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护疫情中的三年：过劳、欠薪和大规模感染

今年的2月7日，是李文亮医生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外界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新冠疫情中的“吹哨人”，赞扬他作为人的勇气和良知；当我们从制度上去观察，对于站在疫情第一线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中国的医护系统却并没有因此反思应当如何更好的保护前线工作人员、或者给他们提供更多工作条件上的改善。在不顾一切的防疫政策下，前线医护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

疫情三年间，中国医务人员工作极度繁重、工伤风险也持续处于高位。2022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安全事故地图收录到31宗医务人员相关事故案例，包括9宗猝死、17宗感染新冠病毒（其中1人带病上岗晕倒），1宗医院职工在核酸采样时中暑晕倒等。而就像三年前武汉第一轮病毒侵袭医护首当其冲遭受感染一样，中国对疫情管控的突然放开，则令各地医院出现挤兑，很医护不得不在被感染的状态下持续带病工作。

另外，多地医务人员薪酬不升反降，甚至有欠薪欠社保的情况。结合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与工人求助地图数据，在2020年至2022年间，我们收录到115宗医务人员相关个案，其中90宗工人行动涉及医疗机构欠薪、欠社保，其他涉及医学生同工不同酬、管理问题等。

医务人员的工作量与工作内容往往并不与合同相关，反而是随着国家防疫政策而变动。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2年介绍，中国2020年的防疫方向以区域封锁、停学停工、严防输入案例为主。2021年8月开展“动态清零”，当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病例时，“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快速切断疫情传播链，使每一起疫情及时终止，感染者“清零”。“动态清零”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大规模核酸检测及筛查，以及时发现病例和感染者，对传染源进行隔离与治疗。此策略意味着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大幅加重。下文将叙述各类医疗机构的医护劳动情况，包括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以及公立医院。这些医疗机构承担了较重的抗疫任务，医护的劳动强度极高。

八点健闻在2022年7月采访了一位多年观察中国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人，她表示，2020年除了基础工作，防疫任务主要是扫码测温、分诊、高速路口值班，以及防疫后方的协调；到2021年，防疫任务集中在接种新冠疫苗和迎接每一次疫情的冲击；到了2022年，防疫任务演变成了全员核酸、上门核酸、常态化核酸。

“2020年时，基层医护的防疫态度最积极，大家最关心补助，没什么怨气；到了2021年，地方财政困难，补助没有到位，还要区分属不属于一线抗疫；到了2022年，感觉医护的怨气越来越重，基本不做医疗业务，有的医生问，能不能雇人来防疫？”

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的基层医疗机构）主任表示，开展全区大规模全员核酸期间，一天要把一个区都筛一遍，意味着该中心每天要给10几万人采样，中心人员不到200人，近一半的医务人员都要派出去，每人每天需要采样1000人，即平均约1分钟就要完成一个采样，日复一日，一个半月。

乡镇卫生院（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也有着极大的劳动强度。财新周刊《基层医疗待援》引述吉林省白城市某乡镇卫生院护士指出，他们40余人承担着乡内3万多人口的常态化核酸采样任务。吉林2022年3-4月经历了一波大规模疫情，5月份解封后至7月，做了六七轮全员核酸。“农民要下地干活，所以我们在六七点钟前必须把核酸都采完。每天三点多起床，四点半得到点位上。”

除了需要承担常态化核酸采样、政府/企业/学校入户采样、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卫生院医护在疫情较为缓和时，需要加班加点补回之前欠下的公共卫生服务（包括给老年人查身体、慢病随访，以及提供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化验检查、家庭诊疗及转诊等基本医疗服务）。这是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的重要一项，也与财政拨款挂钩。

财新周刊《当医护已经透支》一文记录了2022年3月底上海疫情爆发时公立医院的情况。当时有40家医疗机构被指定为收治新冠阳性病人的定点医院，承担了较重的抗疫任务。一位负责人表示，转为定点医院后，医院大量医护尤其护士力量投入方舱和隔离病房，“大约抽调了接近60%的医疗力量，用于隔离病房的救治以及方舱医院。” 这些医院还可能要兼顾非新冠患者的就医需求，包括尿毒症患者透析、孕产妇检查、肿瘤患者化疗等。

另外，上海部分医院的防护装备不足、防疫措施不妥，引起医护不满。比如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出现群聚感染，院方却在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前线员工工作，引发肢体冲突。该院出现阳性患者，但院方未及时处置，导致医护与家属接连感染。院方把出入口封住，不让医护和其他患者、家属离开，但该院基本没有防护衣或负压舱设备，院方却要求护士只戴口罩就“祼上”照顾阳性患者。

与此同时，上海周边城市的医护也被抽调支援。毗邻上海的某城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王真指出，该城市共派出40名医护援助上海方舱，300人的采样队伍支援上海全员核酸筛查。但实际上，由于紧邻上海，她所在的城市也受到疫情波及，“我们自己的状况一直岌岌可危”。本地医院既要抽调人手去上海，还要抽调护士参加本地核酸采样，“护士的消耗非常大，也一直是有采样任务的”。

2022年末，国务院关于调整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二十条”、“新十条”公布前后，部分地区如河北的感染人数开始上涨，医护人员也开始大规模感染。新十条要求“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根据防疫工作需要，可开展抗原检测。” 这理应减少了医护的工作量，但由于药物储备与供应不足、民众恐慌，大量轻症患者涌进医疗机构。另外，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状况恶化，需要住院。然而，很多医院、科室难以分阳性、阴性病区收治病人，床位也不足。患者、医护之间交叉感染，医护大规模阳性，人手不足的问题雪上加霜。

2022年12月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表示，“二级以上医院和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另外，所有医疗机构都要接诊阳性患者，不得以核酸结果来区分是否接诊。此前，基层医疗机构以及未设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不能接收发热病人，需要将发热患者转诊。曾有医生因“擅自”接诊发热病人被判监禁。上级医院则会要求患者做核酸检测，如果收治了阳性患者，会暂停发热门诊，消杀过后再重启，但这也加大了发热患者的就诊难度。

根据八点健闻报道，在北京、河北保定的一些医院有两成至六成医护阳性，人手严重短缺，有些医护等不了阴性结果、没有明显症状就得返岗，甚至需要带病上岗。健康界报道，河南省取消了从2022年末至2023年3月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节假日，医疗机构分管医疗的院长和医务部门要24小时在岗值守。湖南宜章县人民医院、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发布倡议，医护轻伤不下火线，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要坚持工作，症状消失后立即返岗。

病毒席卷全国的同时，医院的防护等级在降低，令医护不安。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12月中报道，医院的感染情况更复杂，但由于政策调整、院内防护耗材吃紧，医生们不再穿戴防护服，每天上班仅获发“两个N95口罩，手套和一次性刷手服”。北青深一度报道，一县城医院的医生指身边同事几乎都阳了，这是三年来她觉得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防护等级却在降低。最开始他们还有防护服面屏鞋套，后来只有隔离衣、帽子和口罩，现在隔离衣都没有了，N95也差点没发下来。另外，有医护因担忧传染家人而希望居住隔离酒店，但院方不愿、只说医护可以回家。

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多家医学院要求规培生返岗，并以无法参加结业考试为威胁，引起抗议浪潮。根据工劳小报整理，此次抗议者多为进行规培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简称专硕规培生）。规培全称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要求医师执业前花费3年时间在培训医院接受系统性的临床训练。专硕规培生是其中一种规培生，一边在读专业型硕士一边在医院进行规培。医院以他们的学生身份为由，不发工资，每月仅有200-1000元不等的补助，却派给他们与其他规培生甚至住院医师相同的工作。在此次抗议中，常见的诉求是“同工同酬”、提供防护物资及保证工作安全事宜。另一个常见诉求是“自愿返乡”、“应返尽返”。现时多间高校学生可以自愿返乡，规培生及医学研究生却遇阻。有抗议的规培生质问：“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如果还属于学生，我们要对自己健康负责，要求返乡；如果不属于，给我们相应身份，相应待遇”。

12月末，一些大城市如北京的感染高峰过去，重症高峰来临。根据健康界报道，大部分重症患者是老人，有的是单纯的新冠感染者，有的则是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者。重症床位与医护均紧缺。根据财经的整理，《中国医院建设指南》指，一个重症病床需要匹配0.8位医生、3位护士。在中国，一个重症病床只有0.54位医生，1.47位护士。虽然疫情三年间中国医院的重症病床和人手数量以倍数提升，但仍然不足，呼吸机等设备也不足。此外，各地、各级医疗机构的重症资源不均。现时“阳过”的医护人员逐渐返岗，恢复了差不多原先一半的数量，但仍会超负荷工作。

疫情亦逐渐从大城市蔓延至小城市及农村，小城、农村已开始出现医疗挤兑。根据财经十一人报道，多个三四线城市出现缺药、缺抗原问题。买不到药的人会去诊所或基层医疗机构打点滴，或涌向大医院。湖北某县城的一位医务工作者指出，医院的发热门诊接诊数量确实明显上升，没放开之前发热门诊一天接待10多人，放开之后逐渐增多至一天200多人的接诊量。同时，医院有约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已上报阳性，医院提倡轻症和无症状医务人员坚持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多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非常缺药，许多患者到这些基层医疗机构输液。极目新闻报道，湖南省一乡镇这一轮的疫情大约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12月底达到高峰。当地一卫生院共有42名医护人员，本轮疫情期间，上级医疗机构从卫生院抽调了个别医护人员。在疫情形势最紧张的那段时间，该院医护人员几乎全部感染，人手十分紧张。院里一名护理人员曾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因为当时其他护理人员都在发烧。院长认为，从现在到春节，医院仍然会处于比较忙碌的状态，一些感染新冠后有后遗症的老人会陆续来就诊。

焦雅辉表示，元旦和春节将近，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加，城市的疫情有可能蔓延到农村，增加农村疫情防控压力。乡镇、农村的医务人员配置一直比较低，根据《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就医师日均负担诊疗人次来看，2021年，公立医院为7.0，乡镇卫生院则为8.9。乡村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城镇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重为15.82%，农村同比高达23.81%。这意味着脆弱人群比例较高，疫情下的重症率很可能较高，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较大。

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的设备与人员不足，防护物资不足，资金不足。贵州一乡镇的医院院长指出，希望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当中，不要再像之前抗疫那样，随意抽调人手，要能够保证医院完成本乡的医疗服务。

疫情下医护工作量增加，收入却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下降，部分医疗机构还出现欠薪欠社保的情况。直接原因包括公立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及收入下降、防疫支出增加、出现亏损，民营医院诊疗人次下降、经营困难等。

根据财新周刊《解剖医生收入问题》一文，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薪酬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工资、绩效工资、（非恒常的）津贴补贴。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占比呈“三七开”或“四六开”，绩效工资占大头。基本工资取决于工龄、职称和岗位，绩效工资则由医院按照科室表现分配给科室（比如一上海三甲医院将整个科室当月诊疗费的30%作为绩效工资），科室再根据工作量、职称分配给医生。

疫情之下，医院诊疗人次下降，影响医护的绩效收入。比如2020年9月17日，安徽省宿松县人民医院儿科10名医护人员联名写信给领导，要求集体转岗。这些医护人员不满绩效工资过低，指出7月儿科绩效工资是498元，行政后勤是2600元。信中表示：“作为上班族，经济是后盾，是基础，儿科医护人员本月绩效连在医院有编制而整年不上班的人员都低，怎么养家糊口？” 随后在9月24日，该医院回应指7月因儿科服务人数下降幅度较大，儿科绩效奖励比平时低。医院表示重视职工诉求，考虑到疫情影响及儿童发病季节性等因素，决定7月儿科医护绩效按医院平均水平发放。

疫情下，各地政府有提供抗疫补助，不过具体分配机制落实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周，引起职工不满。2020年3月，多家医院被爆出抗疫补助分配不公的情况。武汉市第五医院行政岗位拿到的补助高于一线医护，陕西安康市中心医院领导到手的补助是支援湖北医护的两倍。网络上也有多地医护人员反映，按照最新出台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干了一个多月才发现“自己不属于一线人员”，原本指望的补助自然也拿不到。一连串的新闻引发舆论，网络上众人纷纷对医护人员补助分配不公作出声讨。

另外，各地补助水平差异大。一些财政较富裕的地区有较好的防疫补助，比如在最近这波疫情，上海、江苏省对一线医护发放了6000元一次性补贴，各地也有零星城市和医院发放补助。在其他地区和医疗机构，却有取消夜班费，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的情况。

结合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与工人求助地图数据，在2020年至2022年间，我们收录到90宗医护被欠薪、欠社保事件，其中16宗涉及公营医疗机构（事业单位），73宗涉及民营医疗机构，1宗机构性质未知。

公立医院疫情期间的亏损增加，根据《202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四成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出现亏损，二级医院亏损比例较2019年增加17%，三级医院亏损比例较2019年增加26%。2020年公立医院总资产负债率约45.75%。

国家卫健委认为，盈余减少是由于医院加大防控投入、运行成本增加，同时收入减少。虽然针对公立医院财政投入的力度有所增长，但与医疗收入减少的幅度（7.54%）相比，仍难以有效弥补相应缺口。医院本身来自政府财政的收入占比很少。

疫情间有经营危机、欠薪欠社保的公立医院，大多是三四线城市、县城中的医院医院。比如2022年7月21日辽宁省丹东市一医院数月未发工资曝光，其后网络上不少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医院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 8月15日，四川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宣布关闭。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则被员工投诉欠缴住房公积金。院方其后声称因先后5轮腾空院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导致务收入大幅下降，而暂无财力为职工购买住房公积金。

财新报道，2022年，葫芦岛市政府表示公立医院债务有不断攀升的趋势，但当地卫健委明确表态称，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难以落实。因为当地财政收入也受到疫情较大冲击，形势紧张，而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投入及大中型医疗设备购置需要巨额资金的保障。葫芦岛市政府只表示，目前仅能在医疗机构维行一类公益机构职能时（如落实疫情防控任务等），一事一议，给予专项补助。

基层医疗机构（多为公立）也有收支不平衡、欠薪欠社保的情况。疫情下卫生院被拖欠财政拨款，而且防控令支出增加（包括购置防疫物资、为医护发放加班绩效），但多地缺乏充足的专项经费支持。2020年6月，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中，多位基层乡镇卫生院医生反馈被拖欠工资、社保等福利待遇，少则半年，多则一年。

根据财新周刊《基层医疗待援》一文，早在2020年之前，莱阳18家卫生院中仅有2家达到收支平衡，其余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当地一位卫生院院长称，没疫情时，自己卫生院的年亏损金额达到六七十万。疫情下更是雪上加霜。18家卫生院，至少15家从2021年开始就交不上公积金，有13家已拖欠2-3个月职工工资。

为确保发放职工工资，院长们的常用措施是压药款、材料款。莱阳市多家卫生院从2015年就开始压药款，有卫生院欠款高达千万，拆东墙补西墙。由于欠款太多，很多医药公司今年不给发货，因此原用于发放职工工资的资金被用来偿还药款，造成2022年多家卫生院职工工资欠发。

八点健闻指出，由于先前政府规定基层医疗机构疫情下不得诊疗发热患者，导致基层医疗机构吸引患者、增加收入的能力下降。在一些地方的社区中心，政府的投入有所增加，但这些支持力度和社区中心承担的压力，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民营医疗机构欠薪欠社保的情况更严重。2022年5月，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余小宝表示疫情以来已有2000多家民营医院破产倒闭。除了疫情冲击（人次减少、需要承担额外防控工作），民营企业欠薪/社保原因一般包括经营不善、医保没开通、资金断裂、倒闭。

比如2020年9月，员工指控四川省沐川县的沐川中医医院拖欠工资。沐川中医医院是一所按照二级医院标准兴建的营利性民营医院，2018年10月投入运营。根据《封面新闻》报道，这是一家综合性医院，本有内科、外科、手术室、急诊科、门诊部等多个科室，但是至2020年9月，只有外科和手术室还在勉强支撑，其他科室都基本上都关了。原本184名员工，只剩89人。医院至2020年9月时已经共拖欠工资约230万。另外，医院从2019年6月开始欠交员工社保，共欠款79万余元。

该医院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国江，他指2019年是因为融资未果，2020年则主要是疫情冲击。由于疫情，住院部2楼和3楼都进行了封闭，并对医护人员通道、病员通道及污物转运通道进行了大幅度改造，直到院方申请破产时都没有恢复开放，正常诊疗业务受到很大影响。大部分科室也被封闭，经营效益下滑，工资发不了，不少医护人员多次拒收病人、频繁与病人发生口角，长此以往，病人越来越少，形成了经营收入越来越低，工资发不起的恶性循环。

这些关爱政策当然没有问题，但由国家卫健委从上而下的提出这些第一线最基本的劳动保障问题，似乎又显得多此一举，其成效也必然非常有限。实际上，之后很多医疗机构没有落实，医护带病工作、两点一线、没有足够休息的报道普遍，更有地区取消医护节假日、要求“轻伤不下火线”。

中国劳工通讯从来就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解决最前线劳工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通过工会的集体协商。但是，长期沉浸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工会体系面对突如其来的工人权力问题，往往缺乏主动作为的决心。我们曾经就陕西安康市中心医院补助分配不公事件访问了当地区工会，工会工作人员表示有到医院慰问职工，但表示对医院行政管理方不能给过多的压力。“因为他们处于第一线，对咱们工会来说，只能是给鼓舞、给打气。对（医院）行政方不能给过多的压力。”区工会也表示没有上级要求，区工会无法代表一线劳动者与医院及卫生系统进行协商，会显得“出师无名”。工会慰问职工的行动是工会长期“形式主义”的沿袭，并不能解决医护的燃眉之急；如果工会方面能够更主动一些，了解职工需求及不满，建立与院方的集体谈判机制，与卫生部门商讨政策如何顾及职工需要，则医护权益更能充分保障。

当下中国公营医疗机构的医护长期人手不足。2017年的调查显示，有九成护士每周工时超过40小时，一成护士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法制日报2022年的报道采访到一位护士，她所在的科室有12名护士，按照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床护比不得少于1：0.4，的要求，“我们科室护士缺口超过9人”。医生也是长期高工时。2018年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指出，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时约51小时，一级医院医师约48小时。另外，只有24%医师能够休完年假，23.6%不休年假，一半医师少休，4.4%医师不知道有年假。基层医疗机构的人员配置更低，超时工作的情况很可能更严重。

我们认为，将医务人员的防疫表现作为职称评审、岗位聘用标准这种“激励”措施不可取。疫情下医护本就因为岗位职责、患者众多而备受压力，如果再加上职称评审等压力，医护很可能不敢在感染新冠病毒或者长期加班时放假休息，带病上岗的压力、过劳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增加工作补助与工资应理解为对应工作量与工伤风险增加的额外报酬，而不是“激励”医护人员进一步过劳工作的工具。此外，健康界一篇文章指出，职称评定应主要取决于业务能力，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及以上方可主持四级手术，抗疫表现属于「医德」，可以作为业务水平达标后的加分项来考虑，但不好作为业务水平不足时的「补分项」。文章又指，现时全员医护参与抗疫，如何公平地量化、评定抗疫表现仍待商榷。

除了工作量问题，医护有长期同工不同酬的情况。2017年的调查显示，不同聘用制度的护士收入差异大，事业编制月收入较高，合同制较低，其他用工性质（如临聘员工）更低（见下图）。规培生也长期面对同工不同酬（甚至没有酬劳）的情况，是2022年末抗议的原因之一。

要改善医护待遇，政府除了提供短期的防疫补贴，还需要长期增加对公营医疗机构的财政补助，保证其员工待遇、恒常人手配置位于合理水平。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在2009至2019年，公立医院每年收入只有7-10%来自政府财政拨款，2020年因疫情而来的财政补助增加、其他收入下降，财政拨款比例才达到16%，但仍是很低的比例，令医疗机构的财政非常受诊疗人次的波动影响，医护工资与人手配置也很不稳定。

比如2020年3月，多家医院医护在网上指出，医院抗疫补助分配不公，管理层领取的补助是一线医护的几倍。管理层重复领取补助，同时也利用医院内部政策，在统计出勤天数、到岗时间上向管理层倾斜。舆论发酵后，国务院将能够领取补助的人员界定收窄，只有“与确诊或疑似病例直接接触”的劳动者才能被视为能够领取补助的“一线人员”。这样一来，大量防疫人员被排除在可获得补助的群体之外。网络上，不少从事医护工作的网友纷纷发出“一个多月以来没日没夜的防疫都是白干，一分钱没有”的感叹。有的医务工作者甚至在微博上自嘲，因为有几位感染者是在自己手上确诊而被“幸运地”认定为了“一线人员”。也有医务人员表示，新文件出台后，医院要求他们退回之前已经发放的补贴。

如果各地工会能够更仔细整合各家医院医护的劳动情况、补助分配情况，并通过集体谈判向医院及地方政府提出更合理的分配方案，便能更准确地满足职工诉求，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纯粹根据网上舆情及零散信息调整政策，这些政策可能无法顾及各个地方及医院的具体情况，可能过于一刀切。

公营与民营医疗机构的工会应代表职工，就劳动待遇、职业暴露、医院管理等问题与医院以及政府部门沟通，推动集体协商机制。工会能够下沉到生产一线，最能了解职工具体的劳动环境，也最能第一时间发现医院欠薪欠社保、医院管理失当等问题。职工单独很可能不敢向管理方表达诉求，或只能在网上零星表达不满，因此需要工会作为集体代表，以及集体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