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分拣工在岗猝死:低龄老年人的就业权益之困

发布日期: 2023-03-05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主题分类:劳动者权益事件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就业, 权益, 劳动关系, 养老保障, 中通, 村民, 大龄, 横街, 宁波
涉及行业:交通物流业, 邮政/快递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浙江省

相关议题:工作时间, 人口老龄化或少子女化, 中高龄劳动者

  • 60岁分拣工在岗猝死引发讨论,60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权益问题备受关注。
  • 中国就业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占比已达到8.8%,人口超过6600万人,但他们在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已经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后,无法再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在再就业难以外,还面临极高的法律风险。
  • 分拣工是在流水线上工作,工作时间长,需要熬夜,工资不高,大多数人坚持不到半年,且面临健康风险。
  • 快递业在农村地区是一个新兴行业,但村民的养老金只有100多元一个月,不够生活,因此过了60岁的村民继续外出打工是家常便饭。
  • 该事件引发了对劳工权益的关注,需要加强老年人的就业保护和养老保障,以及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2月15日凌晨3:50,浙江省宁波市横街镇中通快递分拣中心,60岁的分拣工孙泽辉晕倒在快递堆里。当天清晨5:20,孙泽辉因呼吸心跳骤停死亡。随后,孙泽辉家属与宁波中通公司就工亡赔付问题产生分歧。

“60岁中通快递分拣工凌晨在岗位猝死”冲上社交媒体热搜后,2月21日,宁波人社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60周岁已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不能认定为工伤,再次引发讨论。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披露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就业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占比已达到8.8%,人口超过6600万人。但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已经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后,他们无法再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在再就业难以外,还面临极高的法律风险。

孙泽辉去世前工作的地方,是浙江宁波海曙区横街镇的中通快递分拨中心。作为海曙区第二大镇,横街镇紧邻宁波绕城高速,经济活跃,到处都是计量仪表、文教文具、汽车配件、卫浴制品和服装服饰的厂家。经济发达,快递业也发达,在横街镇,光中通快递,就有不同层级的站点,除了村级营业部还有镇级分部。

王天林(化名)在横街镇旁边的古林镇做劳务中介,主要服务对象就包括本地中通分拨中心。根据他的了解,孙泽辉所在的分拨中心,属于镇一级站点,分拣部门员工在五六十人左右,算中等规模,当地还有三四百人规模的更大的分拣中心。而无论什么样的分拣中心,员工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四五十岁左右,超过60岁的很少,可能只有个位数。

海曙区另一个分拨中心的劳务中介则告诉本刊,当地分拣工工资计算则分两种,一种计时,一小时17-22块钱左右;一种是计件,分大小件,一件在一到两毛之间。无论计时还是计件,分拣工的月工资都在6000元左右,每天的工作时间则在11小时-13小时之间,要么是早八晚八的黑白班轮替,要么是8:00-13:30和20:00到次日 13:30的两段式轮班,熬夜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今年24岁的高飞在高三毕业的暑假,曾去一家物流中心做过半个月分拣工和半个月装卸工。他记得,那时做的就是早八晚八班,其中夜班一般是会早上五六点结束,货量大时,则会持续到8点交班时。

分拣工是在流水线上工作,快递车拉来货,装卸工先卸货,然后扫描工扫描,并用马克笔简单标注目的地省份,然后将快递放到流水线上,由分拣工再分拣到不同位置。高飞说,他当时工作的园区,有时候一个人需要同时做扫描、分拣甚至装卸, “做分拣时,货量多,眼睛都会看花。小件还好,碰到冰箱、摩托车这样的大件,也很难搬。” 他感觉比进厂还辛苦。

高飞当时工作的地方,夜班比白班工资高约30元。为了多挣钱,高飞跟很多人一样,主动选择上夜班。但夜班也伤身体,高飞当时有个同学,跟他一起干了一晚夜班,病了一周。高飞说,上夜班时,凌晨三四点一般是最困,身体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过了这个点,困意能好点。事实上,孙泽辉倒下的时间正是凌晨3点50分,他没能熬过那一天最困的时候。

而对高飞来说,如今回忆起当时熬夜的打工生活,最大的感觉是,“累,下班后能直接睡倒。”他是夏天去工作的,除了累,还感觉热,因为夏天的仓库像一个蒸笼,巨大的工业电扇嗡嗡转动,也毫无作用,连身上的汗都吹不干,下班后回到宿舍,衣服天天一层盐分。干了一个月,他实在受不了,辞职了。

正因为工资不高,需要熬夜,脏,负责古林镇中通快递招聘的王天林告诉本刊,分拣工起码8成的人坚持不到半年,因为大多会在严寒酷暑的季节辞职。也因此,当地各个站点的分拣工,一般都是临时工,而那些许诺可以做正式工的,一般也要工作满了半年,才有五险一金。天眼查显示,2016-2020年涉事公司参保人数均为0,2016、2018年,还曾因工伤保险待遇、劳动关系确认等原因,进行劳动仲裁。

也正是因为担心熬夜带来的健康风险,更大的江北中通分拨中心的劳务中介告诉本刊,现在一般的大仓库,对分拣工年龄要求都在50岁以下,只有一些小仓库实在招不到人时,可能会放宽限制到50岁,甚至55岁以上。

王天林和高飞都推测,孙泽辉过了60岁还在分拨中心工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为老员工,因工作出色留下的;一种是通过劳务中介,应聘过来做临时工。而在孙泽辉的老家,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的一个小村庄里,直到他去世,村里人才知道他在宁波做快递。

在村里,像孙泽辉这个年纪的,有手艺的基本就是做木匠,没手艺就做建筑工人,年轻一代,则主要去了电子厂。等到年纪再大点,过了70岁,则会选择看门这种更轻便的活儿。相比之下,快递听起来是个有些“新”的行业,没有人带,村里做的人不多。

一个40多岁的村民告诉本刊,孙泽辉已经在外打工多年了。他爸爸以前是在村里做烧饼的,后来子承父业,孙泽辉也接着做了段时间烧饼。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孙泽辉的面食点早在1984年就开了,虽然根据登记信息,这家面食店2017年才注销,但村民说,实际上店铺可能已经关了一二十年了。一位村民告诉本刊,孙泽辉吃苦耐劳,但为人老实,做生意做得不算好。后来关闭了店铺,孙泽辉也就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开始外出打工。

同样根据村里人的说法,孙泽辉家的条件,如今在村里算中等,是村里100多户在滕州市买房的家庭之一。“条件好才能去城里买房。”有村民说。不过按照他们的经验,这些在城里买房的,绝大部份都是通过贷款。滕州市是县级市,房价在7000-10000元左右一平米,有了解孙家情况的村民说,孙泽辉在城里买的房子地段不错,现在大概9000多一平。

不清楚孙泽辉家具体的房贷压力多大,但孙泽辉个人肯定是有生活压力的。多位村民告诉本刊,孙泽辉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10多年前就失踪了,他如今还有80岁左右的母亲和一个无儿无女的70多岁伯伯要赡养,虽然还有一个兄弟和姐妹帮忙。此外,孙泽辉还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嫁到外村,小儿子30多岁,也在外地做化妆师,至今未婚。

不光孙泽辉,有村民告诉本刊,村里人过了60岁基本没有歇下来的,继续外出打工是家常便饭,因为当地农村人的养老金只有100多元一个月,“根本不够生活。”去年9月,枣庄市人社局曾发布通知,将全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150元提高到160元,依然偏低。

研究显示,养老保障在城乡之间已经形成实际上的二元结构。中国老年社会综合调查2014年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口中有87.6%享有养老保障,月均养老金水平约1770元,而农村地区,虽然也有79.5%的人口享有养老保障,但月均养老金只有218元,对维持生活杯水车薪。事实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73.4%的就业老年人都来自农村。

根据孙泽辉家属提供给沸点新闻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书,孙泽辉出生于1962年7月15日,半年前刚刚年满60周岁。孙泽辉家属曾对媒体表示,希望按照工亡赔偿,但中通方否认因工死亡,给出的赔偿方案是,赔付意外保险金额,额外给几万块丧葬费和人道主义费用。

事实上,根据《劳动合同法》,如果劳动者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合同终止,这意味着工伤赔偿流程的第一步,“确认劳动关系”都无法完成。

至于年过60,但仍然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老年人,相关研究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退休意味着原来的劳动关系终止,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务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低龄老年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均适用《劳动法》,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在这里成为关键。因为无法认定劳动关系时,根据《民法》,雇工与雇主的关系就属于劳务关系,这种情况下的伤亡,只能申请人身损害赔偿,而非工伤赔偿。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判例也多有不同。

人身损害赔偿和工伤赔偿不光金额差距较大,对劳动者影响很大,对企业同样影响很大。周先培(化名)在安徽合肥做劳务中介,专门针对的就是大龄工(超龄工)市场。他告诉本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如果能认定工伤赔偿,赔偿金额的很大部分将由社保基金支付,而如果是按照人身伤害赔偿,不仅公司承担的金额比例更大,劳动者也要承担一部分。

周先培说,为了降低风险,一些雇佣大龄工人的企业,会通过购买雇主责任险替代工伤保险,但前者的价格是后者的3-5倍,对企业来着,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因此,在他接触的很多企业里,用人潜规则就包括不用大龄工,原因除了很多大龄工文化程度偏低,不便管理,工作效率低以外,最大的考虑正是,大龄工出现工伤的概率更高,赔付风险也更大。

周先培曾在当地文化局工作,下海做劳务公司已经有七八年时间,因为手底下一批打工者年龄越来越大,就业越来越难,他才关注到大龄甚至超龄工就业难的问题,“他又没有社保,人总得要吃饭。”周先培说。

周先培今年还与山东威海10多家海鲜食品厂谈判,把最初公司定下的雇佣标准,由55岁以下,谈到了60岁以下,“包括61岁62岁的63岁的,我们也安排了不少人,甚至65岁的我们都安排了。”他说,自己与这10多家工厂已经合作了3年多时间,这是对方第一次把年龄放宽到60岁及其以上。

周先培说,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因为食品厂的工作内容简单,主要都是清洗、包装、称重、穿串小海鲜,工作时间也是早八晚八,没有晚班,危险性小。另外,海鲜食品厂月工资在5000~5500元左右,不算高,而车间又常年弥漫着一股海腥味,到处都湿哒哒的,环境较差,很难到吸引年轻人。

除了这次跟威海的合作,周先培注意到,前两年上海某快递公司招聘分拣员时,年龄限制也放宽到了65岁,当时周先培总共帮这家公司招聘了四五百人,其中约1/10是60岁以上的超龄工。

除了这样的少数大规模招人,周先生告诉本刊,现在他知道的超龄工,主要是零散流向保洁、门卫等岗位,要么散工市场,游荡在小工地、种植基地等场所,做着没有五险一金的临时工工作。

在孙泽辉的事故中,2月21日,中通公司称,对于网点员工的意外离世深感痛心,已就善后事宜和家属达成一致。声明中,中通方没有明确说明是按照工亡赔偿,还是双方协商赔偿,具体赔付情况也不得而知。“只愿一切安好。”3月1日,孙泽辉的儿子在朋友圈发文告别父亲,“此别成永别,长眠,常念。”

参考文献:张金平 《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风险分析》;邹华康 《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聂建亮 《从“无休”到退休:农民退休的逻辑与制度设计》;杨召奎 《“三问”超龄农民工工伤赔付》;刘伟 《超龄农民工工伤难题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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