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小城的中年女工,在富士康里「熬社保」

发布日期: 2023-12-20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极昼工作室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女工, 社保, 富士康, 流水线上, 菁菁, 卫苗, 进厂, 线长
涉及行业:电子/仪器/计算机, 制造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相关议题:

  • 文章描述了富士康工厂中的中年女工吉文婷和陈苹,她们为了获得社保而在高强度的流水线上工作。
  • 富士康工厂提供稳定的收入和完善的劳动体制,吸引了许多女性农民工在这里工作。
  • 女工们为了熬取社保,愿意在富士康工作近10年甚至更长时间。
  • 这些女工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身体健康问题,但仍然坚持下去。
  • 富士康工厂对于五线小城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形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熬出了惯性一条产线上并排坐着二十几个工人。一班12个小时,流水线不会停下来。每个小时里有40个苹果手机的背板从吉文婷眼前流过,她的任务是检查这些背板上是否有划痕、残留的金属黑点,或是生产错误。

进厂前,吉文婷特意在招聘时申请了检包线上的岗位,“因为这条产线的工人都是坐着工作的,其它岗位需要每天站12个小时,会更辛苦。”二十多岁,职高毕业——这是她做田野调查期间对外扮演的身份。她在产线上认识的两位师傅常常劝她:“年纪轻轻不要在这儿耗着,要有点远大志向。”

一天午饭后回到产线,距离下班还有8个小时,她忍不住和身边的师傅陈苹抱怨:“我才来这么几天,已经受不了了,你们是怎么在这儿干下去的?”40岁的陈苹告诉她,自己熬着就图一个社保。“她说,我难道去外面挣不了更多的钱吗?能挣,但是外面的小厂不稳定,给不了我退休金。”

吉文婷记得,是读高三那一年,富士康在她家乡Z市建成,几个姐姐也都换到这家大厂去上班,“挣的不算特别多,但她们说,只要在流水线上老老实实地待着,就有稳定的收入,大厂劳动体制健全,再也不愿意去小厂工作了。”

这次论文,吉文婷本是想看看富士康这样的劳动体制,除了已有学术所提到的“剥削、掠夺”之外,对这些女性工人有没有其他的影响。“熬社保”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成为她新的研究锚点。

2014年,富士康在Z市建成的第三年,随着国务院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让农村户口的居民缴满15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者在医疗、养老的基础上,还包含工伤、生育等保险构成,报销比例更高,可以获得每月上千元的退休金。

师傅陈苹就是受政策激励入厂的女工之一。那一年,她从地方街道办富士康招工的信息里得知,这里为正式工缴纳五险一金,不分产线、职级、岗位。如今,她已经在富士康干了8年。

吉文婷对Z市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月薪做了了解,得知都跟富士康一样每月3000元,甚至更多。她意识到,“熬一份社保”或许是不少富士康女工在高强度的流水线上,拿着不高的收入也要熬下去的重要吸引力。

在富士康打工3个月,吉文婷写了份万字汇报记录,论述“熬社保”成为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接触到的女性工人里,多数30-45岁左右,很早就进入富士康工作,为了“熬退休”“熬社保”,在产线上工作了将近10年。

我们也找到一位该厂35岁的女工郑菁菁,她在流水线上熬了11年。纪念进厂十周年那天,她和一起熬过来的工友加油打气:“带着信仰在干,我陪你一起熬,熬到退休,咱们线上吃饭庆祝!”

郑菁菁在机台测试车间工作,这些年里的每天,她和另外20多位作业员会共同完成3万台手机的开机测试。静坐检测,搬重物,弯腰布置物料,20分钟循环一次。前两年,线上一位工友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回家休养了半年,又进厂上班,今年夏天还是熬不动,离职了。

工友的丈夫回厂递交医院诊断证明时,郑菁菁曾问他妻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不能坐,下地也不行,上厕所都要老公背着去,怎么都疼。”郑菁菁觉得可惜,“她跟我工龄一样。”

这之后,她也担心自己熬出什么病。年轻时什么都能熬,等到夜班轮岗吃饭,郑菁菁去柜子里拿点东西吃,看大龄的工友在桌子上补觉,食堂的板凳上、休息室里全是趴着睡觉的人。这几年每到晚上12点换班,郑菁菁也加入了她们,“宁愿饿着也要先睡会儿,不然后半夜头疼得受不了。”

●夜班轮岗时,在食堂补觉的Z市富士康工人。讲述者供图

即便是要孩子、做试管屡屡碰壁的那几年,郑菁菁也没断保,继续熬。她和丈夫结婚后,母亲就开始催生,但一直怀不上。后来又尝试了7年试管,才生下女儿。进周期检测卵泡时,每隔一天需要做一次检查,郑菁菁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跟领导请假,她下了夜班再跑去郑州做B超,在车上补觉。

线上不允许懒散,她到岗前喜欢跟同事在更衣室里聊会儿天,“熬”的惰性也留在了这里,每个女工都想多待几分钟。为了保证不会有灰尘落到制造手机的产线上,她们需要在这里换上纯白的静电衣,摘掉身上一切和违禁金属有关的物品,包括钢圈内衣,才可以通过安全检测门。

她们的话题单调、重复,时常彼此打听,“这个月介绍了多少新人来入职?奖金发了多少?”“最近的加班强度怎么样?”有的女工期盼高强度的工作,这意味着加班带来的高工资。

每天开工前,线长会给大家打鸡血,到了下班的时候,如果当天产量不达标——30人不够3万台,线长又给工人施加压力。被线长训斥的时候,郑菁菁想过辞职,但是熬出了惯性,“第二天上班,又坚持下来了,就不去想了。”

“飞来的大厂”陈苹觉得自己当年是做过一番“理性的考量”才决定进厂,“在富士康我能不能长期做下去?这家工厂能不能在Z市待够15年?”

这座五线小城以重工业为支柱行业,农业经济收入不及当地GDP的5%。多数男性工人选择在重工业企业里打工,炼铅、炼钢、炼银。他们通常20多岁进厂,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操控机器。女性没有足够的体力,很难有这些机会,富士康建成前,她们一般在玻璃厂、陶瓷厂打零工,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月薪在2000元上下,是重工业企业里男性工人的一半,同时也要承受无法避免的扬尘。

进富士康之前,陈苹是Z市一家玻璃厂的职工,那时只能挣到一份季节性收入,上下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幸运的时候活干完可以提前回家,如果机器设备出了故障,工人就需要跟机器一起等活。在企业转型中,这家玻璃厂由国企转为私企,之前干部职工仍可以由公司为他们缴纳社保,陈苹等一线工人则不再签订劳动合同,转为临时工。

吉文婷发现,多数女工会将富士康与当地作坊式的中小企业进行比较。一名响应地方街道办招工动员、首批进厂的机台操作手说:“富士康那时是Z市为数不多给普通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公司。”在2012年,Z市人将富士康称为“飞来的大厂”。从开工到投产用时179天,是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Z市速度”。

●Z市富士康。讲述者供图

熬了11年的郑菁菁就在那一年进厂,算是最早一批老员工。当时,她刚回到Z市老家的村子里。她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去了珠海,漂了5年又在母亲的催婚之下回村相亲——母亲担心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南方城市怀孕,嫁到外地,过两年又很快离婚,“那样一辈子都耽误了。”

郑菁菁记得,2012年冬天,村里便流传着富士康在旺季每月固定发5000元工资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村民进厂打工。同时,服务业的劳动力也因此大量流失,“去饭店吃个饭都没有服务员,全进富士康打工了。”

但工作并不像超市导购、饭店服务员、加油站服务员那样清闲,工资也和人际关系有所关联。郑菁菁性格内向,见到老板、科长不敢主动打招呼,从不请线长吃饭,熬了10年她仍然在富士康做基层的工作,没有晋升。如果不是旺季,不加班,一个月到手3000元,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差不多。

“但是退休金太重要了。”她身边最鲜活的例子就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月领100多块钱的国家补助,今年70多岁,还在村里做保洁员,扫地,清倒每个小队的垃圾桶。除去在富士康缴五险一金,郑菁菁还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作为老了以后的双重保障。

吉文婷注意到,女工们“熬社保”会是出于类似这样的安全感,尤其是当她们失去了土地的时候。吉文婷的两位师傅都来自Z市市大峪镇,当地临近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东南方向与洛阳市孟津县隔黄河相望,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腹地。1991年,陈苹她们因此搬迁,来到Z市区住,不改变户口,但是生活方式一下从山里人变成了市民。

陈苹儿时很羡慕市民的生活,有更多挣钱的路子,还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没想到这么快,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但“家里头没地,老了也不能回去种地了”,现在40岁的她开始考虑养老,更觉得必须熬个退休金才行。

35岁“枯荣线”35岁前入厂,才可以赶在50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的条件,以最优解的方式拿到退休金。这个年龄也成为女工们“熬社保”的“枯荣线”。

王安苓马上要50岁了,还是不想离开富士康。她6年前入职,社保年限差得太远。之前她在面粉厂做工,没有固定收入,富士康招首批员工时,她不敢入职,因为那段时间总看到一些负面新闻,觉得里头不安全。

第二次村里帮富士康招工,她已经40多岁了,发现自己超过了进富士康的年龄上限。直到2017年,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富士康,招工年限逐年增长,涨到了45岁。王安苓赶紧报名,“我是那年8月进的厂,再过4个月我年龄就又超了。真是赶巧。”

她觉得自己年轻时思想太过简单,没考虑到社保的事。在同一家公司缴满10年社保的农村户口居民,离职后自行缴纳5年,才可以享受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王安苓说到,像她这样在富士康没做满10年的农村户口职工,退休后只能自己续缴灵活就业的社保,无法实现“城居保”迈向“职工保”的跃升。

●富士康Z市厂区入口。讲述者供图

年轻一些的女工没走到这样的临界点,会缺少“熬”下来的动力。30岁出头的卫苗就曾离开过富士康,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别的工作,迫不得已才又回去,她想的是“再给养老康一次机会。”

卫苗不愿意框在流水线上,进厂几个月后又跟车间提出申请,去做“线外”的工作——需要学习使用精密仪器,灵活机动,随时帮产线上有瑕疵的手机产品进行修复,也是富士康里职业晋升的一环。产线上的年长女工瞧不起卫苗,觉得她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好线长成为“线外”,既投机又钻营。

吉文婷最初注意到卫苗时,是看到了她的美甲。“产线上很少看见她这样时髦的。”她夸赞卫苗的美甲和穿搭,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卫苗告诉她,比起富士康的工作,她更喜欢在超市做收银,但是疫情期间不招工了。

年轻时,卫苗在昆山的电子厂打工,2013年在当地结识了一个Z市老乡,两人回家结婚生子。孩子一岁之后,正好赶上富士康招工,她就去流水线上工作了不到一年,又觉得太过枯燥,辞职和丈夫一起去南方城市四处打散工。

她一直让儿子住在姥姥姥爷家,从而跟丈夫实现资源交换。“我父母现在帮忙带小孩,那我老了以后就有正当理由要求我老公帮我照顾父母。”儿子马上要中考,卫苗才再次回到Z市,图一个“离家近,好照顾孩子学习”。

卫苗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离开富士康,到35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份能坚持做下去的稳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再考虑要不要回来熬着。

吉文婷发现,产线上40岁以上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年轻的人,因为她们还有更灵活的选择。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在富士康从正式工转为小时工,不缴纳五险一金,但1小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是正式工的两倍。吉文婷在线上的师傅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自由,你们年轻,未来日子还长,可我40多岁,能进厂就不容易了,全家人还指望我熬个社保给自己养老。”

自我价值

一天下了晚班,吉文婷和产线上一个25岁的工友一起等清晨的班车回家。这位工友常常提到儿子,也聊起孩子的爸爸,她总叫对方“男朋友”,女工们听了都爱调侃她:“你们夫妻关系也太好了,现在都还在叫男朋友。”

这次,工友告诉吉文婷,自己跟孩子爸爸关系并不好,公婆让她全职照顾家庭,她不愿意,但丈夫支持公婆。他们已经离婚了。“我想等儿子长大了,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说‘我妈妈在大厂工作’,也有五险一金。”

吉文婷意识到,被动“熬社保”的同时,女工也在主动实现个体尊严。12月即将退休的王安苓也说过,“儿子28岁还没结婚,我不用给他带孩子,我自己父母身体都好,我真的很想继续上班,但人家企业不允许。”她现在还没想好退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吉文婷在论文里写到,家庭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形成,“她们战胜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单调猛兽和慢性剥削,为重构家庭话语权、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坚实底气。”

●清晨,夜班结束,女工们走在下班路上。讲述者供图

郑菁菁有时觉得工作没有成就感。这几年晋升线长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想过辞职不干了,或者再进一次厂,赌一把,分去一个更清闲的车间。“但是一想到还有比现在待的地方更脏更累的车间,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有工作总比做全职妈妈要好。”

进厂打工时,她偶尔也化妆打扮,“穿点抹点,女人不都喜欢这些。”老公说她败家,还总往娘家贴钱,“我就告诉他,我花自己的钱,有底气。”但在给女儿花钱的事情上,两人有时争执不下。女儿闹蛀牙,郑菁菁带去医院看,是瞒着老公花的七八百,“他说不用矫正,等大了乳牙会换掉,但现在牙已经坏了。”

吉文婷发现,只要一聊到孩子,总能很快打开女工们的话匣子。其中,“老了以后不和子女同住”已经是女工们的共识。

坐在吉文婷上游的田师傅希望女儿可以考上一个好高中,为了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她准备给班主任送点礼物。她的大儿子当年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又花钱考了大专,毕业后在Z市一家钢厂打工。在教育上,她对女儿施加了更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因为“女孩出路少,学历必须要更好一点。”

和绝大多数女工一样,田师傅也觉得熬一份社保的意义是老了以后不成为子女的累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她还提到,在Z市的婚恋市场,年轻人的父母双方如果都有退休工资,会是相亲的加分项之一。

富士康没有双休,停电时除外。吉文婷也经历了一次,周五正准备去上班,她刚走入工厂大门,迎面看见一群大姐有说有笑地往外走。“工厂停电了,今天放假。”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筹备,这一天该怎么度过。去逛超市?去公园里坐下来聊天?吉文婷有些恍惚。“那天她们看起来好快乐,像我们大学生,像身边的同龄人,是自由的。”

陈苹和田师傅喊她去逛公园,但吉文婷不想去。“我太累了,保命要紧,只想睡觉。”后来,她在当天的田野日记里写下:今日停电,好遗憾,回宿舍休息。现在她感到后悔,“我想我可能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她们深入了解,我当时以为还有下一次,但三个月里没有下一次停电了。”

吉文婷进厂前,流水线上很安静,工友之间很少闲聊,每到定期换线的时候,人员会被重新打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长时间留存下来。如果她可以回到那一天,她想自己会去公园,和女工们一起坐下来,然后在一天结束时问她们:“你觉得今天过得开心吗?”

(除吉文婷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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