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上半年中国工人行动综述：疫情后罢工抗议达新高 制造业建筑业成重灾区

中国的罢工和工人抗议事件在近年急速增加。2023年上半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了741起个案，数量直追去年全年总数830起。由今年1月起，地图每月收录的事件从86起一直上升，最高达5月的165起抗议。假设这个趋势持续，保守估计今年全年将录得至少1300起事件，将达到新冠疫情后新高。

从各行业的情况看，制造业的工人抗议大增：由1月的10起增加至5月最高59起。自3月后，制造业的罢工抗议持续在每月30起以上。相对而言，其他行业的抗议数字则是稳定增加：建筑行业的讨薪抗议保持在每月50多起，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抗议分别在每月10多起和5起左右波动。教育行业和采矿业的工人抗议较少，但近两个月也有些微增加。本文将初步疏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情况。

图片来源：中国劳工通讯地图数据

沿海制造业倒闭搬迁，电子、制衣业工人首当其冲

今年4月，中国劳工通讯曾报道沿海省份的制造业搬迁倒闭潮所激发的工人抗议。制造业工厂搬迁倒闭潮致工人抗议数量陡增 工会应预见趋势协助工人谈判一文所归纳的情况并未消失，反而愈趋严重。中国的出口总值从去年7月至今年6月基本保持下滑（除了今年3月因为新年后的原因有短暂回升）。财新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则由去年8月起保持在50以下（除了今年2月），显示生产预期收缩。欧美陷入经济收缩导致海外订单减少、持续的贸易纷争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引致以广东为首的电子和纺织制衣业的倒闭和关厂潮。今年上半年，与此相关的电子厂工人抗议共66起，服装业38起，其余为金属制品业（18起）、石油化工业（14起）、汽车业（12起）、机器制造业（9起）。

透过将每起个案中的工人诉求分拆，中国劳工通讯统计了制造业抗议中最常出现的诉求。在制造业内部，电子行业工人抗议的诉求数量最多而且诉求内容更多元。工人除了抗议工厂拖欠工资、搬迁倒闭和要求发放赔偿金，还不满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和对合同表达不满。工人产生这些不满的原因，是有些厂方没有直接解雇工人，而是将工人单方面调到其他岗位，要求工人签订新的合同，变相迫使工人自行离职。

中国劳工通讯曾于5月电子报报道一起富士康工人抗议。5月9日，位于河南省周口市的富士康iLVG部门（innovative Level V Group，主要生产手机配件）因订单不足解散。该部门的部分工人本来由深圳到周口市支援建厂，工人认为部门解散后公司便应该将工人派回深圳工作。岂料管理层却强制他们调岗到IPEG金属小件部门。工人不满企业强制调岗，认为是对不服从的工人变相裁员。

相比2013－15年间的工厂搬迁潮，电子业工人现时罢工的规模偏小。据中国劳工通讯粗略划分，100－1000人的工人抗议约占电子业抗议近四成，其余的抗议规模在100人以内。在这些集体行动中，持续的欠薪，以及搬厂停工的消息传出后，工人们便会发起罢工。有的聚集在厂区的空地、行政部门的办公室，有的工人则堵塞厂门。数百名工人要求管理层与工人交待搬迁的安排，发放拖欠的工资和社保，以及对工人依法支付赔偿。

相对电子业，制衣业的工人抗议较少，行动规模亦较小，较多是牵涉100人以内的抗议和静坐。而且，从工人的诉求可见，工人主要要求发放欠薪（31次），提到赔偿金的频率很低（只有3次）。这可能与成衣厂的规模本来较少，其财政能力连发放欠薪也有困难有关。事实上，有七成录得抗议的成衣厂均是民营企业（通常规模较小），港澳台资服装厂只占两成；相反，录得抗议的电子厂有四成是港澳台资工厂，另外四成多是民营企业。

房地产建筑业讨薪不断，新一线城市成重灾区

建筑业的工人抗议持续以每月50多起的数量长期居首。随著内地房地产行业收缩，部分房企陷入库存积压和回款困难，住宅建筑工地的抗议约占今年上半年总数的三分之一（111起），其次是商场（79起）和基础建筑（22起）。

从工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可见，不少大型房企下属的工地均有欠薪情况，事件多属于工程完成但分包公司没有支付完整工款。例如，6月3日，陕西省渭南市一名农民工在网上发帖，指自己和其他工人2021年时在碧桂园翡翠时代项目干水电安装工作，该项目在去年5月已交房，但仍有8万多工款未有结清。工人表示，开发商和分包单位互相扯皮，即便自己向法院起诉胜诉，公司仍然不愿支付工资，以上诉拖延时间。

另外一类型事件则属于工程停工烂尾，企业以资金短缺为由不发放工人工资。2月时，在湖北省武汉市，一个疑似业主的帖子指融创1890楼盘由去年下半年便处于停工状态。该帖附上工人讨薪拉横幅的图片，表示该楼盘“每天就几个人表演式施工，门口天天都是讨薪的工人”。相似的事件也发生在西安航天基地康桥悦容园。4月27日，一则网上贴文曝光该工地拖欠结构工作付款的问题。农民工张先生发现，工地现时已经处于停工状态，只有一名看门的保安。张先生与10多名工人虽然完成了工作，又曾得到住建部的付款担保，但工程在去年9月完成后只收到部分工资。

从地域上看，今年上半年，广东省的建筑工人抗议最多（83起），其次是陕西（39起）、河南（22起）、浙江（19起）、山东（18起）和四川省（16起）。这些省份大多是近十年人口增加规模较多的地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深圳和广州对比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新增常住人口数量分别约为714万和598万，平均每年新增约71.4万和59.8万，增量分别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和第二。另外，西安市、郑州市、长沙市、成都市和杭州市等则是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以西安市为例，近10年该市以52.97%的常住人口增速排名新一线城市首位，这与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并从2017年放开落户政策密切相关。

随著新一线城市的发展，大量企业及工人被集中在这些新城市的工商业区，刺激了基础建筑和房地产的发展，与此相关的建筑业欠薪也因此在急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爆发，近来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又使问题更为严重。根据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数据，由2016年起计，新一线城市的省份，包括河南（414起）、陕西（357起）、山东（315起）、江苏（266起）、四川（234起）和河北省（232起）建筑业欠薪事件高发。相比2011至2015年间，建筑业的欠薪抗议仍相对集中在广东和河南两省。

图片来源：中国劳工通讯地图数据

图片来源：中国劳工通讯地图数据

传统服务零售业收缩致裁员、欠薪

服务业工人抗议发生的数量排在建筑和制造业之后，平均每月有17起事件。工人抗议最常见的要求仍然是讨回欠薪，事件集中在环卫业（22起）、零售和批发业（21起）、住宿及餐饮业（15寺）等。传统零售行业面对电商的竞争，加上疫情两年间的打击，导致不少大卖场和超市倒闭，拖欠工人工资。中国劳工通讯在去年的地图总结中，指出批发零售的工人抗议围绕着新零售的转型展开，“一些长期被互联网零售边缘化的企业，难敌疫情间期间线上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走上破产倒闭的结局”。

由1月起，家乐福持续传出闭店和拖欠工资的事件。广东省广州市、湖南省长沙市、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的家乐福门店接连传出强制裁员、拖欠员工遣散赔偿金的问题。家乐福曾经以引入外国大卖场来中国而闻名。但经历本地超市的竞争，以及电商平台的崛起，家乐福中国连年亏损，营业收入持续暴跌。另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是步步高。5月，湖南省邵阳市、娄底市、湘潭市的步步高超市陆续宣布结业，工人们表示，“昔日辉煌腾达的步步高，如今连基本工资都无法发放”。工人们聚集在门市前抗议，有的工人在天台威胁跳楼，要求企业补交社保和发放欠薪。

吸纳大量年老工人的的环卫业也是欠薪的高发行业。常见的事件是环卫公司表示没有收到来自甲方的拨款，因此拖欠工资将问题转嫁给工人。福建省福州市5月便发生了这样的环卫工欠薪事件。多名在福州万象九宜城做保洁工作的工人向记者求助，表示他们在2月开始没有收到公司发放的工资。公司代表表示，由于甲方从去年12月起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洁费用，公司因此拖欠工人工资。经工人抗议后，甲方表示于月底将拖欠的工资发放到位。

新旧交通物流业工人反抗压榨

最后，让我们回顾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人抗议。与持续多年的格局一样，这个行业的工人集体行动以出租车司机的抗议为主。出租车作为一个传统的交通行业，深受黑车和网约车的竞争、政府要求的新科技更替，以及管理公司的盘剥所累。为了应付各方的榨取，出租车司机只能提高劳动强度，期望赚到更多收入。在长期高强度的营运下，偶尔便传出司机因为过劳倒下的事件。

出租车行业的经营困难，使司机几乎向所有影响他们收入的来源发起抗议。除了抗议管理公司收取的租金和管理费，要求经营权和产权合一的呼声，司机们抗议共享电动单车的增生、要求打击黑车，强制更换电动车的政策、抗议燃气价过高、要求提高起步价等等。今年半年共录得26起抗议。

新近发展的物流运输业也录得一定数量的工人抗议，大多针对下滑的单价水平和克扣补贴。中国劳工通讯在4月电子报报道了三起外卖员罢工。其中，汕尾美团外卖工人的抗议引起较大回响。4月21日，广东连日多雨极大影响外卖员工作，但美团不仅取消多项骑手补贴，还不断压低单价，更惩罚在恶劣天气不上线的骑手，引发骑手罢工。美团其后抽调大批外地骑手打击罢工，而非正面回应骑手的要求，引来广泛的批评。骑手罢工和舆论发酵后，美团恢复了单价水平，部分恢复补贴待遇。

货车网约平台“货拉拉”的司机则在5月发起数起罢工。成都、重庆和山东聊城三地的货拉拉司机不满货拉拉通过4次降低货运价格、降低司机收入的手段吸引客户在其平台下单。货拉拉亦以提高会员费及抽成比例的方式不断加大力度挤压司机的收入。中国劳工通讯在另文探讨了货拉拉的经营方式如何导致司机利益严重受损，激起司机走向抗议和罢工。

图片：货拉拉司机罢工抗议平台压榨

工会介入成效不彰 警察出动次数倍增

随著工人抗议和罢工事件不断增加，中国劳工通讯留意到官方工会介入了一些集体事件。不过，工会介入的效果相当有限，过程中仍然深受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在一些情况，工会的作为甚至与工人的利益相抵触。例如，位于深圳的运丰电子厂搬迁抗议中，企业工会愿意代表工人与厂商谈判，但当工会请示街道工会支持及协调介入时，竟被对方拒绝。又例如为于浙江嘉兴广越制衣厂的工人发起罢工要求涨薪，工会以复工为基础介入工人罢工，却并没有推进工人的诉求。在新安电器厂工人要求厂方补交社保的抗议中，公司更曾拿着企业工会的协商同意书申请公积金缴纳降比，工会不但没有维护工人，反而在工人不知情下损害工人利益。

与官方工会介入相比，出动警察控制工人集体行动的数目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录得82起事件有警察出动，比去年49起增加了占近1倍。在7起收录的事件中，工人因为讨薪和要求赔偿金的抗议被捕。

不少工人抗议的不满，包括欠薪、搬迁赔偿、补交社保，都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情。企业通常已经陷入数月甚至整年的生产困难，出现订单下滑和资金短缺，拖欠的工资亦通常持续数月以上。假如工会能够加强与企业工会的联系，以及对个别工人求助作更积极的介入，绝对可以预早发现企业经营情况的变动，继而保障工人的利益，避免工人发起抗议保障社会稳定。在全球和国内经济均出现下行时，官方工会应加强这方面的预警和行动，主动防范企业牺牲工人利益，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