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从大热到遇冷，建筑设计业入冬？

▲ 江苏连云港一处高层建筑在大雾中若隐若现，如同近四年的建筑设计业，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图文无关。（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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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的翟磊在2022年发现，他的薪水跌回了2012年时的水平。这位入行33年的建筑设计师感慨，如今“不去参与卷，最终就会被卷死”。

黄金时期时，邓宗周记得，他基本不参加投标，觉得“浪费时间”，只做敲定意向的项目。公司还招聘过“随便学什么专业”的大专毕业生任绘图员，简单培训后就匆匆上岗。

翟磊则亲眼见证2015年后，一批曾被单位淘汰的设计师，扭头去了地产公司，当了甲方。过去一年连院长都见不上几次的员工，如今一到设计院，院长都得亲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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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艺南

责任编辑｜何海宁

2023年，给排水设计师陈泰被迫过起了“养老”生活。

6月，公司直白地告诉他，“项目回不了款，情况很艰难”，他被领导安排“做二休五”，即每周上班两天，休息五天，工资直接减半。如此一来，在路桥与景观设计单位干了9年的陈泰，收入甚至不够维持生活开销。他只剩六七万元存款了。

一阵始自2019年左右的寒流刮过了建筑设计行业，在四年里持续降温，吹向了更多新老设计师。2023年，这场寒流依然凛冽。新近的消息是，7月，上海远东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传闻将停工停产，后该公司澄清停工的只是施工图部门；当月，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也宣布全体员工无薪休假三个月；更奇葩的新闻是，因“降薪太狠”，重庆一公司97名建筑设计师选择离职，公司反诉其工作交接问题，建筑设计师一审败诉后已上诉。

这些出圈的新闻令人意识到，那个与中国房地产行业数十年浮沉相关的行业，已经进入寒冬。

降薪，离职，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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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陈泰是主动背井离乡，到广州来“卷”的。

他告别了老家“养老型”事业单位，来到广州一家民营设计院。该院总计约150人，陈泰从事给排水设计工作。在新东家，他的工作量大幅增加，一年经手项目就有二十多个，收入也随之暴涨。到2021年，他的月收入已经近万，年终奖最多可以拿两三万元。

在官方统计中，陈泰所在的是工程设计这一庞大行业，据《2021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全国企业数量达23875家，可分为矿山采选、加工冶炼、石油化工、建筑市政等七大类。其中，与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的是建筑市政类别，常见的居住建筑、园林绿化、燃气管道等均属于这一类。

上升期在2021年戛然而止。陈泰记得，2022年过完年，他就迎来了一轮10%-15%的降薪，当年也没有发奖金；到2023年5月，又迎来一轮10%的降薪。

一位疫情期间入职的女同事收入被砍得更狠，“只能拿广州市最低工资，2300元一个月”。最终，陈泰选择离职。走出公司之际，公司已经退租了一层写字楼的办公室，只与另一家公司合租半层。

一切似乎变成了一场忍耐力游戏：据深圳一家国有设计院总建筑师翟磊的观察，变化始于2019年。从那年起，占据建筑设计公司业务大头的房地产市场逐渐走向低迷，项目大范围缩水，以至于建筑设计公司或是订单骤减，或是项目完成也难以回款。设计师们渐渐面临降薪、停发奖金等困局，直到他们再难忍受，主动离职，或是被裁。

2021年11月，入职河南一家民营建筑设计公司不到半年，颜荷就被谈话：她没有接受自请降薪的要求，公司拟辞退她。颜荷从此告别了设计院。不过她至少拿到了公司许诺的工资。

相较之下，包洁连薪水也没能拿全。2022年7月，从一所985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包洁入职天津一家民营建筑设计公司，每月薪水约6000元，“最近几年都没有年终奖”。她回忆，公司常常拖欠工资，理由也是“回款比较困难”。忍耐一年后，包洁主动离职。她称，公司还欠着她一万元不到的薪水。

员工们苦苦挣扎之际，建筑设计单位经营者也在绞尽脑汁维持局面。李干城2010年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公司，主要为酒店、商业综合体做电梯等项目的专项设计。他回忆，十余年来他赚了上亿元。然而在上海疫情和行业寒冬的双重挤压之下，他只能先发部分薪水，项目回款后再补余下的，目前接近三分之一的员工已离开。

其实，公司不是没钱，没收回的款项达七八千万元。李干城觉得，有六七成还收得回来，“但是得起诉，不起诉不会给你”。他已开始走司法程序。

曾在广东经营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邓宗周，则在2022年为公司划上了句号。他记得，公司在2019年时还有近1000万元的业务量，疫情迅速击穿了最后的繁荣。高峰时有26人的公司如今只剩邓宗周与另一个合伙人。

邓宗周也曾挣扎，他频繁投标、跑项目，与其它单位合作尝试陌生的景观设计、室内设计与工程咨询，但效果一般；他让律师发函催收，也没啥效果；也有的开发商已经破产，起诉也没用，“资产在清算的时候，是顾及不到我们这边的”。目前，他还有100余万元没能收回。

1990年代：白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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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的翟磊在2022年发现，他的薪水跌回了2012年时的水平。

这位入行33年的建筑设计师感慨，如今“不去参与卷，最终就会被卷死”。他已“卷”了一生：1990年代，他放弃稳定工作南下淘金；迈入中年，他经历过“三年买车，五年买房”的黄金时代，也曾想投身火爆的房地产业。如今，他“二进宫”返回了设计院，只等退休了。

与受访的不少老建筑设计从业者类似，翟磊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一个完整盛衰周期，当大齿轮转动时，建筑设计行业这个小齿轮也开始慢慢转动。

1990年，东北人翟磊从长沙一所985大学建筑系毕业，当年，他被分配回老家一所国有行业设计院，主要为工厂设计厂房。

那段日子稳定安逸。翟磊回忆，这家设计院过去受某部委及当年效益颇好的一家汽车厂的双重管理，待遇颇为优厚。工作三年，月薪逐年从70元涨到300元、500元。“工人（那时月薪）只拿四五十块钱”。

这家设计院还管分房。员工一结婚，可分配一套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入职两三年后，只要结婚，还能换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不唯待遇优厚，老东家尚无熬夜与加班等“恶习”。翟磊记得，看大门的老大爷每天下午6点就要锁门。在手绘图纸的年代，没有电脑，没有微信，22岁的翟磊离开单位，便无工作烦恼。

这都是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待遇特征。翟磊称，那个时代，行业以部委所属的国有设计院为主，地方也有省市所属的设计院，但总体数量不多。为此，要找设计院做项目，有时还得托关系。翟磊评价那段时光“很爽，但是没钱”。

就在翟磊工作第二年，湖南人邓宗周考上了长沙另一所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四年后，他进入长沙一家设计院，主要为工厂做强弱电设计。在他的回忆中，长沙的工作与翟磊有几分相似：一天工作8小时，上班还有空喝茶看报，设计院的环境布置与机关单位颇为接近，没有卡座，而是一间间小办公室，水、电、通风等同专业的工程师分在一个办公室。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经济建设大潮涌动，房地产行业开始走上时代舞台。

“特区建设热火朝天，需要大量的设计单位给他们做设计。”翟磊说。1993年，他跳槽到了邓宗周所在设计院的珠海分院。而据他观察，当时内地设计院盛行到特区开分院，以抢占民用建筑设计市场。

翟磊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比起老东家整栋楼的阔气，珠海分院就是在一个小区里租民房办公。不过，他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一路干到夜里10点，睡觉就在办公室的后栋楼里。

两点一线的生活得到丰厚回报——来到珠海第一年，他的月薪就翻了番，达1000元。但他还是不满足，“项目不行，以低端的住宅为主”。翟磊想成名，希望能揽下重点工程如医院、纪念馆、博物馆等。

不过，翟磊很快发现，比起能够令设计师成名的建筑，还是高周转的住宅项目来钱更快。后来，民用住宅也的确为业界的狂飙突进抽响了马鞭。

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启动房地产改革，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配套一系列相应措施。从此，中国住房体系走上商品化、市场化道路。

在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看来，这一改革成效明显。他曾撰文称，1998年全国住宅开工面积急剧跳升，达到1.6亿平方米，较上年猛增近6000万平方米。随后，该数据连续数年高速增长。

金钥匙已经握在了设计师们的手上。

2000年代：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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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邓宗周入职深圳一家单位，开始了建筑设计界黄金时代的闯荡。他记得，彼时的深圳是中国的设计之都，“深圳设计的影响力是辐射到全国去的，当时基本上东南西北的项目都会找到深圳”。

一年后，邓宗周决定，自己做老板，开办设计工作室。2007年，工作室转变为公司，主营房地产设计。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已至。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正式明确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以2007年为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3.2%。另据新华网，当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0.5％，创下近两年房价增幅新高。深圳更是自2006年以来连续23个月房价同比涨幅10％左右，北京也连续20个月涨幅超过了8％。

李干城形容，那时国内住宅太好卖，以至于开发商根本不在意设计，“他们没有什么要求，有房间、有东西就行了”。建筑设计行业也逐渐进入黄金时代。据2007年行业年报，当年全国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26%与50%。

邓宗周乘上了这股东风。他记得，项目太多，他基本不参加投标，觉得“浪费时间”，只做敲定意向的项目。除此之外，他还能接到大型设计院的外包项目。公司业务最繁忙时，还招聘过“随便学什么专业”的大专毕业生任绘图员，简单培训后就匆匆上岗。

到2012年，公司26位员工，能独立做设计的员工年薪达到25万元，而像邓宗周这样的创始人，一年便能挣到70余万元。

2014年7月的深圳，在建的深圳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深圳第一高楼。（南方都市报 视觉中国/图）

几乎与邓宗周前后脚，翟磊也来到深圳一家国有设计院打拼。他对这段黄金时期同样印象深刻：全年无休，拼命干活。单个项目建筑面积动辄达20万-30万平方米，对比之下，现在这个数字下降至四五万平方米。

很快，不光住宅类的设计，翟磊理想中的公共建筑大项目也接踵而至，与前者平分天下。2004年，他参与完成了西南一座省会重点高中的设计工作；2008年，他设计了西南一所985大学的校园。

正当翟磊奋力于快速城镇化时期寻找机会时，2007年前后，留美归来的李干城进入一家美国建筑设计工作室的上海分支机构——外国公司也赶来中国分一杯羹。工作环境令人艳羡：公司清一色苹果电脑，还装了咖啡机。当时国内非常尊重国外机构设计工作，设计费高，且周期宽裕。李干城一周上班四天，每月到手1000美元薪水与1万美元补贴，“每天过得很嗨，在各地旅游、玩”。

没喝过洋墨水的翟磊没有这样的福利。到深圳第一年，翟磊年薪八九万元，在当时深圳“算低水平”，但他也有自己的掘金法：投入设计师的“炒更”大军。

“炒更”，这个带有浓厚粤语背景的词，意为干正职以外的杂活。翟磊记得，设计项目多，一些小项目找设计院做花费甚多，并不划算。有甲方会私下找设计师合作完成项目，“又快又省钱”，由是“炒更”迅速在业界风行。翟磊每天五点半下班后，便开始“炒更”。“炒更”没有明确下班时间，收入更是没有确数，翟磊自己一年赚过三四万元，也见过有人“炒更”收入比年薪还多。可要是运气不好，项目黄了，就一分钱也收不到。

2010年代：黄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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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磊或许会永远记住2012年：那一年是他到深圳的第9年，比起9年前，薪水翻了两倍多，达到20余万元。他在当年淘汰了驾驶多年的国产车，换上了德国车。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翟磊与邓宗周不约而同地觉得，曾经的蓝海逐渐杀成了红海。

翟磊察觉，国有设计院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大批优秀的民营设计公司崛起，高薪从国有设计院里挖掘了大量中青年骨干。结果就是，曾经能完成的项目在同样时间内无法完成，设计质量也较差。

但民营设计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邓宗周觉得，竞争越发激烈，一些建筑设计公司逐渐形成规模，但他的公司却未能跟上，难敌挑战。他回忆，从2012年开始，公司的业务量每年以10%的速率递减。

与此同时，李干城的悠游岁月也宣告结束。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建筑设计单位数量暴涨，为了抢市场，不少单位打起了价格战。他的感觉是，设计报价自2014年始每年因恶性竞争下跌20%。同时，一批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商兴盛，建筑设计公司发觉这样的项目好接，但代价是，出方案周期缩短为2-3周，很难保证设计品质。

最终，在生产链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建筑设计公司在红海互搏中，逐渐将王座让给了甲方，那些高速发展时期遭到漠视的恶习逐渐显露。

单位内，不少设计师深感被“压榨”。陈钦若2018年参加工作后已辗转深圳三家民营设计院，他对加班并不陌生。工作头两年，早上9点上班，夜里9-10点才能下班。最夸张的一次，他在公司里忙了两天没回家，睡觉只能在折叠床上。

这些干不完的活有时还有些荒诞意味。一位曾在天津工作的建筑设计师就记得，她曾做过一个城市设计项目，效果图是航拍城市实景后，再把设计融入。由于航拍时是冬天，领导觉得不够有生机，要求她加一堆绿色的树木。

李干城的体会也颇深。他评价那批高周转项目是“粗制滥造”：“商业规划、业态定位、业态规划、招商都要前置的，但项目根本就不考虑这些，只考虑开业。”他记得，有项目连层高都设计错误，导致后来无法招商，设计师还得修改。

然而，庞大的工作量下，陈钦若这样的基层设计师工作第一年到手不过13万元，这还不及邓宗周2005年创业前的收入。

设计单位的弱势更成为了设计师们的痛点。邓宗周记得，2018年前后，一家食品公司进军房地产，找他做设计。他评价这家公司的老板并不知晓专业工作，却又喜欢提意见。最终，从建筑到机电方案，他们改了七八遍。实际上，按照陈钦若的经验，一套设计方案修改七八次已是常事。

翟磊则亲眼见证2015年后，一批曾被单位淘汰的设计师，扭头去了因货币化棚改回春的地产公司，当了设计院的甲方。过去一年连院长都见不上几次的员工，如今一到设计院，院长都得亲自接待。不仅如此，这批人还根据设计专业经验，提出了更为精细的设计要求，“整天就揪着你开会，一会干这，一会干那”。

2019年后：铁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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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设计师对于行业究竟何时坠入冰点有着不同的判断。但对翟磊而言，那个年份无疑是2019年。他敏锐地发现，当年项目少得他已无法“炒更”。

他开始眼红房地产公司的暴富。终于，2019年，翟磊在51岁的年纪跳槽去了民营地产公司。然而，新公司却没有项目。在国有设计单位待了大半辈子的翟磊自嘲搞不来私企人事倾轧，在半年后还是回了原单位。

但他可能要为此庆幸。

在10余位采访对象中，上海一家大型国有设计院的项目负责人严海饶，是少有的在2019年后升职加薪的城市规划设计师。他年薪30余万元，即便如此，他也深觉疲惫。

严海饶的记忆中，转折发生于2020年。随着政策和市场变动，一批房地产公司很快招架不住。“‘三道红线’后，我们的业主就都剩政府了”。

严海饶开始外出找活。过去根本不稀罕做的项目，他得去争取；有时甲方根本没想着做项目，他要说服潜在客户上马，“很卑微”。他甚至干过赔本赚吆喝的事：一次竞标，他的团队拿下了第一，但付出与收益不对等，因为他们前期投入过大。这一切只是为了名声，好以后争取其它项目。

陈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有甲方甚至要求“买大送小”，免费设计一个小项目。为了维护和甲方的关系，单位也不得不答应。

这些不产生实际产值的无用功或许也成为设计师们“被压榨感”的原因之一。严海饶将其视为某种恶性循环：设计师的薪酬中，可能有多达50%是年终奖金，而奖金能否支付取决于项目款能否回款。一旦市场不景气，“盖着盖着项目黄了，后边钱就不付给你了，但实际上我们设计早就做完了”。越是如此，领导也就越要让员工去内卷投标，去讨好拉拢甲方。

面对这样的困境，陈钦若已经开始思索转行：“市场说是萎缩了，其实就是不需要这么多做建筑设计的人了。”但转行后能去做什么，他没想明白。

这也是许多设计师的共同困惑。虽说处在职业上升期，严海饶也在考虑转行。他身边有不少同行转行去做了产品经理，也有人去做了交互设计、智慧城市项目，他甚至曾在社媒平台开帖讨论可能的转行方向，但近来他停更了。他发觉，那些看着光鲜的行业也未必好做。更何况，他如今29岁，再从零开始竞争力有限。他计划去一家与城市规划业务相关的大型央国企作为过渡，两三年后，再看看能朝哪个方向发展。

2023年，翟磊已然走过建筑设计业的一个盛衰周期。他不想离开现单位，也不打算转行，“哪行都一样，都是看到贼吃肉，看不到贼挨打”。还有5年，他就要退休了，从那以后，业界再洪水滔天，也与他无关了。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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