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工作稳定，不同年龄段的人腐烂程度都高度统一 | 三明治

在退烧的第二天，我接到了领导的电话，问症状是否消失，并告知如果明天抗原转阴，后天要来上班。我向本周值守在公司的同事了解情况，“领导不戴口罩，还经常绕过放在办公室里的床走到工位面前来跟人说话，理由是他觉得反正每个人都要阳，无所谓。”

高烧五天没有击垮我，独居无药无温度计没有击垮我，身体痛得几乎无法入睡也没有击垮我，但这描述我领导行为的寥寥几句，好像手榴弹上的引信，无意间脱落，连同我对这份工作的种种不满和抗拒一起，把我这段时间尽全力维护的稳定情绪炸成一片废墟，我瞬间崩溃大哭，回到床上睡了四个小时。

醒来看到朋友圈里许多人转发公司某位大领导写的抗疫“战书”，工作群有人回复：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阳康”申请出战！

在来到公司的第三年，我终于如愿调动到专业相关的岗位。那个五一假期我被留下给新部门办公室打扫卫生，没有回家。

这是一个临时成立的部门，暂时只有F与我两人，连办公室都是从别的部门匆忙腾出。从电脑桌上的垃圾，抽屉里的牙刷，文件柜里的蟑螂就能看出，上一任使用者并不太爱卫生。

三个小时的清扫，我汗流浃背，而F一直坐在电脑前，始终没看我一眼。转眼到了中午，我打扫得差不多，把劳动工具放回原位，问他还有别的事吗，他起身看了一眼，沉默了几秒：“你觉得干净了吗？”

之后的几个星期工作都围绕着给新部门添置物品展开，部门只有我一个兵，所以采购事项全都由我负责，F拍板，小到办公室的铭牌大到会议室的投影墙，F事无巨细，绝无疏漏。有一次我忘记把电梯里的楼层导航板示意图终版发他确认，最后重做了三次，理由是未经他同意用了白底黑字的搭配，他觉得是给死人用的。遭受同样三次召回待遇的还有办公室的窗户贴膜，楼层指示牌和四种垃圾桶。

一个周末，F突然叫我到公司加班，我到了后，他要我给某项目做经济可行性评价分析，要有未来25年运营期的预计数据支撑，并且要在两个小时内给他。我看着他，以为他在开玩笑。这好像是给我一张白纸一支笔，速写变形金刚变身三视图还要带VR效果。

“这有点难，项目的总投资和主要设备不确定，运营模式也未明确，我算不出来。”我看了看项目情况，沉默了一会回答道。

“这些可以先不管吧，你大学不就是学这个的吗？”他一脸疑惑，“快去做吧，做完就能回家了。”

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接触过专业的我，对于这样一个无已知条件的项目根本无从下手。装模作样地打了几个字，我开始对着空白的Word文档发呆。

突然懒得解释大学学什么跟实际工作做什么是两码事，更何况我是学道路的，而项目是供热管道。而且他们不可能不懂这些道理。为什么还要问这样的问题？

我沉默着继续坐了二十分钟，实在对这种浪费时间的行为忍无可忍，冲到F办公室，此时，我注意到，他没穿工作服。我把刚刚对他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他看着我，又是那熟悉的挑眉：“你刚刚一个小时什么都没算出来吗？”

“嗯，我不会，算不了。”我慢慢地说出了这句话：“不行的话可以找设计院帮忙。”然后扭头打算收拾东西回家。

“这个项目多久能够盈利，投资收益率是多少。”他看着我，“至少要写清楚这两点，而且要有依据。”

总投入未知，供热售价未知，算投资收益，就像在做一道“ ？- ？=A，求A并列出过程”的数学题。他笃定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肯定是听错了，不然就是他脑子进水了。

为了早点回家，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能看到的项目资料都扒下来，糅在一起，做出了一个自己都看不懂的东西。我向F说明这份“报告”数据非常不可靠，结论参考意义不大，希望他向分管领导汇报时先说明此情况，具体我可以补充，F说好。

到了分管领导办公室，F先向领导汇报了“报告”的结论，在我等他说明数据存在问题的时候，他说：“这是小W辛苦了一下午，精心计算过的经济分析，来，小W你给刘总简单介绍一下。”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是怎么离开公司的，只记得对自己没有坚持原则，编造出一堆垃圾，却还能夸夸其谈的，深深的，厌恶感。

由于都住在宿舍，我与同一届的H天天一起通勤。我开车，H坐在后座，我们经常一起吐槽领导和遇到的奇葩，说到兴起，总是忍不住大笑，好像能减轻一些工作上的不愉快。

H说：“我领导今天说要我少跟你接触。两个人都工作几年了还单身，天天呆一块都不谈朋友，像什么话。”

通勤的这几十分钟是我唯一能够不带着心理负担说话的时间，下车之后我们就会停止交谈。因为曾有一次下车后聊到忘我，直到走出停车场我无意间回头才发现，她的领导一直跟着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在车子以外的空间说话。

一年后，领导F获得升迁去了总部。想到能暂时从杂活中解脱，我松了一口气，正好能借此机会准备CPA。此时，我接到另一个部门领导D的电话，要我过去一趟。

D开门见山说想借我去他们部门帮忙：“你是XX专业的，但没有经验，只要在我这里呆几个月，你很快就上手了。”

他一脸不可置信，“其实你这个专业，我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刚毕业的，学土木的男生，而且他们肯定很愿意来，你懂我什么意思吧？我这不是谁想来都能来的。” 他顿了顿：“而且如果你的表现好，说不定可以直接留下来。”

“你现在天天干些杂活，也得不到提升，聪明人都知道怎么选。”他语速加快，“好多人借调过来想留下都被我拒绝了，何况你这个专业技术含量又不高，大家都愿意来。”

这是一家十分封闭的公司，很多人在一个岗位上干了一辈子。在这里，流动意味着活力，意味着有升职的可能。我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也冒出过“要不忍忍还是去吧”的念头。我斟酌措辞，给D发了条微信，表示谢谢他的欣赏，我很珍惜他提供的机会，但还是想了解清楚借调时间和工作内容。

几个月之后，D招了一个与我同专业的新生。新生入职后，D手下一位跟我较熟的同事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不愿意来我们部门？”笑着加了一句，“我领导说他请不动你，宁愿招个新生。”

下班路上，H问我怎么没去借调：“他们招了一个跟你同专业的新人，我本来以为会是你去呢。”

H比我大几岁，本硕皆为名校，但因她的部门超员，没有名额给她，所以岗级比我低一级。她经常向我抱怨事多钱少，岗位却不尽如人意。

在这个地方想要晋升，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运气和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不是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永远是靠后的，或者说，这是向下才需要的，而晋升，则是向上的动作，要求自然不一样。

她抱怨自己的岗位问题时，我一般都保持沉默，因为我感觉不管说什么，我都像一个虚伪的既得利益者。“我只是运气好罢了”是事实，但我绝不能说出口，即使这份运气也伴随着诅咒。

有一次打算向他汇报工作，我听他正在打电话，于是就在门口等待，一抬头发现他把脚搭在办公桌上，完全叉开，像一只仰面朝天的青蛙，正对着门。他看见我，既没有放下电话，也没有放下腿。我愣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最后转身离开，直到下班都没再进过他办公室。

去基地调研，太阳下山，温度骤降，R突然走到一位同事面前说，“把你衣服脱下来给我穿。”然后开始上手扒别人的衣服，穿上之后，看见另一位同事在吃零食，把手伸到别人面前，问：“你怎么吃独食？”同事指了指我，说这是小W给的，R把手平移到我面前。

从基地回来已经是晚上八点，H喜欢在上班时给我发搞笑视频和梗图，此时已经累积了十几条，而我一直没有时间回复她。

我告诉她我现在才回家，并大概说了一下今天的经过。她表示震惊，并发了几个心疼的表情过来，我好像轻松了些。“我这样应该不算虚伪吧。”我想。

第二天跟客户开会，对方提了一堆要求，R不说话，也不记下来，只是微笑看对方。同事好心提醒，问他听明白客户什么意思了没，回去好给大家布置工作，R面带微笑，大声地说：“没懂。他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没懂。”

也就是说客户讲了将近十分钟，他没听懂，却只是一直傻笑看着对方。最可怕的是当时客户还在房间里。不知道因为气温骤降放缓了空气流动的速度，还是大家的无语让空气凝固，我无法呼吸，只希望如果陨石撞地球，请首当其冲炸这里，不要让我留下如此尴尬的回忆。

即使我跟他办公室直线距离五米，R也经常打办公室座机叫我过去问我问题：“刚刚开会时X总说用内网邮件传阅会议纪要，‘内网邮件’是什么意思？”“打印机怎么扫描？为什么是黑白的？”“这文件怎么打双面？”

我从一开始的百思不得其解，到现在能微笑回答他的一切问题。有次想到他能活到现在或许是上辈子拯救了三体文明所以这辈子学会了脱水，但没学会怎么浸泡，把脑子给泡坏了，心情变好了一点，甚至还告诉他文件放入打印机之前要把订书钉取下来。

他来的一年里，我每天下班都像百米冲刺，到点拔腿就跑，生怕被他叫住，多呆一秒钟都是折磨。H则与我不同，她开始被领导留到很晚，没有提前离开的机会，一般我们会在下班时互相发信息，再到停车场汇合，渐渐地，变成我在车里等她。

她上车之后我们也不再聊天，沉默变得频繁。有一天下班路上，她突然说：“好羡慕你啊，每天都能准时下班。”

我从宿舍搬了出来，跟室友解释是为了备考CPA，其实是为了与工作保持距离。住在宿舍虽然方便，但下班后我却仍感觉被乌云笼罩着，被无形的眼睛监视着，这种感觉在我被抽调去参加合唱之后更加强烈。

那天我到得比较晚，没来得及换下自己的衣服。一走进排练室，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我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平时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一直都是换好工作服再来上班，极少在公司穿自己的衣服，没想到仅这一次就成了被议论的焦点，被追问下班后要去哪，跟谁一起，是不是谈恋爱了，我都摇头表示不想多说，其实我哪里都不去。

H被领导卡着不让参加合唱，发来表示羡慕的消息，我没有回复。合唱排练在工作日举行，每天都需要连续站立几个小时，通常都从各部门抽调最年轻的人员参加，因为年轻人听话，出勤率也高。这一次也不例外，刚入职的新人全都被抽来合唱，但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听话。

练了一个星期，我们几十个人的声音加起来还不如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大，有人甚至连嘴都不张开。老师提醒几次之后忍无可忍，对着队伍大吼：“你们不想唱、不能唱的人，就去跟领导说唱不了。站出来，在里面不张嘴害了所有人！稀稀拉拉的，站也站不好像个什么样子！”他把乐谱往地下一扔：“什么样的人带出什么样的队伍，想得奖却只会给老师施压，有本事自己上啊！”

我感到羞耻，即使骂的不是我，我也为站在这样的人群中感到羞耻。这是我在这工作三年见过的最真实的愤怒，我甚至有一股想为这份沉默鼓掌的冲动，但后排突然传来一句：“哟，一直唱没休息过，这老师还生气。”

这个地方很神奇，不同年龄段的人腐烂程度却高度统一。我无数次想过离开，但大环境不景气，这份工作稳定，能让我养活自己。父母也不同意我辞职，我独自一人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怎么面对接下来的房贷呢？

在这里当个正常人的代价很大，但为了钱我只能继续忍下去，每天睡前服下一把抗焦虑、抑郁、双向情感障碍的药，昏睡到第二天早上，鼓足勇气踏上班车，以在车上与同事的无效社交开启新的一天。

公司内网和外网不通，而只有我有外网电脑，因此有几个人特别喜欢“麻烦帮一下忙”，要我把文件在两个系统间倒来倒去。一年多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开始告诉所有人谁要倒自己来我电脑上弄。

又一次，有位同事无视我的话，叫我“帮个小忙”。我要他自己动手，他居然来一句：“你怎么这样？我又没惹你，是R惹你。”

我笑：“没有，谁都一样。我再说一遍，谁要倒，谁自己来倒。谁要常用外网电脑，我搬到谁那里去。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帮你做事？”

他沉默了一会，开始扯我跟他共事三年，帮个小忙算什么，接着借我的U盘，说倒完就删除文件，他的没带过来。

同一个人，有次我离开电脑不到两分钟，在我没来得及关微信的外网电脑，私自翻我跟别人的聊天记录，事后还问我：“XXX（微信昵称）是谁呀？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从那以后，只要离开工位，哪怕只是去打印机拿文件，我都会退出微信，也开始牺牲清晰度给自己的设备贴上防窥膜。

许许多多，细小的，琐碎的，轻飘飘的，像灰尘一样的东西，落在我的心上，积成厚厚的一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努力地把它们关进一个小房间里，但还是时不时从门缝里、锁眼里钻出来一些，让我两眼一黑，窒息，失控。

终于熬到了假期，H给我发信息，国庆不用加班很开心。她是本地人，国庆不用操心回家的麻烦事，而我则在半个月前买好车票，每天祈祷不要因疫情影响到回家的计划。直到9月29日看到朋友圈有人顺利回家，我才稍微放下心。

我打算请30日下午的假提前回家，刚要开口，R要我准备30日去隔壁市出差。我说30日想早点回家，能不能请假，或者换一个本地人去出差呢？部门除了我以外都是本地人。R反问我为什么国庆要回家没有提前告诉他。

我很奇怪为什么假期的行踪还要提前向他汇报，没有解释，到了30日中午就拎包走了。过了几十分钟，还是午休时间，R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填表，我说我已经走了，他顿时生气了：“你怎么能这样？！”

我突然受够了这种随叫随到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一条狗：“我下午1点的票中午不走什么时候走？”我强忍住骂人的冲动把电话挂断了。

在回家的路上，手机差点被一个人撞掉，我反常地大声问候了他全家，情绪积压到极点，一点点火花都能爆炸。我想抡着大锤把自己的人生全部砸烂。

假期上班第一天，因为新的分管领导要来开会，R叫我打扫会议室卫生，于是我花了一下午打扫。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怎么没有打扫，我说昨天打扫过了。

可我印象中没这么脏，因为前天部门还在那开了一天的会。我问：“你说的是会客室还是会议室？”

第三天他一上午都在分管领导那里汇报工作，中午才回来。午休结束，我一开门，他径直走进来说：“怎么沙发上全是灰，没搞卫生吗？”

我三步并两步冲到会客室，拿起挂在栏杆上的干抹布，对着沙发就是一顿猛抽。整个会客室里尘埃四起，我好像一个在拿沙发泄愤的疯子。R站在会客室门口，一脸惊愕，没有说话。

事后我以R的名义打电话给保洁，要求他们把会议室和会客室彻底打扫了一遍。对的，我们是有专门的保洁人员的，R却还是要我去打扫，这也不难理解，我拒绝了他的出差安排，还呛了他一句，他心里不舒服，所以找我的麻烦。当然，我没有把叫保洁的事告诉任何人。

我似乎学会了怎样“利用”别人帮我完成工作，并且把劳动成果占为己有，即使在这里，这样做屡见不鲜，这件事微不足道，可保洁做完卫生，说这也不需要什么打扫时，我还是感到恶心。我还是无法接受这种“正常”的行事规则，无法真情实感地融入这个环境，无法在一句“这也没办法啊”之后继续当作无事发生地工作。

突然，我意识到，在这环境寻找自我意识无非缘木求鱼，给本就贫瘠的精神世界雪上加霜。在泔水桶里泡久了的人只剩下一具躯壳，活着纯粹靠一些生理本能。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想呕吐，可怕的是，慢慢地，我发现自己也被同化成了呕吐物的一部分。

因为工作，有一天我到H的部门找她领导签字。CPA已经出分，我跟H都过了三门。她的领导问过我的分数后说：“我们H可是高分通过税法，你这种擦边球真是运气不错，不过你不是财会专业的，这样也还行了。”

她伸出手示意我握住，我不情愿地把手伸了过去，她紧握住用力地摇晃：“你条件还是宽松些，工作也不忙，H考前都只放一天假，还碰上巡视检查出季报，考前我还让她加了一天班呢！”

我堆出笑：“是啊，我的领导很支持我的工作。”停顿半晌，“不过要是没有你这样的领导支持与鼓励，我们都不可能通过考试的。”

从她办公室出来，我想到很久都没见到H了，虽然她刚刚还在给我发信息，但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敲开了H办公室的门，发现桌子上空空荡荡，好像有哪里不对。H的同事此时走了进来，看见呆滞的我站在H桌前。

下楼，右转，我脑袋空空，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手机，微信上显示最新H的未读消息，“今天周五！”配上一张可爱的小猫表情包。

或许她没告诉我调去总部跟我没告诉她借调的理由是一样的。或许跟她一样，她以为我总会从别人那里知道，然后装作不知道，继续回复她的表情包，心照不宣。或许跟我一样，一直找不到好的时机干脆沉默，因为她也不想看起来像一个虚伪的既得利益者。

可我为什么“会”知道呢？这也许是我在这感到痛苦的原因之一，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找不到好的时机？发现她办公室空无一人，低头看到她发的消息，我笑了出来，就是现在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十一月的武汉笼罩在疫情封控的阴霾里，有一天我醒来，小区已经封控不让进出，因为好几栋出现了病例，我居家隔离了五天，之后本单元又出现了病例，加码五天。

解除封控后的第一天早上到公司门口进不去，因为领导R没有提前通知做抗原，于是我们只能原路返回。一回到家，我便感觉身体不适，一觉睡到晚上，头晕眼花，浑身酸痛，我想应该是中招了，给同事和领导发微信告知了情况。症状来得太突然，我翻遍家中的药箱，也没找出退烧药和温度计，只能大量喝热水来加快代谢。不知什么时候，我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已经是上午九点，这是我居家的第十二天，我是被痛醒的。这是一种浑身被压迫的酸痛，让我坐立难安，躺下就像被人在用力捏关节一样，我无法再入睡。

打开手机，有十几条未读消息，分别来自父母、领导、朋友和H。我粗略看了一眼，基本都大同小异地叫我好好休息。我点开了H的消息，只有一条，显示着醒目的红1。

一股原始的愤怒伴着疼痛冲上我的大脑，我用力地攥住手机，又读了几遍这句话，像一把匕首精准地切断了我最后的理智，我狠狠地打下了几个字，按下发送键：“你上班开心吗？”

“第几天了？”伴随着发过来的是小Q的朋友圈截图——“麻烦大家有事发微信，嗓子说不出话来了”，下面是小Q自己的评论“今天接了30个电话......”

远在北京的她对我的动向了如指掌，这是自然的，我一点都不惊讶，或许我们早就被成功地挑拨了，只不过我现在才察觉。过了几分钟，她又发来了一张“我不想上班！”的表情包。我没有回复。

我买不到药，也收不到快递，出于无奈在小区群里求助，好心的邻居给了我五颗布洛芬，这才在出现症状的第五天退了烧。此时我已经相当虚弱，之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因为免疫力降低，下呼吸道也被感染，差点引起肺炎。我打开手机一一告知家人朋友，我已降烧，不用担心。

我好像突然领略了人性的复杂，H是否把我当存放梗图的仓库不重要，她或者领导是否真的关心我不重要。我感受到了混沌，我看不清它，但这都不再重要。

我开始厌倦一切社交，拒绝任何非必要沟通，但在接到工作电话时我还是努力让自己听起来生机昂扬，我知道说话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机器，是每个人都乐于看见的，而不是我。

昏昏沉沉之中，我突然回忆起有次跟司机在车上等领导，到中午领导要我们去吃饭。司机不是正式工，不能在食堂用餐，我就主动帮他打了份盒饭。当时我小跑着把盒饭递给他，他一脸错愕地接下，要我快点去吃饭。

我不过是认为司机在我们吃完之后就要开车，盒饭到回公司时已经冷了，不如同时开吃。而司机的表情则是对我行为的不理解。跟领导出去饿肚子，吃冷饭剩饭，偶尔被记起又被呼来喝去，这些经历占据了他大多数的职业生涯，没人给他送过热饭。

我又跑回食堂，开始狼吞虎咽，怕刚刚来回路上耽误了时间，让大家等我。吃完后，我却发现司机在食堂坐着吃我给的盒饭。我装作没看见，走回车旁。此时领导也吃完出来了，问我：“司机去哪了？”我说：“他应该去吃饭了。”

此时司机小步朝我们跑了过来，快速地打开了车门。领导问他吃饭怎么解决的，司机回答：“我在食堂吃的呀。”

我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质疑自己的理所当然把人当人，这些是不是在这个环境里一文不值，因为没有人会感谢我，会认同我，反而会认为我好说话，好欺负，好使唤，“她连司机的饭都送”。

得知H调去总部的那天，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遇到了刚进公司时的领导B，告诉他我审计过了，因为他曾提过他CPA只有审计一直没过。没想到他第一反应是说我考了也是白考：“趁早辞职，干点别的事吧，在这你呆得憋屈。”他点燃烟。

他抽了一口烟，慢慢吐了出来：“你适合外放一点的工作。看看你现在？就算换个部门，你能坐那天天做报表？你受得了我看你我都受不了，你跟H不一样。”

我少有地在公司放声大笑，不带一点演技，边笑边向他竖大拇指。他叼着烟，一边跺脚一边笑。在那瞬间，我有些感激他的直言不讳，让我明白我工作时对情绪的掩饰，在别人眼里是如此拙劣又可笑，感激他“建议”我离开，感激他告诉我他看到了我的痛苦，我的感受好像第一次被除自己以外的人承认了。

我经常碰见他在吸烟室一个人沉默地抽烟，带点落寞，但看到我就会马上笑着奚落：“又帮你领导扫描？”他从名校毕业，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都无可挑剔，职位却远不如一起进公司的同龄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他居然生出一种滑稽的惺惺相惜，有一次看见他在吸烟室一直低着头，以为他在思考什么问题，后来发现竟然是在打瞌睡，我忍不住笑出了声，静静地退出了吸烟室，帮他带上了门。

我已经有了答案，没什么好质疑的，我从未在乎要得到他们的感谢或认同，更何况这些东西往往都伴随着另外的价格。

退烧的第三天早上，我打开了房间的窗户，好像能感受到病毒随着暖气一同涌出了窗外，新鲜的冷空气钻了起来，吹得我直打哈欠。

吐槽工作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整理成故事还是第一次，像把掉了一地的珍珠重新串起来，还原这条名叫痛苦的项链。我曾边哭边想别哭了，这算什么。而在写的过程中我想以后碰到类似的事也还是会哭，我接受了自己承受不住的事实。

书写痛苦像在排淤血，排出来才知道有那么多。在这期间感谢恕行对我的帮助，让我坚持写了下去，能给这些痛苦一个小结尾，像放完血给了一根棉签，压住伤口开始愈合了。我知道以后肯定还是会有，但我已经不怕了。

1月16号-1月29号，新一期短故事学院即将开始，我们希望用14天时间帮助你寻找并写出自己的故事，资深编辑将和你一对一交流沟通，挖掘被忽略的感受和故事，探寻背后的人文意义和公共价值。让你的个体经历与声音通过你自己的独特表达，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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