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广东珠宝工人社保抗争事件

人们在质疑个人利益受损的同时，也对国家政策的多变，制定过程的不透明，被动接受政策的状态表示了不满。本次医改受影响较大的对医保政策相对敏感的城市退休人员首先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一直以来受损最大的，人数最多，却最容易被忽视的，是数亿来自农村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们。他们在城镇工作多年，为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付出血汗，却因为早期对资本的宽松而很少有企业主动缴纳社保，或工作的不稳定流动性大，导致缴费年限不足，本地或异地中断难以连接等等问题，退休后无法享受或只能降低待遇标准享受退休金或医保。

国家和地方政府现行的医保以及社保政策，看似覆盖了绝大多数人群，但是进行了大量的划分。从身份、就业状态出发，包括城乡居民和职工的划分，包括有明确劳动关系的职工和灵活就业者的划分等等，社保政策根据这些划分制定了不同的社保缴纳标准和待遇标准。这样的划分帮助资本和国家机器节约了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将这些压力转导给个人。实际中也把人们分化成不同利益出发点的群体。而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也利用各种政策空间、漏洞，公开或暗中用不同的手段进一步降低成本，压榨劳动力，比如不按法规缴纳社保，降低缴纳标准等等。更不用说近年来泛滥的灵活用工，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只能依靠最低标准的社会保障。

虽然国家政策制定者讲，社会保险的改革是要逐步消除地区差异和身份差异，但看起来这个消除的过程，却是首先以劳动者个人利益让步为代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回应此次不满的声音：“有人说不该让个人账户买单，但其他办法又是什么呢？……政府财政在社保这块投的多，那必然在其他部分就会减少。”他们担心的是，不管是提高医保缴纳费用，还是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投入，都会增加企事业单位以及财政负担。至于劳动者的利益，则是"还可以苦一苦百姓"的老路。

行动是人们反抗不公的最直接手段。这波抗议的主力是国企退休工人，他们虽然已离开工作岗位，但仍有在原单位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联系网络，和相对固定的居住地点，作为行动连接的基础。而散落在大地上，被各类标识划分成碎片一样的数亿劳动者，他们发出过怎样的声音，又能通过什么作为连接，在越来越不乐观的未来生活中，找准保卫个人利益的出发点，保卫属于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呢？

2011年沿海一家私企的工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展示了当时工人们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认识，对于社会保险政策的态度变化，以及对集体行动力量的认识。当时的媒体已不再积极报道此类集体事件，自媒体也不发达，依靠参与者的口述和协同者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曾经发生过的工人行动。借此类材料，我们可以怎样挖掘信息，为以后提供什么参考，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反馈。

本书以珠宝行业工人追缴社保的抗争为背景，展现了珠宝行业这一“兴于百业后，衰于百业前”的风向标行业在珠三角地区的兴衰演变，是如何影响了珠宝工人对于“社保”这一问题的看法；而工人对社保问题从消极看待转为积极争取的演变，又是怎样反映了他们对自身阶级地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本书试图从普通工人的角度理解一个现象：在当时还算宽松的国家环境下，永宝工人经过较长时期的磨合锻炼，形成了斗争核心，看起来比起搬厂、关厂抗争更具备建立工会的条件，但是工人最终并未选择建立工会，而是仅仅以“补缴社保”这一具体目标作为集体行动的起点和终点。

本书的事实材料，绝大部分来自于作者长期跟进永宝工人抗争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工人的大量交流。这使作者能够身临其境地理解珠三角工人的处境，看到工人是如何从被动接受工厂管理制度，到向老板和官方提出要求，又在经历了资方、官方的拖延、欺骗和压制手段后，一步步地被逼上了抗争的道路，到最后，不仅自己敢于行动、也带动他人一起行动的过程。

永宝工人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算很高。他们的维权历程中，甚至没有过像样的罢工。直到最后一百多人被厂里长期放假，补缴社保不得，又无法正常工作，工人才占领了公司的行政楼两天一夜。但他们在一年多的集体维权过程中，心理及行动的变化，反映了2010年以来珠三角工人集体维权的一些典型特点。

这次社保抗争的参与者，年龄主要在25-40岁之间，在珠三角工作了大约10-20年，是工业生产中的主力，他们的思想状态决定了目前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水平。他们来自于各地农村，没有社会大生产的经验，不了解工人斗争的历史经验。1990到2000年前后，虽然有国企工人对下岗失业的几轮反击，但社会整体的气氛是保守沉闷的，如何谋求更好的个人利益成为主流思潮。在这种大背景下，这一代打工者抱着赚钱养家的想法，从农村来到珠三角打工。多年来的工资收入确实改善了生活，积累了一些物质财富，所以绝大多数人虽对辛苦严格的工厂工作有牢骚不满，但整体上适应了打工生活，成为了珠三角产业无产阶级的一员。

近些年来，他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随着年龄增大，自己工人身份逐渐固定，家庭经济负担加重，不得不更多地思考长远的生活保障，子女教育，父母养老问题等等。由于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们不会轻易离职。常年的工厂生活，使得他们比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工人更遵守工业纪律，很少和管理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因此，他们在集体维权中更懂得行动要有计划和纪律，同时又容易被社会规则、观念制约，不会轻易“越线”。另外，由于长期在同一个地区工作，有了稳定的社会关系网，能够通过这个人际网络交流信息。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永宝工人的抗争是珠三角至今所知不多的，由在职工人自发进行、时间较长的维权行动。据我们所知，提出补缴社保要求的罢工或集体抗争，大都有着工厂搬迁或者倒闭的背景，工人被迫将社保问题作为尽可能减少损失的“一次性”防守反击。某些关厂罢工中的老员工，为了跟老板算总账，斗得比较凶。而永宝厂还在正常运作，工人便提出补缴社保的要求，并与工厂管理层进行交涉。绝大部分永宝工人只想补缴社保，不想丢工作，很难一开始就跟公司严重对抗，这是永宝工人的抗争初始不那么激烈的重要原因。

从资方角度来讲，珠宝业的利润已经远不如从前，无意进行任何改良，不愿让利给工人。随着事态发展，工人发现只要自己想补缴社保，就必然面临公司的压力，被一步步逼上反抗的道路。正如某位积极分子所说：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老板逼出来的。

与关厂的“一次性”抗争相比，这种在职抗争可以在本厂工人中产生更长期的影响。一部分积极参与过行动的工人逐渐摆脱了资方主导一切，工人只能服从的状态，意识到工人的力量，以及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现状。

由于补缴社保的难度较大，维权时间较长，永宝工人进行了多次集体行动。在这期间，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分工：负责和公司谈判的主要代表，分析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的积极分子小组，分散于各车间起到上传下达、统一工人行动作用的联络员，还有主管财务的人员等等。这期间因为各种原因有人退出，但只要工人整体还没有放弃，就会有人补充进来。即便最后工人占领办公楼的行动中，两位工人代表以“非法禁锢”的罪名被关押，其余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也没有完全退却，而是组织筹款、签署联名信，要求释放工人代表。这不仅是保护工人代表本人，也是对一年多来工人集体行动成果的保护。在那个关键时刻，这批工人没有被吓倒，而是坚持用集体力量继续维权，为永宝厂补社保事件能有一个还算成功的结果，起了重要作用。

永宝工人虽然在机构的建议下设置了首席代表，安排了一些不同分工，但集体行动的方向和策略，并不是由首席代表一人决定，而是由工人积极分子组成的一个团体而决定。在这个团体里，没有哪个人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一切都是讨论决定。而他们的讨论也并不局限于团体内部，是开放性的——所有关心这件事，愿意参与讨论的工人都可以加入。这种“平等”“开放”的小团体是自然发生的,他们还没有意识要制订严格的会议规矩，因为当时的工人实践还没走到这一步。大多数维权工人并没有长期抗争的心理准备，都是兵来将挡、被动接招的打算。

永宝的斗争集体是由一群看起来对行动犹犹豫豫，不被资方逼迫就很难做出下一步决定的普通工人组成的。他们当中锻炼出了一批又一批积极分子，原本有的是腼腆内向，下班按时回家的好爸爸，有的是在家贤妻良母，在工厂任劳任怨的传统妇女，有的是敢说敢干但是缺少思考的愣头青，有的是有社会阅历的老油条，也有活泼开朗小主意很多的机灵鬼。社保问题像一个套索，将这群人从原本平静、不需要思考的私生活中拉了出来，让他们有机会真正了解自己的利益问题和工人地位。

为了实现自己补社保的想法，需要和其他人团结到一起，为了保持团结，便要有人站出来做组织工作。在永宝，这个自发组织的形成过程相对漫长，所以能够留在积极分子团体中发挥作用的工人，是其中最有韧性的工人。因为参与集体行动，他们占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很多无私付出却受到亲友的责备。由于直接面对资方和政府的压力，让他们更清楚什么是工人利益，以及如何坚持。作为代表的责任感和来自工人集体的压力，促使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快地从个人转变为集体。

对比一下其他集体案例，不难发现，在持续时间较短的集体行动中，因为抗争而影响到自己生活的人很少，也就更难有思想上的影响。很多工人在抗争中的个人变化、内部矛盾、对外部压力的反抗，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便匆匆结束。

在维权初期，工人曾在某劳工机构的建议下，找过当地工会求助。不过永宝公司所在的地区工会没有帮什么忙，甚至没有像样的反应。它的表现，体现了当时珠三角官方工会的典型反应：根本不想卷入，也无力介入已经发生的工人集体维权。最后永宝工人评价“找工会完全没用”。直到现在，很多找过工会的维权工人仍然是这样的评价。

前文介绍过，永宝工人由在职工人发起且维权时间较长，比起其他进行数天即结束的罢工或一次性关厂维权行动，更有建立自我组织的基础。在永宝工人的抗争过程中，一些学者也曾建议他们在厂内成立或改选工会，利用工会的框架与资方开展正式的集体谈判。这样工人代表也可以获得一个法律认可的身份。对于这一提法，除了首席代表出于保护自己安全的本能，感到有必要以外，其他工人代表和工人都没有兴趣。对于补缴社保这个单一的要求，工人更愿意采取简单、直接的行动方式——写集体要求书，一起去跟公司面谈，通过自荐或推选代表去谈判等等，而不是通过建立一整套集体协商机制去和公司对话。另外，永宝想要补缴社保的工人人数在厂内不过五分之一，这些工人也没有信心发动全厂工人去搞工会选举。在没有外界足够的支持下，如果真的有工人代表把力气花在了解工会法律，通过繁琐的程序，建立工会，成为工会干部，得到官方、资方认可的地位，然后再谈判，工人行动的力量反而会被分散，同时也会失去大多数追缴社保工人的支持。

此外，长期的繁荣，让工人离厂另找工作的压力比较小。某永宝核心抗争工人轻松的谈到“这个地方的珠宝作坊有上万家”，不愁没有饭碗。另一位核心工人后来当了快递员，收入也不比永宝差。这样一来，珠宝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珠三角工人普遍缺乏“无路可退，唯有组织起来跟老板打阵地战”的精神准备。

而且，哪怕只是建立一个能够维护日常利益的工会，也需要工人了解在日常生产中，如何与管理方周旋，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把全厂工人团结起来。目前为止，珠三角工人既缺乏有组织抗争的传统，也很难学到这样的经验。

到底什么时候，工人会有动力组织起来？至少，当工人争取的目标比现有的要求更多样化了，并且需要持续进行，建立工会以及其它工人组织的想法，才有可能被更多工人接受。那个时候，工人有动力去建立一整套与资方甚至国家抗衡的组织形式。

至于官方工会，对于工人自发成立任何组织的态度一直是消极对待。永宝工人接触的工会官员对建会的提议完全不支持，还告诉工人，如果搞工会，工人就得交会费。本来对成立工会兴趣就不大的工人听到还要掏钱，更不愿意成立工会了。工人的这个反应也很典型：他们通常争取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并不想跟官方力量有直接对抗。而且一旦发现自己的行为遭到官方反对，便会趋于保守。

2011-2012年正值“本田事件”后，广东积极推行企业内工会直选、改选的时期，随后还制定了《广东省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但这些动作并不意味着统治者真的允许工人进行自我组织。事实上，在了解几宗由官方、资方联合操纵的集体协商、工会直选的实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只是官方工会试图配合国家的维稳需求，以及大资本希望有效解决工人自发行动带来的经济破坏，而做出的所谓“让步”。这个“让步”实质是企图更进一步掌控工人情绪和反抗实践的一系列动作。

根据《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工会委员、主席、副主席的人选需要“报经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会审查同意”或者“由同级党委与上级工会协商提出建议名单”。因此，事实上工会选举中能选谁，谁能入选，是完全可以从上而下把握的。

2010年，珠三角某日资汽配厂在地区官方工会的指导下，进行了公司内工会选举，资方不认可当时选举出的工会主席，最后还是由日方的总经理直接任命了一个公司元老做工会主席。2011年，该公司进行了首次员工工资集体协商，3个青年人作为员工代表，参加了由资方、公司工会进行的谈判。由于员工代表没经验及各种原因，第一年的谈判流于形式，员工工资只涨了100多元，很多人不满意。

2012年第二次协商时，员工们认真了，希望能够通过工资协商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新当选的年轻员工代表们也很认真地准备了谈判：搜集员工意见，搜集法律依据，与周边工厂的情况作对比，在员工中进行有关协商过程的宣传等等。同时还和公司内工会干部斗智斗勇，防止他们提前给资方泄露员工的协商方案。马上，员工代表们就面临了来自资方的压力。厂内员工的任何反抗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员工代表煽动。最后这场历经4个月的谈判以每月增加400多元工资，以及一些福利结束。相比第一次谈判，员工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

而2013年年初，由于之前集体协商的一些福利还未落实，以及年终奖等问题，员工们自行发动了罢工，同时提出罢免不作为的工会主席，全体员工直选工会委员会等要求。公司却趁此机会狠狠打击了2012年参与集体协商的员工代表，指控他们煽动了罢工，将其开除。当地警方将两位员工代表关押了一个多月。虽然最后被无罪释放，但被关的员工代表却无法要到解雇赔偿。地方劳动部门、工会口径一致：公司这样解雇是合法的，无需赔偿。

由此不难看出，自上而下进行的工会选举及集体协商，刺激了工人尤其是一些青年工人的思想，但一旦工人认真起来，准备将这种形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资方和官方，马上收拢拳头全力打击，压制工人任何“自作主张”的势头。

同时，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结论，至今为止，在单个工厂内进行工人自主工会组织的活动阻力都将是巨大的，即便工人的工会可以和资方在短期内抗衡，但如果它不能得到官方的认可，最后仍然会被庞大的国家吸收或者碾碎。

当时支持永宝工人追缴社保的劳工机构，属于1990年代在珠三角地区成立的第一批民间劳工组织。这类组织在以前都是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工人维权个案为主，往往是工伤、拖欠工资、离职纠纷一类的个人问题。在2010年之后，工人集体抗争形成一个小高潮，再加上关厂搬迁潮，去劳工机构咨询的工人，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保、工龄补偿等等牵扯工人普遍利益的方面。劳工机构顺应这种需要，纷纷酝酿转型，逐步从服务工人个体转向推动集体行动。对这家机构而言，永宝是它协助的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集体案例。当时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于如何指导集体案例还没有完整的思路。机构领导者在最开始提出的“向工会求助”，以及鼓动工人“成立工会”的策略，很快都宣告无效。只有推选代表的建议，适应了当时维权的需要，被工人采纳。机构人员给工人的建议，也有比较实用的，比如劝告工人代表不要与公司单独协商，以免被资方套话而且容易让同事猜疑等等。

永宝的抗争工人通过去劳工机构学法律，与其他厂的维权工人、关注劳工问题的各类社会人士交流，开阔了眼界，建立了信心，参加机构活动的同时形成了固定聚会的习惯。劳工机构的存在，让工人感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得到了经验、建议，也加强了信心。后来有的工人积极分子评论说，要是没有机构，他们坚持不了这么久，原因也在于此。

不过，这类劳工机构的立场和利益所在，与工人并不完全一致。劳工机构为了维持运作，需要争取项目资金，按照项目方要求“做活动”。咨询问题的工人，对于机构来讲是维持项目运作的对象。为了维持与机构的关系，维权工人会按照机构的要求去参加一些和自身要求无关，甚至不感兴趣的活动。某积极分子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工人都没文化，还非要参加什么‘工人文化节’”。对于某些工人来讲，这些活动可能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社交面。但对于正在进行集体行动的多数工人，就显得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尤其当工人遇到棘手难题，想到机构找工作人员咨询讨论，可工作人员却要先按部就班地把自己要做的文娱活动完成，然后才能跟迫不及待的工人们讨论他们遇到的困难，还不一定有什么结论。时间长了，大部分工人们便不愿再去机构讨论问题，而是选择自己讨论、自己解决。而工作人员考虑到集体事件的敏感性，也会跟维权工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此外，在我们所了解的案例中，机构由于项目要求，在推动工人行动中，也可能造成某些不良影响。最主要的，是表现在鼓动工人建立一个名义上的组织称号，而缺乏实际的组织动员工作。比如，让一些工人积极分子相信有了“首席代表”“某某厂工人委员会主任”的称号，就可以利用相关法律保护自己，有了合法谈判的权力，免受公司、官方的压力。事实上，真正能够给代表们提供保护的，仍是工人集体本身。这些称号以及所谓的明文规定，往往起不到多少保护作用。

后来，在越来越多的集体案例中，这类机构逐渐积累了涉入集体案例的经验，也有可能得到了一些用于资助专职组织者的项目资金。在这些集体行动中出现的某些活跃工人代表，被机构吸收成为专职组织者。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参与到了更多工人集体维权中，从自发参与斗争转变为自觉参与。这类工人出身的组织者，一般能够更准确的把握工人的心理，更灵活地处理机构活动与工人行动之间的关系。由于经历过与资方、政府的正面冲突，他们比之前的工作人员对各方面压力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可以更深地涉入到工人的集体行动中。

不过，根据对这些组织者的访谈以及日常接触来看，他们与维权的普通工人保持了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不只是因为工人数量多，无法接触所有工人所造成的，更由于他们对于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之间关系的定位。在他们眼中，普通工人参与行动的时候大都是盲目的，只要跟着走就好，不需要知道太多事情。

组织者对于被组织者的态度，对于工人集体行动的认识，决定了他们会在组织过程中运用怎样的手法。一些操纵性的手法可能能够成功地实现具体目的，比如更快地补缴到社保，争取到补偿金等等。但在集体行动过程中，这种手法能否提高工人整体的斗争意识、集体意识的作用却是另外一码事。

在永宝事件中，永宝工人对于政府的认识，反映了一般珠三角工人对政府的认识。在日常生活中，政府是一个冷冰冰管人者的形象。工人不会对政府感到亲切，甚至可以说有对立的情绪。一般情况下，十几岁从农村出来，在工厂里老实做工的工人，很少机会直接与政府机关打交道。除了在新闻中出现的官员形象，他们接触的“政府”，早年在农村，是严查超生的计生人员。后来到了城市，是追着人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现在是时常和小摊贩爆发冲突的城管。总之，在工人眼里，政府始终是社会的管制者，同时又是所有问题的裁决者。工人在维权过程中，上访——将与公司的劳资矛盾转化为面对政府的诉求，请求政府部门出面解决，是常用的手段。

也因此，当永宝工人维权过程中出现一个看似说话算数，或者同情工人的官员时，工人马上就会产生好感，很容易相信自己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好官，从而维权的诉求可以顺利解决了。当然，这种幻想，会随着工人诉求始终得不到满足的现实而破灭。工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经验意识到，看起来再好的“官”，也只是官僚体系中的一枚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