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新诺奖得主揭示两性收入差异，在中国同样存在

凤凰网原创 缓解两性之间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差异，根本点还是在于扩大和落实个体的选择权。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10月9日，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因“促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而独享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728万元人民币）的大奖。她是继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2019年埃斯特·迪弗洛之后，第三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戈尔丁此次获奖，既在情理之中，也有些出人意料。说它在情理之中，是因为戈尔丁近些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之一。说它出人意料，则有两点。

其一，202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主要是奖励“因果推断革命”的，但是其中获得一半奖金的大卫·卡德（David Card）是因为其在“劳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获奖的，仅仅隔了一年，研究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就再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其二，戈尔丁独得殊荣也有点出人意料。通常的猜测是，戈尔丁如果获奖，那么应该会与她的丈夫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一起获奖。有人说，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决定，表明官方试图推动女权主义。也许。在这里没有必要过多妄加猜测。

诺贝尔颁奖委员会称，戈尔丁是第一个提供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学者，她的研究揭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给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

五大“戈尔丁事实”在中国同样成立

戈尔丁称自己是一个“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她扮演着一个侦探角色，利用自己亲手辛苦搜集来或经自己校正后的历史数据，勾勒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随时间流逝而演变的图景，描述了人们的预期、技术、制度和社会规范等因素影响两性就业和收入的模式。

为了叙述方便，不妨仿照宏观经济学领域描述经济增长和收入初次分配的“卡尔多事实”或“库兹涅茨事实”，把戈尔丁所描述的两性劳动参与率和收入的差异的模式总结为如下五个“戈尔丁事实”。

第一，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异持续存在，且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因素是受教育水平，而且短期就业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不大——其影响显著低于避孕药。

第二，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经济增长以线性关系稳步提高，而是呈现为一条“U形曲线”（或者可以称之为“戈尔丁曲线”）。

第三，两性之间的劳动收入差异持续存在，而且主要不是由两性教育水平的差异造成的（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水平越来越接近了，在许多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甚至更高）。

第四，在20世纪，尽管经历了产业现代化、经济自由化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但是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在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缩小。

第五，女性在其生命周期早期做出的选择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对未来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预期非常关键。如果她们受信息或环境约束（例如，基于自己的长辈的经验，或者在长辈的影响或误导下）没有形成适当的预期并进行长期工作的职业规划，就会严重限制她们日后在自己的孩子独立后试图重返工作岗位时的选择。

这五个“戈尔丁事实”，在中国也是同样成立的。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0％左右，而男性则为80％左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女性的平均收入要比男性的平均收入低13％左右。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10年前后，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高居全球第一，最高曾经达到73％，但是到2020年，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到了59.8％。

根据统计，1990年，在中国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平均工资大约为男性工资水平的77.5％，但是到2010年女性平均工资就只有男性的65.8％了，此后一直没有回升到70％以上。

在受教育水平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到2021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女性比例就已经超过了50％，其中女研究生占到了全部研究生的51.5％。

中国的“生育惩罚”效应也非常明显。中国女性生了孩子以后在劳动市场上的劣势是相当明显的，因为30岁左右生育孩子，正是人的一生最需要打拼的时候，无论是中断职业生涯，还是勉强接受有更高灵活性、便于照顾孩子的岗位，对女性的收入和未来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至于“贪婪的工作”，在中国就更加不用多说了。中国大量的职业，都是严重缺乏灵活性、要求员工经常加班甚至随叫随到的。如果不能加班、不能随时投入工作，那么就得转到收入更低、升职加薪机会更小的岗位上去。

当一个家庭必须有人去照顾孩子的时候，那么要付出牺牲的往往是女性（即便女性收入更高，也可能如此）。

缩小两性收入差距，关键在于“婚姻自主权”

经济决策是个人做出的，但是经济学关注的是宏观层面的结果，因此解释往往有两个层面，一是用一个变量的总量（或平均水平）的变化去解释另一个变量，二是将宏观现象解释为微观行动的涌现结果。前者往往受到那些反对计量分析的人的批评，但其实前者可以视为一种模式解释。

就戈尔丁而言，她在1967年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后，上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加里·贝克尔、阿诺德·哈伯格、罗伯特·福格尔、罗纳德·科斯、哈里·约翰逊等人的课。她在经济思想和分析框架上受贝克尔的影响特别大，而在研究工具上则接受了福格尔的计量经济史学的训练。需要注意的是，贝克尔是不承认经济学的宏观-微观之分的。

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戈尔丁用计量经济史学方法进行的许多长时段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都是对贝克尔的理论模型的经验验证。当然她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新的模式。

例如，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出来的U型曲线，就是“描述意义上的模式”，要用“分析意义上的模式”来解释，即说明U型曲线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戈尔丁指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婚姻，或者是已婚妇女就业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白人已婚妇女就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它：在19世纪90年代末，黑人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比白人妇女高得多，在1890 年至 1970 年期间，89％ 的新增劳动女性都是白人。

戈尔丁还按照出生时间，将美国百年来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分成了五组，概括出了各自的劳动市场决策模式：第一组，“成家或立业”（career or family）；第二组，“先工作，再成家”（job then family）；第三组，“先成家，再工作”（family then job）；第四组，“先立业，再成家”（career then family）；第五组，“事业与家庭并重”（career and family）。

这是从平均水平上给出的模式解释。虽然戈尔丁描述的是宏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模式（如女性劳动参与率的U形曲线），但是她的分析的出发点仍然是家庭或女性个体的劳动决策问题，而且她所利用的主要是在加里·贝克尔影响下构建的供给-需求-技术-制度框架。

更具体地说，女性的劳动决策（包括要不要成家结婚生子的决策），是女性劳动力以及她们的技能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服从约束条件下最优化原则。

当然，需求和供给会随着技术（如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避孕药的出现、共享平台等）和制度（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供给决策是在决策者的生命周期里做出的，要受到预期的影响，而预期又会受到多种因素的约束。

再看戈尔丁提出的“贪婪的工作”概念。愿意经常加班甚至24小时随叫随到的员工，能够获得比其他员工更高的报酬。“贪婪的工作”的收益是非线性的。一个员工如果愿意比另一个员工投入多一倍的时间工作，其所得到的回报将会超过后者的两倍。不仅如此，那些愿意更多加班的人还能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从而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谁更能胜任“贪婪的工作”，谁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很显然，男性比女性更胜任。

与此相关的还有“父母效应”，即在劳动力供给和职业发展中断方面的性别差异。在一对父母有了子女之后，通常是母亲承担了应子女需要而“随叫随到”的责任，这样母亲就需要一份灵活性更高的工作，而工作时间的高灵活性意味着较低的工资。相应地，父亲则会成为工作中随叫随到的员工，即承担上述“贪婪的工作”。这种就业和收入差异，主要是性别差异下的自主选择导致的，不构成规范意义上的歧视。

事实上，戈尔丁证明了，某些刻意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来保护的法律，对女性的发展也不一定有利，因为这种制度可能会在事实上固化女性的弱势地位，即构成对她们从事“贪婪的工作”的机会的限制。

又如，在研究女性在求职时受到的歧视时，戈尔丁抛弃了经济学家传统使用的“歧视系数”理论和瓦哈卡分解法，采用实验方法来解释歧视的产生和影响因素，其中一个例子是对交响乐团招聘方式改革前后（公开表演与“盲选”）女性求职者被雇佣的机会进行对比。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改革其实是通过缓解雇主的知识问题来扩大员工的（被）选择权。雇主需要在筛选员工与错失高效员工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必须增大潜在的员工因自己的个人长处而不是因所属群体身份而被雇用的机会。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女性，因为女性在先天上与男性有一些差异。“盲选”可以将个人与其群体身份分离开来，让个人价值单独得到考虑，从而扩大了选择权。

因而，缓解两性之间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差异，根本点还是在于扩大和落实个体的选择权。正如戈尔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女性应该独立，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应该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即自主决定结婚或者不结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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