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太傲慢了…

去年秋天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个在南方某个城市的电子厂工作的中年男人。他的孩子是留守儿童，留在北方老家的农村，和奶奶一起长大。他现在的妻子是他的第二任老婆，第一任老婆嫌他太穷，结婚几年后，丢下孩子嫁给了隔壁村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但家庭条件稍好的男人。

现在的妻子和他是同乡，一个话很少、很内向的女人。她跟着他一起到厦门务工。两个人都是三十多接近四十岁的年纪了，住在一间隔断房里，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住了8个人。

电子厂的工资不高，两个人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一万，至今没有买房。他给我看过孩子的一张照片，奶奶抱着孩子，坐在没有刷墙外漆的自建房外头，光线很暗。

他和我讲他的一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一般值夜班，夜班钱会稍微多一点儿。没有双休，都是月休，一般一个月休两三天。每天到厂后要打卡，进入工位以前手机要被收起来，车间门口的墙面上挂着一只布袋，工人们的手机会存放在那里。

他的工作是加工一些小的零件，这份工作做久了，固定握固件的手指会有些变形，有一块地方会微微凸出来，凸出来的那一部分，覆盖着厚厚的一层茧——“磨出茧是好事，细皮嫩肉的手磨久了会出血。不好干活。”

问他休息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他说不知道，刷抖音、睡觉吧。其实每天回到家以后，只想躺在床上，因为太累了，脑子是转不动的，想不来别的事情。偶尔会和工友出去吃点烧烤，喝点啤酒什么的，但现在肉贵了，也不好经常吃。

我问他喜欢看什么样的视频，他憨憨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听他老婆讲，他就喜欢看漂亮黑丝美女跳舞。那天聊到末尾，我问他，如果明天是你的休息日，你会做什么？他想了想，很平静地回答我说：睡觉吧，想一觉睡到自然醒。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笑意。他对我说，“看书啊、看电影这些东西，我们看不来的，不懂这些，也没有时间。我现在就想着多攒点钱，以后早点回老家去把房子重建一下，实在不行，翻新一下也好的。”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想回老家翻新房子。听他讲，重建也要花不少钱，而这笔钱对他来说，已经是掏空积蓄的“巨款”了。他说自己的爹走得早，家里的房子现在还是平房，老妈和儿子在村子里住着，总觉得腰板挺不直。村子里的哪一家的房子都高他们一头。

我说我大概明白，而后又闲聊了几句。他感慨，说自己家怕是难出一个文化人了，孩子不会读书，每天就抱着手机打游戏。奶奶溺爱他，也管不了。他想着让他读到初中就出来——也没有读下去的必要了。

听他细细地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卓别林在上个世纪拍摄的那部电影，工人们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他们似乎也成为了螺丝的一部分，不停地旋转着，必须重复一直向前奔跑的动作，但其实一直在原地。

这两年我接触过不少受访者，这些人里有真正的“厂妹”，也有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中年男人。如今回忆起和他们对话的过程，会发现许多谈话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采访内容的丰富度来说，谈话过程无疑是“干巴”的。因为在我们对话的过程里，长久的沉默始终存在。

当我坐在他们对面，或是在电话的那一端“企图”打开一扇窗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时，我时常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愧疚感——那些准备在稿纸上的提问似乎总是带有一种偏见，是一种未曾真正踏足过他们的世界的主观猜忌。

我们的主流视野里，充斥着一个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一个在雨夜里写诗的外卖员的故事。但在这些瑰丽的、诗意且仍然富有理想主义的叙事之外，我所接触的绝大部分受访者，他们在面对来访者的“好奇”时，所表露出的，都是巨大的沉默。

我在过去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过这样一句话，他们常常会在采访开始以前问我，“怎么会想要采访我呢？”「采访」这个词汇，在一些人的眼里是“高大上”的，这似乎意味着“要上报纸”、“要上电视”。也是因为这样，他们始终不明白，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可探究的意义。

但当你真正提起笔，想要尝试记录一点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电话那头的沉默、面对你时朝你望过来的不解的目光，似乎才是他们生活的常态。那些关于所谓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的“自我创造”的想象，不过是一种他者的臆想，是极少概率事件。

过去这段时间，在阅读着互联网上一些关于“流水线女工”和“厂妹”的想象时，我时常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文字，这样富有诗意的所谓“能让人看到希望的，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花朵”的浪漫叙事，究竟是写给谁看的呢？

我的受访者里，没有任何一位，会在手机里订阅非虚构类的媒体公号。“非虚构”这类词汇，于他们而言，都是极其陌生的。那样的颂歌，真的能囊括他们吗？

或许，那些众人投向所谓的社会“隐形人”的目光，也不过是虚晃一枪，当我们因为他们的故事而鼓掌时，我们赞扬的究竟是自己看见“隐形人”的同理心，还是真正的看见呢？这样的目光，保护着一部分人的理想，也成为了一部分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