有30000人，最终录取近150人，报录比差不多是200:1。

吕迪为了给自己尽可能地留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前后一共报考了近10个省市的选调生。根据他的介绍，报录比还与每个地区的初审严格程度有直接关系。比如浙江省的报录比就高于上海市，因为其初审相对上海宽松，加上地区本身经济发展好，对人才吸引力很强，很多北方地区的应届生也会选择报考浙江省公务员。“省级的报录比大概是几百比一，市级的稍微低一点，也会在50:1往上。”

在吕迪报考的十余个省市的选调生中，他认为上海在初审阶段的筛查最为严格。通常情况下，选调生除了对学生的毕业院校和年龄有基础限定外，还会有四项要求：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在校就读期间担任过班干部或者其他校级学生干部等；在校就读期间获得过优秀或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在校期间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等奖学金。

吕迪向本刊介绍，不同地区对于上述四项条件的要求也有所区别。“有些地区四项都要满足，上海虽然理论上只需要满足四个当中一个即可，但实际上报考的大多是各自学校比较优秀的学生，很多人不仅满足一个，四项都满足也很正常。在这样的前提下，审核人员就会认真地比较，择优录取。”吕迪表示，“可能你拿过一次国奖，但别人拿过两次三次；你在校期间发表过一篇论文，可是还有很多人发过好几篇。”

这些择优而录的“软性”要求，在初审阶段就筛掉了大部分报考学生，使得在2022年真正进入到笔试阶段的学生已经剩下不多。这一点在吕迪看来，是上海市选调生招考与其他地区最大的区别。

吕迪是“95后”，在他的记忆里，2019年本科毕业时身边同学对待“考公考编”的态度，与2022年自己研究生毕业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2019年那会儿，在学校没怎么听说谁去考公务员了，可是2022年毕业时，包括我自己，身边大概1/3的同学都去尝试考。”

这也是当下年轻人“考公考编”的一个新现象——越来越多名校生加入了报考队伍。

2022年4月中旬，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份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披露：一名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成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2022年拟录用公务员，职位是城市管理执法岗。从这份公示名单看，报考者大多数都为名校毕业的硕士。

吕迪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2023毕业季，他从学弟学妹那里得知，相比去年的1/3，学院考公考编的人数已经占到了近一半。

对于海外名校留学回国的年轻人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2023年5月至6月，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先后公示了一批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名单。这些名单上确实出现了不少海外、境外院校毕业生。

比如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先后公布了三批2023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名单，其中，第一批公示的494人中，有24人的毕业院校显示为国外院校，还有8位毕业院校位于香港或澳门；第二批公示的55人中，又有5人毕业于国外院校，1人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而且，36人为研究生（硕士）学历，仅2人是本科学历。

上海市税务局这份名单可以看到，最新成功“上岸”的这批考公留学生，毕业的院校分布非常广，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在这些海外院校中，不乏有一些世界排名进入前30的名校。

如果把视线投向更多高校，上述趋势更加普遍。上海某高校一名学生就业办指导教师告诉《新民周刊》，如果是以文科见长的上海高校，近两年考公考编的学生至少占到30%，超过50%也很正常。

另一个热门趋势是：公众今天广泛讨论的年轻人考公考编，越来越倾向于应届毕业生。以2023年度国考为例，其中67.4%的岗位专门招录应届毕业生。这一趋势也使得广大非应届毕业生将目光投向限制更少的小城市，甚至是县乡级的岗位。

毕业于2019年的“95后”汪浩然，今年4月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三次考公考编。此前两次，他都报考了自己家乡、一个地级市的岗位。如今由于已经不再是应届生，他只能选择乡镇政府。和他一样情况的人还有很多，于是这个三线城市下属乡镇的公务员岗位，报录比也接近100:1。

如果把“年轻人”的概念再放宽一点，那就指向35周岁以下的群体，因为当前大多数地区的报考年龄上限是35岁。对于很多人而言，超过35岁，考公考编这扇大门也就关上了。互联网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分享自己在34岁时报考的经历，他们形容这段经历是“背水一战”。

从“被逼无奈”到“主动选择”

每个人的就业选择，往往会糅合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

《新民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代年轻人对于“考公考编”的态度，正在悄然转变。过去部分年轻人提到公务员，认为其“一眼看到头”，“缺乏发展前景”。但是这种看法正在被取代，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被父母和家人“逼迫”去考，而是主动选择了这条路径。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白芸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在和一些在校大学生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年轻人趁年轻，想要不断地拼搏，给自己每个阶段设定了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往往是通过考公考编的方式最终去落地。另外，年轻人们也暂时没有家庭或者其他方面的束缚，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参加考试。”

在白芸看来，年轻人主动去考，因为他们已经将考公考编视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

已经“上岸”3年的高睿深以为然。2020年初，刚刚经历了考研失败的大四学生高睿，主动向父母提出要去考公考编。“一方面我觉着自己刚考完研，那个应对考试的状态还在，可以继续很快地投入到复习中；另一方面，没考上研，还憋着一股气，想要通过考试证明自己的能力。”高睿对《新民周刊》说道。

很快，高睿在位于中部地区的家乡考上了一个乡镇的事业编。不过她反复考量，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认为这个岗位前景不明朗，不适合自己作为第一份工作，最终选择了放弃。与此同时，她又关注到离家乡不远的另一个二线城市的教育局公布了事业编招考管理岗位。

这一次，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高睿在父母的支持下报名了考培机构中公的培训班。“报名费大概一万多，我们是小班，只有6个人。如果没考上是全额退款。总共上了15天，前面10天由老师讲解题型和模板，后面几天就是模拟考。”

高睿在中学阶段并没有展现出太多学习天赋，成绩不算突出。但这位“95后”女生在考公考编上似乎点满了“技能点”。在放弃第一次“上岸”机会一个月后，高睿在第二次竞争更激烈的笔试中再度考出第一名。“这个市教育局的岗位报录比大概是70:1，进面试是3人。除了我是应届生，另外两人都是在编有工作的。”如今回忆起来当时的画面，高睿表示虽然自己很紧张，但可能是应届生身份让她在面试时有一定优势。

面试结束，高睿确认成绩无误，签好名字那一刻，高睿觉得是这两次考试帮助自己重拾了自信。

采访中白芸也提到，无论是“95后”，或是“00后”，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多次大考，年轻人具备了通过考试来获得发展机会的心理准备和备考经验，反而展露出一种“熟悉感”。

报考了十余个省市选调生的吕迪，坦言自己是“异类”，很早就有了考公的打算，为此准备了很久。在他读研究生第一年，看到高校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吕迪意识到或许公务员是不错的选择。“我在校时已经是党员，对于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不仅不抗拒，甚至产生了一定兴趣。所以我就觉得这条路蛮好的，会提前开始关注与之相关的信息，并做好准备。”

在吕迪报考的省市中，既有江浙沪地区，也有中西部城市，比如长沙和成都。在他眼里，后者生活压力更小，自己也可以去中西部“建设祖国”，这是一个挺好的选项。

在毕业前，吕迪已经拿到了各种国奖和市级、校级奖学金，也做过学生干部，所以选调生初审阶段要求的条件，他几乎全部满足。在此基础上，吕迪告诉《新民周刊》，市面上最有名的三大考培机构的相关课程，他都买来学习，总共也花费一万多。

事实上，近年来考公考编热门的背后，也离不开考培机构的助推。

考培机构作为考公考编热背后的一大社会推手，也将个体考公的教育资本、经济资本的作用揭示出来。各种考试培训机构推出的高价培训班、协议班、直通班、普通班、冲刺班，不同的价格对应不同等级的培训，但直接对应的是不同的“上岸”机会。

汪浩然在自己第三次考公前，选择报名了考培机构“粉笔”在家乡所在省会城市的一个封闭式集中培训班。培训班费用是12000元，但是没考上不退款，住宿伙食另付。“住宿很便宜，每个月就几百块，所以环境也很简陋。6人一间宿舍，平时除了睡觉也没太多娱乐。”

这个培训班位于一栋类似于“机关大楼”的建筑，一共有11层，低楼层是教室，高层是宿舍。从2022年10月，一直到2023年4月，除了中间春节回家，汪浩然大部分时间在此度过。他感觉自己回到了高中。每天早自习7点开始，持续到9点。之后老师来讲课，一直到12点。下午2点继续上课，到5点结束。晚上自习时间随意，汪浩然一般到10点就回宿舍，但班上有人学习到凌晨一两点。

汪浩然觉得，这些机构提供的其实是一种氛围，特别适合毕业后几年的人。“我们这种已经远离了校园，如果没人监督，很容易就学不进去。”从三次考公考编的成绩来看，尽管最后一次花的钱最多，在培训班封闭了近四个月，但他的排名还不如自己第一次考公。

现在回忆起那些买过的课程，吕迪认为其实帮助并不大，更接近于一种心理安慰。在他看来，如果具备足够的信息检索能力，又能做到自律，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去买课和参加培训。

但是高睿告诉记者，自己第二次事业编成功“上岸”，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报班的面试课程。“可能考过几次的人有一些面试经验，哪怕不报班，他们也会有一个下限。但是我第一次考上后放弃了，没去面试，也就没有任何经验。如果我不报班，可能连下限都达不到。”

无论是“上岸”或失败，年轻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考培机构“有点作用”，但更多是一种下限的保证。至于每个人最终能到达怎样的水平，还是取决于个人努力与“悟性”。

伴随着考公考编在近年来成为更多在校学生的选择，各大高校和教师也在培养方式上作出了相应调整，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年轻人的职业规划。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方洁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科研助理翁馨合作的论文——《“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梳理了“上岸”大学毕业生在初入就业市场时的心路历程。

在这篇论文中，部分大学生就业选择时充满了迷茫、缺乏对职业的整体规划。“迷茫”是就业过程中最高频率出现的状态。对于当代的大部分高校学生而言，他们在入学之际，甚至临近毕业之时缺乏职业规划与人生规划，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择业的仓促与被动。

为了减少学生在大学期间的迷茫，让学生从一进校就开始接触职业规划，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兴趣所在学校，成为高校努力的方向。根据白芸介绍，她自己近年来一直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了一门通识课程——《解读大学生领导力》。在这门课上，白芸告诉学生，要对自己的领导力形成自我认知，明白自己是否能够开展团队工作。“我们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明白每个人都具备领导力潜能，可以多种途径加以提升。也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有待完善之处，在学校生活和未来就业中具备团队精神，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在工作中找到优势所在。”白芸说道。

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再次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改进选调生工作。同一年，白芸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专门的选调生指导办公室，让学生得到更多锻炼。

在教师和学校的积极引导下，年轻人在校期间得以有更多机会了解考公考编，也思考自身是否适合报考。

上图：2022年7月9日，河南省2022年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安阳市第十中学考点大门前，公务员培训机构的宣传人员抱着一叠“考前抱佛脚”广告资料。

“上岸”远不是终点

2022年刚刚拿到选调生录取的通知那一阵，吕迪依然没有百分百笃定自己的选择。这也是不少考公考编年轻人的现状。变化对于他们而言，始终存在。他们会在不同选项中寻求变化，也会在同一岗位上尝试突破。

主要研究方向为县乡治理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此前有一个研究课题，主要关于基层年轻干部的工作和生活。2018年和2019年，杨华曾到多个省份调研。

杨华表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少研究生进入基层干部队伍。在中西部地区和偏远乡镇，也不乏研究生学历的选调生。当前不断优化的政治生态和县乡干部在年龄结构上的断层，让基层年轻干部的流动和晋升路径相对清晰。

在高睿看来，如今这份事业编工作，并非她的职业生涯终点。相反，她已经开始考虑再考一次，让自己从事业编转向公务员。“这三年下来，我发现事业编想要晋升很难，但是公务员无论晋升渠道，还是涨薪空间都很清楚。”

为了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变化，高睿开始了新一轮的准备。她在疫情期间工作之余，考取了某985高校的在职研究生，希望这份学历的提升对自己未来换工作能有所帮助。

这一代年轻人，相比过去在选择上更多元，这也使得人们对“变化”更容易接受。小吕考上了计划已久的选调生，小高开始考虑下一次考公，小汪考了三次没考上，但觉得现在的工作也不错。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记者｜王仲昀（应采访对象要求，吕迪、汪浩然、高睿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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