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华｜工人参与、政治动员与国家政权建设——一项关于车间民主的社会学考察（1956～1965）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图：1959年，鞍钢实行厂内外“三结合”

（图片来源：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网站）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地位一朝成为现实，工人却对“当家作主”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冷漠与疏离。本文通过对计划经济时期一个国有企业民主参与过程的研究发现，动员职工广泛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却使得职工民主管理失去了进一步推进的动力。推进职工民主管理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具体抓手，但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却无形中削弱了职工民主管理进一步推进的政治空间。正是这一悖论的存在，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最终变得低效甚至无效率。

关键词：工人参与 经济民主 政治社会学

一、引言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地位的发展演变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行动方式，表现为一组有着内在矛盾的图景。最近十余年来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在企业改制中权益受损的工人往往运用“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这些旧体制价值观来表达抗争，表达他们参与企业决策的强烈要求（谢玉华、何包钢，2008）；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形式，长期以来却又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也总是被视作一句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口号。

这一组极具矛盾性的反差图式，所呈现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地位在时空上的错置，其背后实质上也隐含着人们对“工人阶级能否当家作主”以及“在本土语境下体现车间民主的工人参与（Employee Participation）在多大程度上仅是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这类问题的不确定性认知。

广义的车间民主是指在工作场所，职工经由一定的组织、程序参与和影响决策，共享权力和责任的自我管理过程（谢玉华、何包钢，2008）。在整个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工人阶级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而付诸了不懈努力。大量的文献显示，工人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表现出持久而坚定的追求。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随着1949年新生政权的建立，工人阶级对企业管理的民主参与却逐渐表现出普遍的冷漠与疏离。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家作主”的地位一朝成为现实，工人阶级却“集体不参与”？

应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很多，诸如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均被认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方式。但工人到底能否对企业拥有足够的管理权，体现代议制民主的职代会究竟能否发挥作用，为很多研究者高度称赞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工人参与形式究竟有无成效等系列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议颇多的一个话题。

一些论者在反思并批判市场化改革以来企业民主管理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试图重新赋予这些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制度以新的意涵，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推行的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管理模式正是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的挑战，是充分发扬“经济民主”的理论精髓，同时也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崔之元，1996）。

但更多的研究对此不以为然。较多的文献均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制度多数仅具有象征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成效。一些研究者认为，崔是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制度从具体的政治语境下抽离出来而赋予其以新的历史意涵（陈泰，2007）。高华指出，崔之元等人的研究试图“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实际上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高的研究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推行的包括职工代表大会、“鞍钢宪法”等在内的各类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制度，也仅是一种政治表述形式，工人阶级并未能经由这些形式来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梦想（高华，2000）。

如果说崔文由于过分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而使其研究带上了明显的“预设性”色彩，那么，高、陈等人的研究也未能极具说服力地解释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广泛推行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制度“为什么不能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毕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确实不遗余力地广泛推动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努力兑现革命战争时期许下的“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些参与形式并未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而仅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工人当家作主”几乎成为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在批驳崔文的同时，高、陈等人的研究仍语焉不详，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解释。

民主参与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工人参与可以有效地改善劳动关系，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并进而提高劳动效率（Lammers，1967；Espinosa & Zimbalist，1978；佩特曼，2006等）。以此假设为前提，研究者对参与管理的影响因素（Lipset，1981；Lieberthal & Oksenberg，1988）、参与管理的实现形式（唐文方，1996；祁华清，2002）以及工人参与对于企业管理的绩效（Vanek，1971；Levin，1982；Greenberg，1986）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并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理论。

［美］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经典民主参与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只要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机会，就会激发职工主人翁感和生产积极性，生产效能会因为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机会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因此，改善企业民主状况，增加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产量的一个重要实现机制。

但事实上的情况是，这一极具逻辑推理色彩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经验世界中一些极具悖论色彩的事实。特别是将其置于中国的经验语境下进行考量，尽管各种保障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层出不穷，工人参与却变得越来越无效，多数职工对民主参与表现出普遍的冷漠和疏离。中国的经验并不能完全支持上述判断。

本文将以一个具体的企业案例来对此进行解释。本文所选择的案例企业是上海一家专事棉纺织印染的工厂，其前身是永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厂，1921年由旅澳华侨郭乐兄弟创建，1955年该厂实行公私合营，1995年11月被宣告破产。基于研究的需要和资料本身的限制，本文的观察时段主要集中于该厂自公私合营前后至60年代初的头十年期间。

二、工人参与的实践形态

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组织原则，是社会主义政权维系其合法性的必然选择，而广泛推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自然成为党在经济领域践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建立后，党在经济领域陆续普遍建立了多种民主管理制度，产生了包括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多种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形式。

与其他多数非公有性质的企业一样，上海第二十九棉纺织印染厂（以下简称“二十九厂”）民主化改造与民主管理的推进同样被纳入到上海市统一框架中进行。二十九厂的民主管理制度建构无疑也是嵌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从现有档案文献来看，党和工会所推动的民主参与政策措施都程度不同地在二十九厂得以反映。包括职工代表大会、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以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民主参与形式，均是该厂落实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民主参与企业管理的实践形态。

职工代表大会是该厂职工民主参与管理的最主要形式。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晚从1954年以来，二十九厂便已建有职工代表会议制度。

作为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最主要组织形式，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几乎涵盖了人事、财务、生产、福利和经营管理等多个方面。二十九厂的一份档案详细规定了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1]。1956年4月职工代表大会最终产生的代表情况如下：工厂委员25名，经审委员5名，车间委员前纺17名、后纺17名、准备17名、织布23名、机修17名。[2]

工人参与工厂民主管理的另一形式是“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二十九厂民主管理委员会成立相对较晚。1955年11月，即公私合营前夕，该厂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在职能上比职工代表大会更为具体直接，尽管法定地位不如职工代表大会，但在事实上的职能显然使其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力地位。所以在这一组织成立之初，有些被当选的工人委员向上级工会反映，“听起来，工管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当选时自己感到责任重大”。[3]

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的职权决定了职工对企业管理的参与空间。根据规定，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有权讨论与决定一切有关生产及管理上的重大问题，如生产计划、财务管理、业务经营管理制度、生产组织、人事任免、工资福利问题等，并定期检查与总结工作。

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对合营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一种结构性回应。合营后，二十九厂不仅面临对资方人员的改造问题，私营时期遗留的不合理制度、陋规等同样也必须改革，因为它关系着生产力能否得以彻底解放的问题。由于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性质发生改变，全厂职工理论上已经成为企业的主人，如何以新的姿态和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一变化，如何更好地动员广大工人参与到企业的改造中来，这不得不有赖于企业管理模式上的改进。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初建时期动员企业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的重要形式，其最后演化为计划经济时期广为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民主管理模式。“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从现有文献来看，至晚在1957年之前，二十九厂已经实行干部不定期地参加车间生产劳动了，只是在操作上还没有形成定制。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形式多样，既可以采取轮班生产的企业组织干部跟班劳动，做到日夜班都有领导人员和干部在，一边劳动一边处理问题；也可以采取每日半天或每周三个半天参加劳动的制度，在干部中组织轮番参加劳动。当时的一个口号是，“厂级领导每周下一线，车间领导争取半脱产，一线干部不脱产”。如前纺车间支部书记基本上都已不脱产。

相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而言，组织工人参与管理自然也是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过从文献资料来看，当时吸收工人参加管理，多数是限于技术管理层面。之所以乐意在技术层面发动工人参与管理，一个相当现实的考虑是，多数职工都是熟练工人，他们对于生产技术领域的娴熟程度对于刚接管经济领域的党的管理干部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专业技术支持意义。[4]

尽管当下学界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参与有效性颇有争议，但有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无论就制度方面，抑或在实践层面，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确实有相当多的方式和实现渠道。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单从静态的制度安排与组织架构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职工有足够的渠道和方式，参与到企业的民主管理之中。

1952年，上海第二毛纺织厂

（图片来源：家乡网）

三、冷漠与疏离：

职工民主参与的困境

“当家作主”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数十年的革命行动中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若仅从制度层面来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立后，职工民主参与企业管理已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毕竟，工人阶级已成为新社会中的领导阶级。循着这一逻辑，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即随着工人阶级政权日益巩固和生产关系的逐步调整，职工开始广泛参与企业管理，职工对企业生产的认同和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提高。但大量经验资料显示，尽管各种保障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层出不穷，工人参与却变得越来越无效，多数职工对民主参与逐渐表现出普遍的冷漠和疏离。

没有资料可以明确地证实职工在这种体制下有着强烈的内在参与需求。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年复一年地举行，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例会也按计划地进行着，但这些会议讨论的议题及最后的表决并非工人意志的自由体现。工人委员胡全娣的观点很能反映当时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实质性意义：

车间里生产很忙，会议临时通知的多，不少是上午通知，下午开会，或今天通知，明天开会，或通知了时间不通知题目，或虽通知题目，但无扼要内容，往往拿了通知往袋里一塞，到时间就去开会了。[5]

在诸多所谓重大事项的讨论上，工人代表更多的仅是起点点缀作用。无怪乎当时工人反映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是“工人当家、干部做主”。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原本体现工人民主管理的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多数情况下都被开成了邀请行政车间、科室主管人员参加的扩大会议。公方代表反映，“讨论生产计划、厂务会、党政工团碰头会、工管会内容相同，出席人员也重复”，该厂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科室委员认为，“有关生产计划的问题，厂务会议上已讨论过，意见也提过，当开工管会时就提不出新的意见”。这种形式的工人参与，实际上已被异化为一种治理方式，其本身的民主参与属性已被削弱。

从资料上来看，获得参与管理权利的职工代表并不认为这一机会有着多少实质的意义。195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记录了职工代表对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不满：

有的委员说，“工管会决议总归是上面决定，下面奉行”。有的委员说“听报告时知道是民主管理组织，开会时不象民主管理”。有的说，“委员不委员，没有什么两样”。[6]

这种不满，背后体现的是职工民主参与的形式主义化和参与在职能上的虚化。工人参与在形式上的虚化，直接导致职工对于民主参与的冷漠与疏离。群众不再将参加企业民主管理视作一件能产生真正意义的事情。根据一份档案资料的记录，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工人委员在受访时曾这样抱怨道：

听起来工管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决定有关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被当选的时候感到责任重大，现在看来，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7]

党的政治动员和管理方式的有目的引导，客观上导致工人参与在形式上的虚化。这种形式的参与自然使得工人参与难以产生实质上的成效，并不能对决策真正产生影响。工人们对职工代表大会、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民主管理机制普遍表示不满：

会议上领导讲的多，群众讲的少，讨论生产多，讨论生活少，群众提出保证多，向领导批评建议少。[8]

显然，案例企业工人参与的情况与理论上的形态存在较大的出入。这一出入的背后意味着工人参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流于形式的，或至少仅具有象征意义。工人群众说：

我伲厂里的工管会是个灯笼壳子（意思：吊在半空中不起实际作用），……我们是摆摆样，排排炮的，哪里是参加企业民主管理。[9]

职工代表大会、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民主参与机制被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职工群众的普遍疏离，另一方面也包括行政上以其自身的方式来转化民主参与的职能定位。这种参与机制的虚化导致职工在参与企业管理中的讨论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工人参与的初衷在于能够增进职工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并进而提高劳动效率，减弱对生产的逃避和疏离感。而经验和事实却不能造就一种这样的参与环境。无疑，当对自己的参与角色普遍抱这样一种悲观预期时，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工人代表多数选择了事不关已的不参与或不合作姿态，并最终导致职工对参与表现出普遍的冷漠与疏离：

工管会主观主义搞一套，各种重大决定也不给我们讨论，因此，我们也只好抱着你开也好，不开也好。[10]

全面而广泛的工人参与制度推行，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提升和生产积极性的增进。大量的资料反映，这种日复一日被“仪式化”了的职工民主参与制度安排，在客观上造成了工人对参与本身的冷漠和疏离。

长期以来，为谋求“翻身作主人”的工人阶级在获得当家作主权利后为什么对参与企业管理失去兴趣，为什么工人参与在集体层面上表现为低效率？如何解释获得足够参与机会的职工为什么集体不参与？

四、政治动员与国家政权建设：

工人参与面临困境的解释

（一）工人参与有效性的讨论：一个对比

参与并非从来无效。众多研究都证实，较好的参与机制，对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佩特曼，2006）。

从经验层面上来看，新政权建立前后，案例厂职工在获得企业民主管理权方面确实曾为之做过不懈努力，并能够在生产、经营和福利分配等方面表现出积极而主动地参与。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其他多数私营企业一样，案例厂也曾一度陷入停产观望状态。资方对于新政权的政策尚不明了，对于恢复生产缺乏必要的信心（邵雍，2010）。但这种状况对于等待复工以维持生活的工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日不恢复生产，工人一日无以维生。为督促资方及时恢复生产，1950年6月该厂工人推选代表与资方进行谈判，就有关恢复生产、改善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与资方共决。

1950年，上海市橡胶行业召开劳资协商会议

（图片来源：家乡网）

这种劳资共决机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决策过程的真实性。据资料记载，劳资双方“在订立标准基数时表现了不够诚恳，讨价还价，斗争的非常厉害”。[11]于此可见，这一时期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实际上面临较多的障碍与挑战。毕竟，劳资双方利益目标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各自的目标诉求，双方表现出“讨价还价”的谈判局面。正是“讨价还价”现象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的工人参与是真正出自于内在需求的民主诉求。而这一点，正是其区别于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被形式主义化的工人参与的根本差异所在。1952年的一份材料在指出劳资共决机制的不足之处时曾这样描述这种机制：

在会议上不是平心静气的民主讨论，个别代表固执己见，形成争吵，会议不欢而散，使问题更难解决。[12]

这种“争吵”和“不是平心静气”的讨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工会以及参与讨论的职工代表在与管理方就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参与权是真实的。“讨价还价”式协商机制的背后体现劳资双方在某种意义上的对等地位。而这正是1956年后形式主义化了的工人参与所欠缺的。

在此后，该厂劳方代表数度与资方进行协商谈判，就群众普遍关注的职工福利问题表达其基本利益诉求。[13]客观地说，1950年后期以来该厂能够恢复较好的生产秩序并将产量短期内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除了政府的宏观协调所带来的保障性原因之外，有效的工人参与机制应该也是其另一重要致因。诸如产量的增长、男工的招录以及生产的协调等问题，几乎都在这一劳资共决机制下得到明显改善。[14]

1953年，在工会的建议下，该厂推行了车间职工会议制度，要求资方加强职员领导，建立科长会议，车间层面遇有重要事项，需召集包括工人代表、职员代表及工会小组长等在内的几方面人员共同协商讨论。这一机制使得“车间内某些有碍生产事项得以改善，如保全科对细纱间纱绽分别负责制度，就是在车间职工会议上提出讨论并决定执行的”。[15]

真实而有效的工人参与机制，使得职工开始对生产有了全新的认识。且不说这种认识能上升到怎样的高度，至少，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产与自己的利益关系。[16]当工人开始将自己的收益与企业的效益建立某种关联时，工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等方面便有着内在的参与需求。这正是西方民主参与理论立论的基础所在。事实表明，工人们开始对企业的预算表示关心，对企业不必要的开支或不必要的建设决策表示不满。[17]

理论上来说，当工人可以从参与中获得真实的收益时，他们便有着本能的动力参与企业的各项管理活动之中，只要机会之窗能够向他们开放。上述事例基本上能够说明，案例厂的职工对于该厂的生产管理事务并非天生不感兴趣，至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他们对于企业在工资待遇、福利分配、生产管理等方面有着较主动的参与需求。于此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十分明确的事实是，1956年之后的参与效能与此前的情况有着巨大的反差。

由此引发出另一个问题，既然职工对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并非天生漠视，为什么1956年之后的参与情况变得越发糟糕，工人对于参与企业管理为什么日益冷漠与疏离？

（二）公私合营、生产关系调整与工人参与的无效

工人为什么要去参与？这可能是任何参与理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较为普遍的观点均认为，工人之所以乐意做本来并不属于其份内的企业管理决策方面的事情，一个十分重要的推理性前提即是，通过参与，他们可以获得收益。换言之，如果不参与，这种收益非但不能获得，还有可能会产生损失。

OECD（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报告揭示，过去为数不多的参与方案的失败和无效，正是由于工人不认为他们能从这种参与中获得任何个人收益（OECD，1995）。这从经验上也能够经得起检验。无法设想，在没有任何哪怕是潜在的收益预期下，工人愿意做本非属于其份内的事。

为了获得收益或避免损失，工人有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方面事务的内在需求。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其前提即在于劳资双方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有着较大的利益差——某些情况下这种利益差甚至表现为零和博弈关系。劳资双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安排，实质上是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从管理方——资方角度来看，任何生产与经营环节中的决策，无一不是为了实现其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的经营利润这一目标；而就被管理方——劳方立场而言，他们以适当的方式介入企业经营决策，本质上并非完全为企业的利润着想——尽管这在多数情况下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毕竟不是其行为的初衷——更多的情况下是为自己争取更为有利的工作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改善。

正如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工人来说，不论是自发的还是被动员的，不论是经营性的还是道义性的，任何参与，只不过意味着获得自身利益（Huntington & Nelson，1976）。可以说，获得收益的预期，是工人参与的最重要前提。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工人参与的有效性取决于劳资双方利益差的存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劳资双方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利益目标表现为不一致性，这让任何一方都有参与生产经营决策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双方在利益量的获得上往往表现为零和博弈关系，即一方的收益往往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这使得劳资双方在利益分配上存在讨价还价的可能。

因此，基于这一判断，我们进一步可以推论，1956年之前，工人参与之所以表现得比公私合营后更为有效，关键之处在于管理方与工人之间存在利益差；而1956年合营后，工人与企业管理方至少在理论上不再存在利益差，因此，后期尽管国家不遗余力地自上而下地推行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但工人却对这种参与逐渐失去兴趣，参与自然变得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公私合营之前，私营企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职工与企业所有人处于利益对立状态。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差。各自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零和博弈关系。因此，工人能够产生内在的参与需求和较迫切的参与动力。

但在合营之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劳资关系被新型的“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所取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传统劳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实际上转化为国家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主义体制又将每一个社会个体利益都包含在极具父爱传统的国家利益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以及职工个体利益三者被高度重合。这种利益上的重合效应，使得各方利益主体在利益表达上更为困难。特别是作为利益获得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迫于政治话语压力，他们在利益表达上几乎处于“言不由衷”状态：

（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过程中他们对领导上布置的要求、任务都坚决支持或“照单全收”，甚至对行政取消工人的正当的生活福利也往往带头拥护，因此会议缺乏争论，形成一边倒的局面。[18]

多方面资料都在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公私合营之后，随着国家权力的日益扩张，职工、企业和国家日益统合为一体，至少在形式上三者之间被认为并不存在利益差异。上海市工会的调查人员在对案例厂调研后指出：

合营以后，不管生产好坏，企业盈亏与工人实际利益不发生关系，……不能促使工人热爱企业，关心生产，发挥工人群众搞好生产的积极性。……有的工人讲“过去生产为资本家，克服困难时期为自己，合营后为国家。”[19]

当工人们将生产劳动的目的定位于“为国家”这一近乎抽象的目标时，实际上剥离了职工通过生产获得自身利益的正当性。由此造成另一问题的产生，即当职工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利益诉求时，试图通过参与机制来为自己获得收益的可能性也因此不复存在。特别在“国家—职工”新型关系格局中，职工试图通过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来谋取个体性利益，客观上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在职工代表大会或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等民主管理组织中，与企业讨价还价，极有可能被认为是与新的政权讨价还价。而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疑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在工人参与活动中，职工代表所能做的，只能是提保证、谈干劲：

在小组会上只能谈主观，不能谈客观，只能谈干劲，不能谈困难，只能提保证，不能提要求……，怕戴帽子，怕在批评时算总帐。[20]

从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党推动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即是获得革命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证明党的这种工人动员方式确实奠定了党领导革命行动的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员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既是党领导革命的价值性目标诉求，同时也是其组织动员的一个相当现实的工具性手段。革命胜利，新的政权建立后，党继续推进工人参与，这一方面是兑现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巩固新政权的重要保证。这可以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谈起。

始于1953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党十分重视民主管理的作用。群众运动是党领导社会运动的一贯方针。除了在技术方面值得党依赖之外，职工还被认为是改造资本家的重要力量。在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在私营企业中普遍建立起工人监督机制，其目的在于防止资本家的不轨行为，保障国家利益，进一步贯彻利用、限制、改造政策。[21]国家政权建设的结果是推动了工人参与的深入发展。

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正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使得新型生产关系取代了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传统上的劳资对立关系被“国家—职工”关系格局所取代。正如前文所叙述的那样，由于所有制发生改变，职工在企业民主管理方面失去了进一步谋求个体性利益行动的政治空间，这一变化最终使得工人参与逐渐变得无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政权建设既是推动工人参与深入发展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造成工人参与最终变得无效的一个关键致因。

1951年，国营上海第十一棉纺厂

（图片来源：家乡网）

五、结语

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地位一朝成为现实，工人却对“当家作主”表现出出乎意料的冷漠与疏离，尽管国家不遗余力地动员职工积极参与企业的各项管理活动，但最终这些参与形式并未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而仅具有象征意义，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工人当家作主”几乎成为形式主义的代名词。

依靠工人阶级管理企业，是党的一贯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理论上而言，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法理上来看，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工人群众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继续全面发动工人群众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职工代表大会、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诸如“两参一改”和“鞍钢宪法”等地方创新之举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被得以强化。

国家之所以以一种积极的姿态竭力动员工人参与民主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是此举有助于巩固新生的政权。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恢复经济，还是稍后开始的“三反五反”，国家都对工人阶级抱有极大的依赖之心。尤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的支持令党和国家对其寄予厚望。[22]在这里，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意义，几乎完全被赋以国家利益。而这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自上而下地动员职工广泛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一个相当现实的考虑。

应该说，动员职工广泛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却使得工人参与民主管理失去了进一步推进的动力。由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传统劳资关系转变为新体制下的“国家—职工”关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基于职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这一政治预设，职工个人丧失了与企业或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空间，试图通过参与企业管理来获得个体性收益的逻辑基础也不复存在。这种湮没职工个体性利益的动员式参与，自然难以激发起工人群众的参与兴趣。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职工代表大会，抑或是诸如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等其他形式的民主参与机制，都无法促进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工人当家作主”在这种语境下不可避免地成为形式主义的代名词。

从本个案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语境下的工人参与，从一开始就极具政治性色彩。那些原本旨在增进员工劳动积极性、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民主参与，在中国语境下实质上已经脱离经济学或管理学范畴，程度不同地被转变成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实现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被广泛推进的工人参与，并不必然体现工人自身的目标诉求，更无从谈起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工人能获得怎样的收益。一向被视作体现职工最基本民主权利的职工代表大会，实质上也被转化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实现方式。

政治动员是这种民主参与的主要推动力。多数情况下，工人参与协商讨论的话题都是预先设定好的，是管理层结合当前生产任务布置的命题作文，也是党委动员广大职工接下来奋斗的方向。在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福利的特定经济发展模式下，职工的个人参与愿望与国家建设的意图自然难以做到两全。因此，着力将职工群众的个体性利益诉求转化为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显然是管理层在组织工人参与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1957年案例厂党委会上提出，要设法让职工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自觉地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

提高觉悟的办法是回忆，对比，诉苦控诉的办法，用自我教育的方式，让大家明白自己今朝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把新旧社会来作回忆对比，达到诉出过去的苦，知道今天为国家多劳动是应该的。[23]

以诉苦的方式来进行动员，其目的在于能够提醒职工，在讲个人利益时别忘了过去，从体味过去的“苦难”再来反思今天的“幸福”，以激发职工的感恩之心，并最终实现自觉地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予以考虑。

因此，在本土语境下，无论是国家自上而下发动工人参与的目的，还是推行工人参与的手段，都隐含了导致工人参与必然低效或无效率的潜在因素。

本文的一个基本发现即是，动员职工广泛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却使得职工民主管理失去了进一步推进的动力。推进职工民主管理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具体抓手，但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却无形中削弱了职工民主管理进一步推进的政治空间。正是这一悖论的存在，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参与最终变得低效甚至无效率。

参考文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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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2318，第17页。

[2]上海市档案馆档案，G26-1-615，第65～66页。

[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1634，第38页。

[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36-2-256，第25页。

[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1634，第76页。

[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1634，第12页。

[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1634，第2页。

[8]上海市档案馆档案，G26-1-619，第59页。

[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1634，第37页。

[1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G26-1-216，第32页。

[1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525-20， 第58页。

[12]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525-42，第49页。

[1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525-20，第63页。

[1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525-20，第44页。

[1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525-20，第58页。

[1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2320，第2页。

[1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525-42，第54页。

[18]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2318，第46页。

[1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2320，第14～15页。

[2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1-2-3524，第56页。

[21]徐之河、李令德：《中国公有制企业管理发展史续篇：1966—199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2]工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群众基础。正是他们的参与，使得这一革命性的运动得以推进并取得成功。1956年的《大公报》曾公开撰文指出实行民主管理有四大好处：一是可以统一各个组织和私方人员行动步调，贯彻党的意图；二是能够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三是能够团结私方人员，使其守职尽责；四是有助于改善党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领导作风（参见《实行民主管理有四大好处》，载《大公报》1956年12月19日）。

[2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G26-1-2，第5页。

汪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