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高分，去读职校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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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分流是悬在许多父母和学子头顶的一柄利刃。普高或职业学校，孩子们的未来高低，由此发生第一次分野。

抉择未来，一些中考高分生放弃升学重点高中和未来考取名牌大学的可能，选择低分录取到职业学校，保就业。这一决定，是否值得？‍

高分低录

木头做的课桌椅歪斜掉漆，墙面斑驳。窗户的玻璃不见了，只剩木质的边框，水泥地面也年久失修，变得坑坑洼洼。

父母陪邵嘉放好行李就离开了，只留她一个人不知所措地面对，“我没吃过这样的苦。”

这是她15岁中学毕业那年，自己选择的路。2014年，邵嘉初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满分960分的中考，邵嘉考了897分，足够被湖南邵阳当地的重点高中录取。不过，邵嘉最后决定放弃升学高中、备战高考，转而报考了当地一所中专的师范专业。

2019年，邵嘉20岁，她从专科师范毕业，按照入学时的协议，被安排到湖南老家一所乡镇小学工作。当年的初中同学方刚进入大学，懵懂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她已经为人师表，担起一群乡村孩子教育的责任。

12岁从小学毕业之后，邵嘉再没见过这样的小学教室。她的母校这些年翻修多次，如今的教室有了整洁的白墙和平整的地面，还修了一座模样端正的操场，配置了体育设施。

而她供职的乡村学校还保留着10多年前的设施条件，如今已经老旧不堪。没有人定期维修，学生的桌椅坏了，她只能尽力找出一把毛病不那么严重的来替换。教室两顶风扇已经坏了一顶，另一顶也老态龙钟，晃得慢悠悠。

中考考取高分，邵嘉却主动决定低录到职业中专，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姐姐。在邵嘉参加中考之前，她读重点中学的姐姐高考失利，拿着刚过二本的分数，去了一所三本的学校学医。“女孩到了高中就会学业乏力”这偏颇却被普遍认同的观念，似乎在姐姐的经历中得到了验证。邵嘉开始担心自己和姐姐一样，在三年高中里后劲乏力。

另一方面，她决意报考专科院校的定向师范项目，虽是专科，却提前锁定了乡村教师的编制。录取后，经过5到7年的公费学习，分配到乡镇学校任教服务。服务期和公费学习时长一致，邵嘉的服务期是5年。

环境也在暗示她：这是一个稳妥的决定。邵嘉回忆：“在我们那个地方，但凡是知道这条路的，都会觉得这条路对于女生很好。”毕业后包分配，公费学习减轻家庭负担，还能排解邵嘉内心对未来学业不确定的感受。当时，15岁的她笃定这是正确的选择。

入职时，教室里的窗户就没有了玻璃。学校里电路老化，冬天用不了电烤炉，在教室上课，师生们只能裹紧衣物熬着。小学时，邵嘉曾在作文书中看到条件艰苦的乡村老师拆了装牛奶用的纸箱封住窗户，长大后，她也成为了这样的老师。

如今，24岁的邵嘉重新审视15岁时的决定，感到后悔：“为什么当时我会觉得女生到了高中就不行了？”她认为，那是耳濡目染中，错误地认同了周围大人的刻板印象。

在安徽，施然然的父母也是在“女生到了高中会学习乏力”的刻板印象下，做主让中考高分的施然然去读了职中。

2017年，中考分数出来的夏日，施然然一家窝在客厅商议填报志愿。父母又一次提出专科定向师范的选项，她才意识到，原来中考前父母的“随口一提”是认真的。

施然然的中考成绩足够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初中时，她的成绩一直维持在班级前五。

但是，她的父母认为，施然然擅长文科并不具备竞争力。他们认定在高中选择理科更容易就业，但施然然不擅长，不一定能有好的成绩。于是他们看中了职中定向师范的项目，要求施然然放弃就读普高——本科的升学路径，转而就读专科院校。

施然然明确和父母提出想读高中，想去更远的地方。但父母没有采纳她的意愿，他们代替施然然操作，在填报系统替女儿报名了一所中专的定向师范项目。当天，施然然将自己锁进了房间。

今年7月，一位江苏盐城的妈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女儿742分的中考成绩，和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女孩的妈妈表示，家里不缺钱，只希望孩子以后轻松快乐，七年贯通培养的师范定向生，出来可以直接做有编制的小学老师。

学历贬值、就业形势紧张的当下，这个选择引发了讨论。许多网友为女孩感到不值，认为这个成绩可以去读当地不错的重点高中，三年后说不定能考上211或者985大学，见到更不一样的风景。但也有人支持妈妈替女儿做“高分低录”的决定，认为即使是读了大学，毕业之后还是要卷入考公、考编的赛道，为找工作苦恼，母亲的决定可以提前锁定编制岗位，很有预见性。

高分中考生就读师专如今被认为是“低录”，但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中考后就读免费师范曾被视为一种实现阶层跨越的方式。对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学子而言，成为免费师范生，既能省去学杂费用，也能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41岁的徐夏就是那一时期的中专师范生。她回忆，当年师范的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个是乡镇的中考状元。

施然然的父母从那个时代走来，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包公职分配的中专学位，虽然学历不高，仍是一个很稀缺的好路径。他们夫妻俩和亲戚大都在体制内工作，公职带来的“稳定”一直是这家人认知中，保证生活质量的重点。

填报好志愿的第二天，听闻施然然不愿意去读定向师范，阿姨和姨父也特意来了家里。整整一个下午，他们用“毕业不用考编”“读高中不一定跟得上”“就业难”这样的说辞劝说孩子，临离开施然然家，他们还回过头强调：“好好想想，不读这个说不定以后又后悔。”

施然然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她不认同父母的取舍，只是想通了，自己其实没有可能做主——自己才15岁，从经济上和生活上都要依赖父母，根本拗不过他们。阿姨和姨夫的劝告水滴石穿，也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当时，我担心自己高中学业真的跟不上。”

抉择之后，她想到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她劝自己，不要美化那条没有选择的路，“只要我好好努力，应该不会太差。”

一张摆满菜和饮料的大圆桌，围坐着大半个班的人。施然然挨着朋友坐在角落，只是沉默着夹菜、喝饮料，很少参与同学们的讨论。

这是中考后第二年，施然然的初中班主任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施然然决定高分低录入学中专后，第一次再见到这么多同学。除了一小部分没考上高中、外出务工的同学，大家基本都到场了。

大部分同学升上了高中，席间的话题大都围绕普高的生活展开。班主任问起每个人的志向，“想考哪个大学？想读哪个专业？准备选文科还是理科？”高中第一学年刚结束的同学们也自发谈起高中的学习和未来的规划。

中考时的录取像是一次分流，施然然和同学走向了不同的境遇，她发现自己和同学们成为了非同温层的人。同学们热闹地聊着，她只是沉默地吃饭。

上了中专，施然然发现，师专班很多都是高分低录的学生。班上总共46人，有44人都和她一样是非独生子女，大部分来到这里，也是父母的意愿。

和她中考同分段的同学都升上了安徽省某县一所本科率90%以上的重点中学，施然然的选择并不被同学认可。以前的一些朋友，在初中毕业之后就没再联系，施然然也觉得难过，“他们可能觉得人生道路不一样了。”

“人生是不是和棋子一样，一步错，步步错？我的人生是不是要完蛋了？”后悔的情绪在读师专的第一年不断被放大，施然然去了一次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在安静的房间里，她向负责心理疏导的老师倾吐，希求能找到方法让自己真正接受现在的处境。

心理老师能做的有限。疏导的过程中向她透露：心理咨询室来得最多的就是定向项目的中考高分生。施然然也见过学妹们的崩溃。招录人数从300 人缩减为100，录取分数一涨再涨。她看到刚入学的学妹们在军训时被重重委屈压垮，围坐在一起哭。

心理老师建议她：“要么破釜沉舟，直接毁约，要么就提升自己，让自己忙碌起来。”施然然觉得，还是只能靠自己，之后的几年，她浸泡在各种课程和考核中：“如果一直去纠结的话，只会让自己痛苦。”

2020年夏天，施然然的初中同学高三毕业的季节，他们走入了高考考场。那几天，施然然都不敢点开朋友圈，害怕再次领会自己和初中同学不断拉大的差距——如果当时不接受父母高分低录的决定，她本该走上一样的路。后来她还是没忍住，在高考录取阶段，围观了同学们的好消息，以前初中同水平的同学去了安徽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学习计算机和汉语言文学。

从师范毕业、正式走上教师岗位的那年，2022年，施然然的同学刚适应大学生活。同样是20岁，大家还在享受做学生的自由，她却已经要开始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工作了，你再怎么伤心难过，第二天还是要上班。”

初中同学高考的那年，也是邵嘉读师专的第三年，看着当初升学普高的同学们晒出的录取消息，她有些难过。她见过初中同学升上高中后的紧张与疲惫，但她羡慕他们不受干扰、拼尽全力奋斗的冲劲，她可惜自己进入师范之后，几乎再没有那样的机会。未曾经历过的大学生活，变成她的执念。

图 | 2017年高考结束当天邵嘉的日记

工作的第一年，邵嘉分身乏术，完全抽不出时间去思考未来的问题。除了做一个三年级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还要教一个班的英语和两个班的体育。

恰巧当年迎检，一次性要检查三年的材料。下午三点放学，她要加班整理迎检汇报的材料到六点才能回家。一次性要查三年的材料，邵嘉记得9月30日那天，她加班到凌晨，到家已经一点多了，却在10月5日又被叫回学校加班。

在乡村小学工作，因为人手太少，她的工作繁复庞杂。村里的扶贫工作被分摊到每个老师头上，工作之余，邵嘉负责走访10个贫困户，拍实地情况、拍银行流水，再由贫困户签字确认。下班之后或者周末， 她坐同事的车到贫困户家附近，再走到他们家中。走访完10户大概要花两三个小时。

五月、七月、八月各一次的防溺水家访，她负责走访19个学生的家庭，告知家长溺水风险，家长签字。打印的实地走访的照片，要和表格等材料一齐装进档案袋，“一生一档”。除此之外，工作手册上必须要有每天强调安全的记录，家长群里也必须有每周强调安全的通知。

在正式步入岗位之前，邵嘉从未想过，做老师还要面对这样多琐碎的事务。

她还要学习成人社会的规则。邵嘉所在的乡镇有“上灶”的习俗，新来的老师要请全校的工作人员吃饭。全校一共二十多位老师，加上保安和后勤人员，可能有三十人。邵嘉这批新老师一起请了一顿饭，请了一次KTV，还买了酒，却因为忘了买烟，落下话柄。

工作的这四年里，每一次有其他人请客，领导都会再提起那次“不到位”的宴请。邵嘉回忆，领导不会提人名，但会说“不要像那群人一样不懂事”。她那年20岁，直到后面和学姐聊起，她才被提醒，可以在之后补发香烟，她恍然大悟。

学校喜欢组织活动，邵嘉常常只交钱，但不参与，也因此总被批评“没有团队精神”。“一个学校越没有什么，越要强调什么。”邵嘉评价。

邵嘉不断感知到教师难以得到尊重的现实。“一旦学校要收什么钱，很多家长总会觉得是进了老师的腰包。”她回忆。这些细节就像蚊子包，不从根本上动摇什么，但持续让人难受不安。

面对仍然懵懂的孩子，她也常感到无能为力。班上有七八名女同学，总是不交作业。一次疾声厉色，也只能管住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故态复萌。她多少有些恨铁不成钢，乡镇的女生本就备受限制，“不在读书这条路上让家长看到你的价值，后面就很难。初中毕业可能就去打工，去结婚带孩子了。”

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和八九岁的孩子讲明这样的道理，既怕家长举报，也不确定这样年龄的孩子去思考这个问题会不会过早。

从中专毕业后，余璞被分配到老家江苏南通一所乡镇小学。学校坐落在街道的西端，从这头到那头，不到10分钟就能走完。毕业后余璞大部分时候就在这10分钟脚程的范围内活动。

中考的时候，余璞成绩优秀。她于2009年参加中考，距离满分只有40多分，可以去县城里一本率95%的重点中学的重点班。那一年她15岁，没有想过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最后遵从父母的意思，签下了定向师范生的协议书，入读师范中专。现在想来，她还是会感慨，没有想到师范5年的学习，所指向的终点会是这里。

到单位报到当天，她惊讶，没想到家乡还有平房。江苏夏季多雨，一层靠近地面往往更加潮湿，青苔沿着墙面向上爬。余璞第一次走进宿舍时，30平的房间空无一物，墙面爬满了青苔和霉斑。宿舍没有卫生间，上厕所、洗澡都要到七八百米外的教学区解决，或是借用老教师自己请人改装的小隔间。

既然享受了5年的定向培养，拥有了公职，为人师表，她应当努力适应分配给她的环境。床、桌子和柜子都是后来她花钱添置，她还用墙纸将爬满青苔、霉斑的墙面遮了起来，“看不见了心里会舒服一点”。

此前她从未了解过，中国有大量乡村教师是在这样的条件里坚持任教。余璞没在农村生活过。她家在二三十公里外的镇上，是一座小楼房，父母和弟弟住在二楼，她能够独自占据三楼一整层的空间。读书期间，她实习的单位是县城的一所小学，学校把老师们安顿在一栋小楼房里，地面铺了地砖隔绝水汽，也配备有独立卫生间。

在教学中，她还要适应农村风俗对教学工作的影响。她听同事说起，学校此前有个学生，祖母觉得他在学校里撞了邪，请了村里的神婆来看。结果，神婆判断要将邪送走，孩子才能恢复正常，祖母就连着大半个月，每天都到校门口烧纸。

2018年，余璞家在市区买了房子，父母希望她能想办法从县里考到市区。匆匆准备了两个星期，余璞“上岸”了。在考驾照的训练车上，她遇见了一个同样准备辞职的女生。女生将她拉入了一个微信群，群里有一百多人，都是同年县里准备辞职的老师。

听闻有的地方会以拖延递交档案为手段，留住想走的老师，群里的老师们准备一起去教育局盖章签字。递送材料时，余璞听到当地的领导向校长感叹，“我们这边只能发出人家二分之一都不到的工资，人家当然会想走了，我们也没办法。”余璞回忆，县里同一届的定向师范生，五个有四个都违约了。

农村的环境相对较差，待遇也和市区有差距，许多定向师范生会在服务期未满时就考虑其它出路。提前离职，需要支付违约金，各地的政策有差异，违约的金额也不一。

去市区时，离服务期满还剩一年，需要返还一年的学费3000元。临到和教育局交接，余璞才知道还需支付教师工作合同的违约金3万元，最后是父母帮忙支付了这笔费用。

邵嘉也在准备跳脱15岁时决定的未来。她准备考研两年了，去年第一次备考，努力的时候她一天能学八、九个小时，没课的时候就自己复习。手上的这份工作是托住她的安全网，她没办法破釜沉舟。

18岁时，邵嘉第一次重新思考未来。那时她去学姐实习的学校见习了一个星期，观摩学姐上课。轮到她试讲时，她不知所措，完全不敢站上讲台。那是她第一次怀疑，自己会不会并不适合做老师。恰巧有学长学姐违约，她打听到赔付的违约金是三万元。

在乡镇小学教书，条件艰难，教学任务也难以开展。学校招不到人，她刚来时，每个年级还有两个班，每个班三四十人。如今，一年级新生只能凑齐一个班。

她带的第一届学生去年刚刚毕业。她来时那个班的孩子上三年级，乡村学校条件艰苦留不住人，孩子们上学3年，已经换了4任教师。

频繁更换老师，孩子们的成绩也不会好，当时，她接手了这个班语文科的教学。

“班上没有一个人的拼音是过关的。”邵嘉回忆。学生们分不清“j、q、x”，分不清“b、p”，更分不清前后鼻音。听同事说，孩子们上一任班主任可能因为只是代课老师，教学不太负责任。学生的基础没有打好，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班上有七、八位学生经常不交作业。

邵嘉带了一个学期，学期末班级的语文成绩在附近乡镇8个学校所有3年级班里，排名倒数第二。第二学期，孩子们的成绩，又掉回到了倒数第一。这个名次，此后保持了两年。

孩子们纪律观念也淡薄，这给她的管理带来挑战。邵嘉最开始上课的时候，班里时不时会有学生随意离开座位。即使天天强调安全问题，三天两头，班里还是会有几个学生打架闹事。联系家长到学校沟通，也无法制止打架继续发生。

家长也不配合她的工作，邵嘉感到无奈：“一旦牵涉到医药费，他们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只说在学校出的事，学校得负责。”

邵嘉在师范学校时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微信群。工作的第一年，群里很少有人聊天，“大家都过得很惨”。其中一个朋友被分配到了另一所乡镇小学，班上的学生三天两头逃学，偷西瓜、偷自行车更是常事。她朋友日常工作的一块重要内容，就是频繁地到警局和医院，过问犯事的学生、看护受伤的学生。

教学的热情不断被磨损，邵嘉的身体也出了问题。去年体检，她被确诊甲状腺结节三级。‍

图 | 邵嘉某晚结束家访时拍的照片

无法改变这里的环境，邵嘉试图用离开来解决眼前让她困惑的种种问题。2022年，邵嘉的同学准备考研，逐渐适应工作的她也终于有闲暇开始思考未来。考研是最理想的方式，既能体验大学生活，毕业后也更方便在长沙找到初中语文老师的岗位。她不打算放弃做老师，只是觉得到更大的城市，面对更大一点的孩子，或许能更有成就感。

近年，部分城市开始取消教师编制，岗位缩招，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正涌入考编、考公的赛道，试图求得一份“铁饭碗”工作。

邵嘉也担心即使考上研究生，之后找工作又成了问题，但走一步看一步，她只能决定当下她想要做的是什么。“人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逃避的都要还回来。迷茫感是会伴随一生的。”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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