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 | 疫情影响下的打工人

疫情三年，时代的洪流映射到每个微小个体，人人都无法幸免。我们被迫卷入看似荒谬但又无法挣脱的生活漩涡，对于劳动者来说，一切尤为不易。

在疫情期间，您是否经历过转岗、工资调降、被迫选择灵活就业、被迫辞掉工作照顾家庭的状况？是否面临收入来源中断、入不敷出、与工作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渐渐消失的过程，陷入焦虑与迷惘？您切身地体会到心态上的、时间上的、身体上的、法律权利上的种种变化是什么？您对这些变化是有所准备还是始料未及？您经历了怎样的甘苦？欢迎您和我们谈谈，也欢迎您分享自己对疫情如何影响就业和对生活的思考，以音频/文字形式投稿给我们皆可。

请发送文字或者您的讲述录音到邮箱：[email protected]

病毒的影响从未过去。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全球工作时长仍未回到疫情前（2019年第四季度）的水平，薪资水平在2022年第一次出现了下降。这些数据背后，一个真实的人在经历什么呢？

在疫情初期，大量女性快速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也许她们在封锁中，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责任？在疫情后期，更多女性又快速进入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因为她们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在经历疫情后急需得到改善，而向她们开放的只是不稳定的工作机会？

ILO, ILO Monitor on the world of work. Tenth edition

2021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就已达2亿，占总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平台经济为例，数据显示美团和饿了么在2020年初复工的两个月内就增加了58万骑手。

“现在白天开网约车，晚上5点半到9点半送外卖，平时有订单就去推销和安装卫浴。这3份工作，都能签订正式的合同呢。”39岁的沈阳市民林强身兼外卖员、产品推销员和网约车司机3个职业。“感谢政府的好政策，3份工作收入稳定，而且都受到法律保护。”（《工作有着落 日子有奔头》，《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11版）

灵活用工，意味着更多自由么？还是只是方便老板将我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打工谈曾征集过关于“工作自由”的投稿，这常和灵活就业相联系。除了自由，它还不稳定。从世界范围看，工作不稳定由来已久。25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说“今天到处都是不稳定的无产阶级（précariat）”。

而在现代社会，人在碎片化时间通过在电子媒介上消费娱乐，为平台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被剥削的一份子。

在当下环境下，网络上的话语权与现实生活中群体的权力相对应，以至于留给“劳工”的话语权渐渐式微，我们试图通过一点微弱力量，呈现更加丰富与真实的社会面貌。

坚持劳动者发声。不论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欢迎你联系和加入我们，一起来聊我们的打工故事。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发电子邮件给我们：[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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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靠自己的双手，修建起街道桥梁、高楼大厦；生产出珠宝、智能手机，维护着城市的清洁，创造着经济奇迹；我们本该骄傲。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串数字，一个标签，被书写、被塑造、被研究、被描述成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没人听见我们的声音。

确实，我们拥有的资源很少，我们在城市的打工日子很艰辛，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我们没有陷入抱怨、指责中，而是扛起生活的重担前行，在这土地顽强地扎根，生长。我们有我们的烦恼，我们也有开心快乐的时光，我们只是缺少途径和平台去参与和表达自己。你看不见我，并不代表我不存在。你来与不来我就在这里，讲述我的打工故事。

灵活就业如何反映经济周期？https://mp.weixin.qq.com/s/dFICHIUirgATTWo5aD0NpA

大变局时代的劳工命运：疫情三年中国工人生存状况全观察，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1213-opinion-china-covid-3-years-labour-condition/

皮埃尔·布迪厄，何清译，《今天到处是不稳定》，载《遏止野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