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基层“临时工”群像:新人税后最高8000,不乏名校硕士、三胎妈妈

发布日期: 2024-01-02
来源网站:www.163.com
作者:深圳微时光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编外人员, 临时工, 税后, 基层, 社区, 同事, 岗位, 工作站
涉及行业:批发/零售, 服务业, 教育
涉及职业:政府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者, 青年学生/职校/实习生
地点: 广东省, 湖南省

相关议题:考试

  • 深圳基层“临时工”群体中有许多名校硕士和三胎妈妈,他们在等待“上岸”的机会,希望能进入体制内或公立学校。
  • 编外岗位相对于企业岗位来说,待遇较好,有严格的五险一金缴纳、免费体检和食堂,单位也会足额支付劳动赔偿。
  • 许多年轻人考公务员或准备留学,他们希望通过在体制内做编外工作来积累考试经验和基层工作经历。
  • 与企业相比,基层单位的办公室文化较为温和包容,同事们倾向于稳定,没有那么卷,也没有内斗。
  • 基层编外工作对有孩子的员工友好,领导对员工的孩子照顾有加,可以在办公室里写作业或玩耍。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于海盈去年大学毕业,这一年半来,她在深圳做体制内的基层“临时工”,即编外岗位。

这样的工作对于海盈来说,也是临时的。她在等待“上岸”的机会,老家湖南,像广东这样与湖南相邻省份的体制内岗位,或者公立学校的教师岗,是她的上岸目标。

于海盈学的音乐专业,临毕业时,她考上了广东某市公立学校的教师岗位,因疫情等缘故,学校最终取消了录用通知。

毕业前,于海盈曾在亲戚的电商公司里上过班,当时正是销售旺季,她为了业绩忙得昏天暗地,整个旺季她的销售额超过10万美金,提成只有5000块( 人民币 ),她觉得不公平,亲戚"PUA"她,“给你份工作就不错了,还说这么多”。后来她自己又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在广州,月薪3000元,不包吃住,没有五险一金,单休。

毕业后,于海盈考上了深圳某街道办的编外岗位,从此她再不打算去企业碰运气。在她看来,与累死累活、保障差的企业岗位相比,做编外还是挺不错的——五险一金严格按法规标准缴纳,每年有免费体检,工作日能吃食堂,即便哪天被辞退了,单位也会足额支付劳动赔偿,“相对很多企业,已经规范很多了”。

于海盈先后换过三份编外工作,她共事过的年轻人中,不少人跟她一样在等待“上岸”。考研或准备留学的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打算考公务员。这些年轻人中,不乏国内外名校毕业生,有些还是硕士。

考进体制内,是这些人的职业目标。在体制内做编外工作,可以累积考试经验——有些公考题目就与工作实践相关。另外,有些招考岗位,也要求有基层工作经历。

还有另一部分年轻人,毕业后在企业里上过几年班,觉得“太压榨,没必要”,所以选择在政府机关、基层组织做编外工作。“像街道办、社区工作站这些基层单位,办公室文化都比较温和包容,同事们倾向于稳定,没有那么卷,也不像企业,有那么内斗什么的”,于海盈说。

于海盈一位前同事,在老家考公8年未能上岸,其后去国外留学拿了个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深圳某街道办做了一个编外人员。年龄过了30岁,这名同事不再执着于考公,她愿意把编外工作作为长期职业。

临近35岁的刘潮华,在深圳某社区工作站做了将近五年的编外工作。进社区后,刘潮华参加过七八次公务员考试,目标都是粤北老家的岗位,其中有两次进入面试环节,可最终没有成功。现在他到了这个年龄,除了上班,还要顾家顾孩子,考公这事儿“基本上算是放弃了”。

刘潮华大学毕业后,在深圳的物流行业工作过几年。其后他回到粤北老家,开了家咖啡店,生意不见起色,投入的钱打了水漂。再回到深圳谋生时,他三十岁左右,又发现“深圳变得更卷了”。

在深圳,跟刚毕业的小年轻比,他的年龄在求职中已不占优势 ,他所学专业也没什么职场竞争力。偶然遇到基层编外岗位招募,他面试进入了社区工作站。

跟以前的公司比起来,刘潮华觉得社区工作的好处在于,不用再背业绩指标,也不用时刻绷紧失业那根弦,“在社区你认真做事情就好,只要不犯大错误,基本不会被炒鱿鱼。不像企业,今天还坐在这里,感觉明天业绩不达标,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刘潮华入职以来,他工作的社区工作站,还没有主动辞退编外人员的情况。他有好几个同事,同样是编外人员,这两三年已经陆续退休。

社区工作,另一个吸引刘潮华的地方,就是对有孩子的员工非常友好。早上他要是带孩子去医院,跟社区一把手二把手请半天假,“领导是比较包容的,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故意卡你”。“要是在企业,请一两次还好,请多了老板肯定会给你脸色看的”。

有些双职工家庭,孩子临时停课,或者放学后没有人照顾,同事暂时把孩子放在办公室里写作业,领导在这些事情也十分照顾。

于海盈以前工作的办公室里,同事的两个女儿没人帮忙照料,放学后直接来到办公室里等妈妈,领导的孩子偶尔也会过来,几个小朋友凑在一起写作业或玩耍,“这在大多数企业,是很难想象的”。

编外工作者群像

刘潮华工作的社区工作站有三十多个人,其中9成左右为编外人员。同事当中,有正式编制的只有一把手一人。还有少部分年龄较大的同事,属于早期政策安置人员,如90年代转业的工程兵。

从他入职到现在,办公室里主动离职的同事只有三个,两个考公上岸,一个婚后回归家庭。

在深圳,不同的区,编外人员的待遇标准各不相同。市直机关与各区又不相同。市中心的两个区,待遇是最好的,像福田,应届生被录用后,每月到手工资有8000多元。不过,有些区的待遇非常低,收入“维持生活都成问题”。

找一份待遇过得去的编外岗位,也不容易,“一个岗位招10个人,可能有两三千人报考”,于海盈在微信群里认识一些考友,为了争取一个编外岗位,会提前几个月辞职,进行全职备考。

刘潮华了解到,福田招录编外人员采取“熔断机制”——“报名人数再多,筛选后参加考试的人数,是按1:10标准来定,某个岗位招一个人,只会选10个候选人参加考试”。 “要让所有报名者都参加考试,那安排考场、组织考试的成本太高了”。

刘潮华工作的社区工作站,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社区内40岁以上的同事占了一半,不少人在社区里工作了一二十年,这些同事“生活没有大的变动,应该会在社区熬到退休”。

刘潮华的办公室里,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类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这当中很少人再追求考公上岸,“我遇到的深圳出生长大,还在考公务员的就一个,其他的没有考虑这个,他们进社区做编外工作是可以接受的”。

另一类是来自外地的小年轻,十有八九会参加几次公务员考试。但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刘潮华到社区工作四年多,同事当中成功上岸的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退伍军人,这一身份在公务员录取中,可以获得适当的加分,“他们考公很占优势”。也有同事像刘潮华这样,本来铆足劲头准备考公,最终没有考上,最后决定在社区长期工作下去。

刘潮华的同事中,进了社区工作站,就不再考虑去企业上班的人也有不少。“来社区上班的,大部分是文科生,也有少数是非技术专业的理科生,大家去企业求职,可选择的岗位中,收入一般都不会太高。在基层工作,跟之前的收入落差也不大”。刘潮华有个同事,原本在国企工作,因待遇太低,才考进了社区工作站。

况且社区工作站的工作环境,不像企业那样内卷,尤其是在公司上过几年班的人,来社区以后,感受到的差异就非常明显, “我们会调侃说,遭受过社会毒打,进来感觉可太好了”。

于海盈其中一份编外工作,遇上了所在区大规模清理编外人员的政策。不过,在她的观察中,“大部分编外岗位非常稳定,“只要进来,不犯什么错误,大部分都能续签(劳动合同)”。

于海盈共事过的同事中,“接近退休的姐姐”占了一定数量,年龄最大的出生于68年,“上到60后,下到00后,中流砥柱是80后”。

于海盈发现,基层组织看重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她在某个街道办工作时,听到过领导的招聘倾向,“最好是30岁左右的男性,能加班”,“20岁出头的小年轻,进来都想考公,领导也担心国考、省考扎堆请假”。

另外,基层也”偏爱“已婚已育的女性。于海盈的邻居是一位三胎妈妈,毕业后在社区工作站工作了将近10年,后面因为照顾家庭,做了好几年全职妈妈。前两年,以前的领导又打电话找到她,请她再回社区工作。

“领导不会介意她离开职场多久了,她的基层工作经验很丰富,回去甚至还可以指导新人”,此外,她们 “有孩子,有家庭”,也意味着更加稳定。

不过,基层领导对未生育女性,是介意的,“我在之前的办公室,也遇到入职不久就怀孕的同事,她一休产假,工作就得其他人分摊。领导最怕这种情况”。

忙碌、相对稳定,只能解决温饱

刘潮华工作、居住在不同的行政区,他发现,人口组成、区域经济生态不同,基层工作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像他工作的社区位于市中心,每年要应对一些检查工作,“如果是大鹏的社区,可能就不太需要”。

不同社区的工作重点,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刘潮华工作的社区,辖区大都是住宅区,附近有个社区,辖区内写字楼比较多,基层的日常工作内容与刘潮华的社区会有一定差异,“而且他们的工作人员中,年轻人会多一点”。

刘潮华发现,青壮年是社区工作的顶梁柱,加班多,最累,最复杂的工作,都是交给这一群人。“我是综合岗,我自己手头的工作,是同类岗位中最辛苦的”。

做组织员的同事,比刘潮华更辛苦,这个岗位涉及到党务,案头工作的繁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组织员的离职率相对较高,但即便离职,他们大多会再找一个工作不太繁重的编外岗位。

基层工作特殊的一点在于,编外人员的数额是固定的。即便有编外人员离职,社区工作站也没有自行招人的权利,招聘由区组织部统一发布公告,考试,再分配到各个社区。

招人不像企业一样容易,这就导致基层工作者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社区工作站两个组织员,其中一人离职了,两个人的工作都要压在剩下那个人身上,只有招到新人,你额外的工作才能分出去”。 如果有同事怀孕或者住院,需要长期休假,他的工作一般由别的同事分摊。去年,刘潮华有个同事因为生病,在家修养了几个月,他的工作就被几个同事共同分担了。

另外,一些周期性任务也会让同事们的工作异常忙碌,比如人口普查、经济普查。“有些时候特别忙,我们早上7点半就开始上班了。”

倘若社区工作站承担了额外的任务,区组织部会多招几个人,来完成这些额外的工作,等阶段性任务结束后,社区人员额度再恢复到原样。在刘潮华工作的社区,这些多招的工作人员,还没有被辞退的先例, 同一个街道有十几个社区,其他社区如果人员离职,留出空余岗位,这些人可以轮岗过去。

“我们社区今年进行过一次轮岗,涉及到的同事,都接受了安排,大环境现在也不好,大家更想求稳。”刘潮华说。

编外工作的稳定性也在下降,2023年,国内多个省份开始启动编外人员清退工作,深圳也有部分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编外人员清退。

“在社区做编外人员,职业晋升空间很有限,收入肯定也很一般,只能说解决温饱问题”,刘潮华工作的地方,按“星级制”涨薪,工作人员积累5颗星,可以涨一级工资。大家通过年终考评获得星星,“优秀可以加五颗星,良好三颗星,合格两颗星,对于普通工作人员来说,拿到优秀和良好不是那么容易的”。

即便如此,刘潮华这七八年内不会考虑跳槽,“大环境不好,要回升也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我还想要二胎,两个娃的家庭,肯定还得求稳”。

(备注:文中人物为化名)

文/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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