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十大劳动关键词：闭环、封条、清退、露宿、热射病、裁员、失业、停运、坠亡、火灾

2022年是危机的一年，同时也是基层劳动者继续被忽视、抛弃的一年。新冠疫情仍未消散，年初俄乌战争爆发，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衰退危机，以出口为导向的各行业受到波及订单大减，工价大跌，大量工人失业。国内部分，新冠疫情变异后传播力大增，各地政府固守单一的封控政策，企业则以强迫工人在闭环的工作场所居住和继续劳动作为应对。结果，基层劳动者不断被牺牲：封控下广州城中村工人食不果腹，深圳上海等地外卖骑手露宿在桥洞，广达、富士康等工厂内闭环生产的工人陷入无休止的加班压榨与感染危机。

同时，白领劳动者们也不再幸免于危机。这一年，互联网企业的白领劳动者们罕见地开始大规模面临欠薪、裁员的窘境，曾经的“工人贵族”彻底褪去华丽外衣。这一年，餐饮、房地产建筑、教育培训等密集型服务行业陷入萧条，整体就业市场萎缩、劳动条件恶化。这一年，青年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点，无数大学毕业生拿到校招却被企业反悔，想要考公考研躲避危机却难以挤入窄门，不少人只能走向电子厂普工、宿管、保安等基层职位。

这一年也是许多劳动者串联反抗，不甘再做螺丝钉的一年。中国的劳动者，曾被认为是世界上少见的“勤恳”的工人，如同螺丝钉一样任劳任怨地为这座“世界工厂”服务。然而，危机的一年彻底验证了一件事——“世界工厂”未曾在意过螺丝钉们的生活，努力付出所积累的财富最终与工人无关。资本家们在核酸检测、生物技术、芯片、电动车等产业享受国家数以亿计的补贴，因疫情而失业、贫困潦倒的劳动者却无法获得哪怕最基本的生活补助。不甘忍受的工人们以激烈的行动作为回应，其中许多身影会永远被记住：拿起铁棍反击暴力警察的富士康工人、罢工集会的货拉拉司机、封路讨薪的环卫工…… 这些抗争未必能带来立即的改变，但它们将鼓舞一批又一批不甘再做螺丝钉的劳动者。

【关键词解说】闭环生产与闭环管理最早来自于今年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的闭环气泡式管理，当时是为了应对大量外国参赛运动员可能带来的疫情风险，将赛事相关人员与当地社区分隔开。今年4月，上海封城导致几乎所有工厂停工，而后率先复工的企业，以特斯拉等汽车制造商和广达等电子厂为首，采用闭环管理的方式将员工的工作、生活完全限制在厂区内，等同于封闭式生产。而后，闭环生产迅速被复制扩散到全国，成为中大型企业在疫情中惯用的生产策略，也影响一些白领工作者。

闭环生产期间，工人吃住都在工厂，往往因为配套设施供应不足而导致生活条件简陋。同时迫于供应链的生产压力，工厂也会强力要求工人提高劳动强度。许多工厂实施闭环后甚至试图以不足的人力达成产量新高，这对于工人的身体、心理都造成极大压力。今年10月郑州富士康在闭环生产下一味追求产量，无视对工人的基本保障和疫情管理，导致大量工人感染；又因为管理混乱，许多工人在挨饿、无药品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翻越围墙、徒步数十公里逃离工厂，出现网络盛传的“富士康大逃亡”。

【工劳评论】一般认为疫情会影响社会正常运作、中断企业生产，但是中国的资本家们找到了“闭环”这个既能躲避疫情风险，又可以疫情名义强迫工人劳动的方法。并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许多地方政府（浙江、四川等）也是闭环生产的倡导者，他们罔顾工人在疫情下的生存危机，反而与企业共谋协助剥削，只看重所谓的经济增长。虽然当下疫情防控政策做了大幅调整，但工厂内的疫情危机仍未解除，大量的患病阳性劳动者正在被迫上岗，牺牲工人健康为代价的资本生产体制仍然驰骋猖狂。

【关键词解说】3000万卡车司机承担了中国四分之三的运输任务，几乎每家企业的正常货物流转和生产都严重仰赖卡车司机。但是疫情之下，长期处于流动工作状态的卡车司机成为各地方政府的严重提防对象。不知具体从何时起，所有长途运输的货车都在驾驶室外被贴了至少一张封条，司机被要求在运输过程中不能离开驾驶室，所有的吃喝拉撒等生活需求一律只能在车上解决。

而针对司机的监控也较以往严厉许多，北斗定位装置严格锁定司机位置，行程码带星（后废除）导致司机被劝返、下不了高速，滞留数周。相应的惩罚也变得严格，甚至荒谬：有司机因为未戴口罩吃方便面被罚款2000元，更有司机因为未报备行程而自己又不幸感染，却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刑4年。即使现在疫情防控完全放开，也没有这些司机被补偿、翻案的消息。

【工劳评论】这一年许多行业都会有类似的感受，最大的敌人不是病毒、不是疫情，而是不合常理、层层加码、非人性的防控要求。不过，对于卡车司机来说，要面对的敌人也远不止是封控，还包括今年剧烈上涨的油价、互联网货运平台的压价、难以偿还的买车贷款等等。司机们有一句无奈的话：“人人都说跑车好，傻帽才买货车跑”。一辆属于自己的货车，对于许多基层工人起初是梦想翻身的象征，是渴望自己做“老板”的开始，但实际上却是失去社会保障、自我剥削的开始。货运司机是连接生产的社会命脉，享受司机劳动成果的互联网平台、大大小小工厂货主们以及仰赖物流运输支撑经济发展的政府，都是这个行业血汗剥削的缔造者。

【关键词解说】3月初，多地要求对于建筑工地进行年龄限制，形同清退高龄工人。上海市明确“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天津市则规定，因特殊情况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进行核验。后续，有媒体报道，超龄工人没有存款和退休金，只能隐瞒真实年龄，伪造证件、染黑头发来获得工作继续维生。该政策引社会广泛批评，而后，7月开始安徽、四川等地陆续提出具体措施，反对“一刀切”清退高龄工人。11月中，人社部、发改委等中央部门首次公开反对清退高龄工人。清退高龄工人的问题表面上得到缓解。

【工劳评论】今年清退高龄农民工的消息让社会再一次关注到这批如今50、60岁的第一代进城务工工人。他们进城工作时，雇主不缴社保、安排高危工作却缺乏适当劳保是常态，许多人直到退休年龄都没有缴满社保年限，反而落下一身职业病、工作伤害。我们不因为高龄劳动者免于清退而欣喜，要反省的恰恰是，第一代的进城打工人到了退休年龄却无法享有退休金安养晚年，高龄却仍然需要继续打工维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第一代进城工人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繁荣的经济却企图榨干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汗。一个完全失效的农民工养老体系，不会只出现在第一代打工人，政府对于当下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未来养老危机同样在“躺平”。

【关键词解说】3、4月份，大城市中广州和上海疫情最严重，各社区为了防止出现阳性病例而开始架设自己的“壁垒”——出小区后禁止再进入。白领上班族可以在家中依靠存款存粮维生，但对许多来此打工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来说却是手停口停，一天不工作就是饿一天肚子，他们只能选择离开租屋处，白天在外跑单，晚上寻找桥洞、地下通道等遮风避雨的户外空间露宿。但地方政府却视此举破坏了城市景观，警察和城管开始封锁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在桥洞中露天而居的骑手都遭遇过驱赶或断电，他们被迫不断转移露宿点。

后续，4月20日，上海曾发布“工作提示”，要求各街道负责安置无处居住人员，然而现实却是普通市民能得到的支援物资都没有发到骑手，更遑论安排住所。美团和饿了么也曾宣传自己为骑手提供免费的旅馆住处，但背后条件严苛，占据多数的众包骑手并没有获得任何来自平台的支持。封城期间，骑手能获得的支持几乎都来自民间志愿者。整个疫情封控期间，骑手露宿的情况并不局限于深圳、上海等大城市，且也并没有随着封城结束或全面放开而得到改善，根据学生媒体“新新报”的采访，12月底深圳桥洞下的骑手反而变多了。

【工劳评论】一年前有骑手住在地下通道可以上新闻，现在同样的地方可能挤满了不只是骑手，还有生活无以为继的其他各行业打工人。骑手露宿街头背后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如同货车司机的遭遇一样，社区/城市在防控上各自为政，政策制定上严重缺乏协调，明明是为城市保供做了重要付出的骑手却完全没有获得支持，这是疫情防控层面的失败。其次是平台劳动的问题。按照劳动法规，疫情期间雇主必须为劳动者提供薪资、保障其生活来源，所以拥有稳定工作的打工人或许仍能忍受数周至数月的隔离封城，但是美团、饿了么或货拉拉等平台企业通过外包或自雇等劳动模式，规避了法定的雇主责任，导致平台劳动者们在疫情等社会危机面前更为脆弱，完全缺乏劳动保障。最后一层则是，部分露宿者并非完全是因为过度防控而无法回到小区，而是因为疫情下的收入无力用于支付租金而选择以露宿节省生活开支，这是经济衰退下公共职能缺位的缩影。疫情管控转向后，越来越多失业的工人、白领加入骑手行列，可能反而导致骑手们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更低的收入，和更不稳定的生活。

【关键词解说】热射病是重症中暑。普通中暑的症状是头晕脱水，而热射病却可严重到夺人性命。2022年的夏天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温，其中全国23个省份出现40°C度以上高温。按照法规，40°C度以上的极高温天气，户外体力劳动者应该立即停工，但现实中却几乎没有政府部门监督企业在高温下的工作状况。今年，各地均有建筑工人和户外进行核酸检测的医护人员因为高温下长时间劳动被送往医院救治。而即使是室内工作，许多传统工厂未安装空调，通风不佳、闷热的环境也会导致工人因热射病昏厥，甚至死亡，例如开封市的洗碗女工韦巧连、武汉市在仓库打工的大学生郭腾旭。

澎湃新闻整理了2013年至2022年间的206个劳动者热射病纠纷案件，发现仅有19%的劳动者被认定为工伤，能得到工伤赔偿。其余均只能作为一般人身损害案件得到民事赔偿，即使能够起诉成功，赔偿也远少于工伤。背后原因多与劳动关系模糊有关，这意味着高龄、打零工等未有正式建立（或被承认为）劳动关系的工人在高温环境下最为脆弱，遇到事故基本很难获得相应的工伤赔偿。

【工劳评论】高温是天灾，但在明知是高温的情况下还要求工人正常出勤、长时间工作，这就是典型的人祸。今年光是媒体有报道的热射病去世案例就有数十例，其它未报道的或是遭受高温伤害但未致死亡的工人恐怕数字还要高上数倍。大量的热射病伤害背后所反映的是，中国仍有大量基层工人在恶劣、危险的劳动环境下工作。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大多是小作坊或非正规行业，依靠低价在市场中生存，背后牺牲的则是工人的健康。

【关键词解说】2021年就开始陆续有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但今年3月下旬开始，互联网裁员潮全面爆发，规模也比以往庞大。根据前程无忧统计，50.3%的互联网打工人所在公司存在裁员。其中，仅上半年各家公司的平均裁员比例就高达20-30%，而大部分公司的裁员潮又一直持续到年底。做法上，大部分公司都采取逼退的方式要求员工自行离职，以规避解雇补偿金，例如京东以绩效不合格威胁员工离职。此外，互联网公司还将裁员美其名为“毕业”，来掩饰和合理化非法的解雇行为。

【工劳评论】之前工劳小报也有一期重点专门讨论“企业爆雷跑路，员工牺牲没人顾”。无论是裁员或是爆雷跑路，这些企业或其所在的行业都有一个特征是——在前几年曾多受投资人热捧，然后顷刻间倒塌。这背后有政策和偶然性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与资本的盲目投机有关。但危机来临时，老板们、高管们都可以顺利套现脱身，曾经拿着较高薪水享有稳定工作的白领打工人们今年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压迫不只是996长工时，还有蓝领工作者们常遇到的欠薪、失业。覆巢之下无完卵，在资本的压榨与不公下，无论是何身份与职业，劳动者们没有团结就只会任人宰割。未来白领劳动者该如何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仍然需要向蓝领工人学习他们数十年来的集体维权的抗争经验。

【关键词解说】从4月直到7月，16—24岁青年人群的失业率都在创造历史新高，7月底到达19.9%的高峰，即每5个该年龄段的青年就有1个人处在失业中，他们大多是高职、大专或大学毕业生。8月之后，青年失业率开始下降， 但直到11月最新数据，17.1%的青年失业率仍远高于往年同期数据。面对严峻的失业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年青人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这一新发明的词汇指的是人们放弃原有职业或者毕业寻找新工作，此段寻找时间所发生的暂时性失业。后续亦有机关党政媒体将今年的青年失业归因为年轻人对未来期待过高和对劳动权益过于重视。

【工劳评论】统计局“摩擦性失业”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将青年失业归结于年轻人期待过高或重视职场权益更是荒唐，网络上早已骂声一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青年失业的原因是结构性的，与服务业在疫情下的萧条，进出口制造业衰退有关，劳动力市场在萎缩。有经验的劳动者也正在被裁员，要与新入职场的年轻劳动者一起竞争剩下的岗位，刚毕业的青年学生一定处于劣势。

同时，还应当注意的是，现在的青年高失业率包含了前两年疫情下许多学生滞后就业的结果，而今年同样有大量学生选择延后就业。未来，青年失业将是长期、严峻的劳动问题。但是，目前应对青年失业的公共政策都是短视的临时性政策，甚至危殆到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例如以指标名额要求各基层政府、学校增加临时雇员，或是要求企业提供额外见习实习机会。这些做法只会增加延后就业人数，并且可能反而因为向企业投入了大量廉价的实习人力而拉低其他正式劳动者的待遇。

【关键词解说】今年8月以来，陆续有广东博罗、河南郸城、湖南耒阳、甘肃兰州等城市的公交车因为拖欠司机工资而停运。负债39亿的兰州公交集团甚至让地方银行给欠薪员工发贷款作为工资。最新的停运发生在河南东北部的清丰县，有人拍到当地公交车悬挂着写有“我们讨要16个月工资”的布条停在县交通局门口抗议。有媒体调查后发现，公交车公司欠薪停运与疫情期间收入减少和地方政府未按约定给予补贴有关。

【工劳评论】欠薪对于工人们来说并不是新鲜事，但公交车司机欠薪停运背后有更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它牵涉到地方财政与公共服务投入。与公交车司机们类似处境的还有地方基层卫生院、小型公立医院的医护们、大街小巷的环卫工们等等劳动者。公共服务劳动者频频陷入欠薪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财政拮据。

地方财政的拮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理解，第一是收入减少，2021年房地产政策收紧之后，地产销售下滑，地方政府仰赖的主要金源“卖地”无法持续。第二是支出增长，根据财新统计，地方财政在疫情三年间支出持续高速增长，但财新并未点出增长开支的去向。而我们不难想象，疫情期间，各街道社区的种种封控措施、流行病调查恐怕都得仰赖地方财政。面对地方财政不足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向大型企业加征税，并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但我们的政府选择的做法是另一条，向劳动者开刀，乱罚款、乱收费增加财源，拖欠、降低公共服务劳动者的工资，甚至有地方在追讨前些年给公立学校教师发放的奖金。

【关键词解说】坠亡指的是两类不同的情况——建筑、维修工人在高空作业时“意外”坠亡，以及今年发生的两起大学内保洁员自杀跳楼坠亡事件。前者的死亡是安全事故，今年的坠亡事件又特别集中在空调工人，根据媒体统计，光旺季6-8月就有至少100起死亡事故。这些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高强度的户外劳动以及未系紧安全绳或安全绳质量不达标，而深层原因则是，由于家电企业将售后服务外包、房地产开发商在设计空调安放位置时未考虑安装难度，所有的安全责任，甚至包括安全设备的购买都被推到一线工人身上。关于安全问题，维修网点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罚款。再加上本年度夏季极端高温明显，订单增加，于是坠亡事故发生频率骤升。空调修理安装等高空作业者忽视安全带和外卖骑手闯红灯的缘由类似，既有安全教育的不足，但更核心的仍然是“赶工游戏”规则下劳动权益的让位。

后者，保洁员自杀跳楼的事故发生于今年11月，分别在深圳大学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二者都是公共单位。与空调工人相似的是，去世的保洁员也是外包公司的员工，并不断遭到罚款。港大深圳医院内部有传言称，去世的保洁员当天因为工作被投诉将要罚款500元，而他的每月工资仅有2600元，自杀可能与此相关。深圳大学的保洁员每月工资仅有2000元，校方却可能以不戴口罩为理由一次就罚款50元。此外，疫情封闭后，后勤工人的居住或休息环境也极为简陋——教学楼角落打地铺、消防通道。有学生认为，深圳大学保洁员的自杀与高压低薪、恶劣的劳动生活环境有关。

【工劳评论】两类坠亡事件背后有许多相同的元素：外包与罚款。这也是许多基层服务业工人共同的处境，它们是一组恶劣的以卸责为目的的管理方式，以外包方式卸除自己的雇主责任，又通过罚款作为主要管理方式来强制工人劳动、变相削减工资。一旦发生意外，真正的雇主可以轻易逃脱赔偿责任，而工人不仅自己承担几乎所有劳动成本与风险，还要终日生活在被罚款扣薪的恐慌中。其实，根据劳动法规，用人单位无权对员工进行罚款，政府部门也三令五申要求停止“以罚代管”。假外包真雇佣的做法在法律上也属于违法行为，但进入诉讼程序后工人获胜的案例并不少。不过，现实中大量缺乏资源的边缘劳动者在没有足够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无力单独与雇主对抗。城市的无数暗处角落里，基层服务业劳动者只有在坠亡时才会被社会看见。

【关键词解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一共38位工人死亡。该公司主要加工秋衣秋裤，工亡员工大多是当地女性，在工厂打工的同时也需要务农。事后，有媒体调查发现该公司往年缴纳社保人数均为0，意味着死亡工人无法获得工伤补偿。按照工伤保险规定，工亡补助金与丧葬补助金加总，38位工人的家属至少应该拿到4500万元赔偿。然而，直到2022年结束，后续没有任何关于安阳火灾事故的工人赔偿、司法追责的新消息。

【工劳评论】我们将安阳火灾放在最后一个关键词，因为它太重要，也太沉痛了。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同样在11月发生火灾，一共87名女工死亡。当时中国没有劳动法，也没有工伤保险，这些女工的家属只能拿到微薄的补偿金。而2022年的现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规定因为一次次类似的恶性事故终于诞生了，但工人们的处境真的有变好吗？反而，最明显的改变不是工人们的保障增加了，事故减少了，而是对于这些事故的媒体报道少了、短了、口径统一了。安阳火灾代表的是今年那些同样无后续、被扑灭热度的工人新闻，请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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