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困在预聘里的“高校临时工”

发布日期: 2024-02-01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青年志Youthology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高校, 临时工, 学校, 考核, 学术, 青椒
涉及行业:教育, 服务业
涉及职业:政府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者
地点:

相关议题:

  • 高校青年教师面临从预聘转长聘的“非升即走”制度,如果无法获得终身教职,就只能另谋出路,这意味着巨大的沉没成本。
  • 高校放出数倍于长聘人数的预聘名额,竞争残酷,筛选标准模糊任意,同事成为敌人。
  • 高校青年教师在求职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的因素,运气和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 论文发表数量是高校教师晋升的硬性指标,但不同学校对刊物的认定存在差异。
  • 学校考核所用的刊物选择存在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变动。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近年来,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围绕着求职与晋升体系的讨论从未停息,这其中讨论最多的则是从预聘转长聘的“非升即走”制度。

通常,一个博士毕业生的年龄在32岁-33岁上下,如果无法在6-8年的预聘期间获得终身教职,就只能另谋出路,这意味着Ta或许要转换人生赛道,背后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

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又会放出数倍于长聘人数的预聘名额。社交媒体上,谈及个别高校的“非升即走”,人们戏称为“养蛊”。这不仅意味着竞争残酷,还暗示着筛选标准的模糊与任意,就像一位受访者说的:同事就是你的敌人。

人们批判这一制度,但似乎又难以找到切实的证据来说明它造成的具体影响。但它始终存在,并持续与学术环境中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与它们共同审视、考核并塑造着其中的所有人。

撰文|胡培风

编辑|阳少

逐渐放低的求职标准

找了一年工作后,刘文最终决定放弃进入国内的高校系统。

从硕士开始,他就一直在韩国的一所顶尖学府学习朝鲜语。尽管8月才博士毕业,他从年初就开始边写论文边投简历。一开始,他对于自己的学历背景颇有信心,拒绝了两份主动找上门来的工作,“我就一直想奔全国外语院校里最顶尖的两所。”

刘文觉得自己的多年苦读总算熬出了头。他所在的学校前后辈等级森严,标准苛刻,他刚去的时候为课题读了7本书,以为自己很努力了,但有学姐告诉他,自己仅是为了课堂小论文都要读完数十本书。

重压下,刘文也卷了起来,他用最笨的方法一点点磨,把能找到的书都看过,日常学习到凌晨四五点。日复一日,他觉得自己“终于毕业了,拿着名校学历,我还是男生(小语种专业就业上,男生比女生更有优势),有什么不可以(取得名校教职)?”

回国后,刘文开始广投简历。有省重点联系他,也有学校联系他去做博士后,这给了他信心。“当时觉得省重点还行,而且985、211也联系我去面试了,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搏一搏)?”

于是他奔着985和211高校投递,几次面试的结果不了了之。他开始逐渐放低标准,从公办、本科、到普本一一投递,却再无回国之初的回应火热。

刘文只能推测被拒绝的理由,高校并不会给他明确的回复。有的学校在放出招生信息后,学院却在电话里表示并未在招聘;有的学院在邀请他投出简历后则没有音讯。刘文推测,前者可能是因为,人事处要跟学校表示自己这一年在干活,最后招不到人只是学院不要;而后者则因为自己常年在海外,缺乏国内高校圈的人脉关系,也不了解大学老师的招聘潜规则。

“国内的导师后来告诉我,要做好陪跑的准备。对于一些应聘者来说,评委评审可能就是他们的大学导师。” 刘文一开始还不甘心沦为陪跑,最后也只能接受,“这种圈子也没有办法”。

时间流逝,刘文的信心在消退。刚毕业两三个月时,他尚能自处,但在家投了一年简历后,他无法继续承受来自周围的的期盼。他已经30多岁了,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父母。尽管父母从未逼迫刘文尽快找到工作,但大家都在关心他到底要去哪。

刘文不得不放弃“学生思维”,心态转变成“彻底不挑、有位置就行”的“成人思维”。如今,他进入了一家研究机构,主攻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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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还行,是因为运气好

刘文的困境,也是许多想进入、或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以下简称“青椒”)的困境。在整个“上岸”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上岸”的青椒,也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运气。

运气作用于青椒的晋升之路,而没有人知道命运的齿轮何时开始转动。一个博士生毕业后如果想要成为高校老师,首先需要在符合要求的刊物上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刘文告诉我,不同于韩国学术刊物的盲选制,国内刊物许多采用的是约稿制。

“这取决于你的合作导师牛不牛逼。国外的期刊,我投的文章基本能中,但是国内我明明找了很多期刊,但编辑一看我的信息,没有合作导师,或者不是国内985的导师就把你的稿子撤回来了。”

即使被选上了,国内的学术刊物采用的时间也较长。“韩国是三个月一刊,国内可能是六个月、八个月、甚至一年半才能出来,即使这篇稿子被选上了,但是没有发表就没有办法。”

王洋是一名前两年刚入职北京某高校的老师,目前他已有了编制。他所在的专业比较冷门,本科开设了这个方向的学校在全国只有5所。王洋目前所在的高校,恰好在他毕业前一年开设了相关专业并进行招聘。如果他提前一年毕业,自然就碰不上这个机会了。

毕业之前,王洋也花了一年的时间找工作。在和他同批毕业的同学里,除了一个去莆田某学院并直接当了副教授之外,基本上都面临着“非升即走”的考核,王洋的学校暂且没有引入“非升即走”的制度,也没有对他提出类似的要求。除了论文的发表数量,他所在的专业同样看重教学经验,王洋过去给高中生讲过课,口头表达相比于竞争者没那么学术化,在他看来也是自己的优势之一。

但对于大部分高校来说,尤其在“非升即走”的考核中,论文的发表依然是硬性指标,尽管在江苏省一所211高校做老师的陈平告诉我,每个学校认定的刊物“很不一样”。

以她所在的人文社科为例,大家普遍推崇c刊,但每个学校都会在此范围内,再设计一套“权威>核心一类>核心二类>一般”的目录,以此考核科研业绩和评职称。每个学校的目录不尽相同,除了公认的权威顶刊,其他一二三类的c刊可以差别很大。此外,即使是同一个学校,不同学科下刊物认定的多少也有差异,因此,不同学科的“生存难度”也不一。

这个时候,运气,或者说关系,又要发挥作用了。

“如果这个青椒因为导师关系也好,个人能力也好,机缘巧合也好,他正好走通了某个刊物,很容易在上面发文章,而这个刊物在某校又属于是一类二类,那么他就很容易过关。但是如果这个人很优秀、发了很多c刊,但偏偏对不上所在学校认定的一二类,那就比较难。” 陈平进一步解释道。

至于学校凭借什么选定考核所用的刊物,则“不好说”。“一般是历史遗留问题,比如最早全校学术委员会开会订目录的时候,可能当年某学科的大佬就会把自己喜欢发、经常发的刊物搞成高级别的。” 刊物定下后,就难以变动,需要经过全校学术委员会最高级的会议评定,“有时候下面某院系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学科发展,比如你刊物太少,老师们长年评不上职称,愿意去克服阻力,才能改。但一般来说,各部门不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此外,对于一部分学科来说,也有课题参与的要求。课题申请中存在着“玄学”,比论文发表的成功率更难以琢磨。

微信公众号“教师打怪指南”的运营者“指南哥”已经在高校任教十几年。他看到的情况是,相比起论文,课题或项目更难以掌控在年轻教师自己的手里,比如在相当一部分“非升即走”的考核中要求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而每年获批的比例只有10%-15%,“三年或五年拿不到项目很正常,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拿不到。”

项目申请书的评审标准也同样不确定,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可能你自己觉得写得挺好,大家也觉得写得挺好,但最后就是没通过。”指南哥说。

陈平则以国社科和教育部为例解释到,在海选的环节,教师的项目会被盲审送给全国很多专家,这一关可能要筛掉3/4,因为范围太大,不太可能人为操作,所以还是要看每个选题和论证具体的水平质量。成为剩下的1/4后,老师们在学术圈内的人脉和关系才有可能派上用场,“有的老师自己,或者是比较贴心的学校,会让人社处发挥公关能力,去打听这个项目有没有过审,过了之后可能会送到哪些专家手里。但这些信息通常也不太准确,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如果有相关人脉的话就可以打个招呼。”

但打了招呼之后,考核的天枰是否就会倾向于教师也不一定,“可能有更过硬的招呼,或者专家更想帮的人呢。”

正是因为课题申请的不确定性,陈平所在的学校会有一些通融的手段,如果教师的课题不够,但有论文超额完成,依旧可以留下,但这只是一条潜规则,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前几年,陈平邻近院系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发表多篇一类包括权威顶刊,但课题始终差点运气,聘期考核时人事处严格按合同办事,最终未能续聘。陈平也不太理解学校态度转变的原因,但令人惋惜又讽刺的是:按照功利主义理念,“这老师很会发文章的,留下来绝对是贡献科研gdp的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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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升即走”

前面提到,即使找到工作,许多青椒也要面临“非升即走”的考核。只有通过后拿到编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岸”。

“非升即走”是一种“预聘-长聘(Tenure-Track)”的教师聘任制度(下文简称“预聘制”),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其晋升体系是: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再任职教授。在助理教授阶段,教师签订聘任合同的预聘轨道,要求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晋升的标准,否则不再续聘。

根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助理研究员何柳2022年发布的《“非升即走”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及完善路径研究》,“非升即走”最核心的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的长聘审核过程。预聘轨的助理教授一般在获聘6-8年后接受终身教职审查评估,主要审查评估助理教授在研究、教学、对大学的服务等三个方面的表现和贡献。

至于这一制度的本土化,则要从1993年开始说起。彼时,清华大学酝酿提出“非升即走”实施方案,并在部分院系开展试点,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必须满足职称提升要求,否则需自行离职,此后国内其他高校纷纷效仿。

90年代,市场化的改革步入全国各个领域,高校亦不例外。《“非升即走”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及完善路径研究》一文便指出:“ ‘预聘制’之前,我国高校存在明显的冗员、裙带关系及学术研究上的近亲繁殖现象。这种基于‘学缘’,依靠师承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式组织形态及其等级体系,不利于学术多元化网络构建与异质性学术思想的产生。”

事实佐证了这段论述:当下在互联网上被批判将“非升即走”制度运用得最为极致的高校,也是近几年学术竞争力同水平高校中较为突出的。比如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基本没有人会否定它们的学术水平,而巨大的竞争压力也没有让应聘者望而却步。

2023年11月,网传中山大学再加码,准备实施“双预聘”制,即新进教师要通过两次“非升即走”的考核才能拿到长聘教职,如有一次考核未通过就可能面临转岗或离职。因此,也有人指责“非升即走”在这两所高校的本质是“养蛊”。

即使同为“非升即走”,不同高校的预聘年限、考核标准也不一样。在知乎“目前很多高校都实行6年‘非升即走’制度,谈谈你所在学校的实施和落实情况?”这一问题下,就有青椒表示自己任职的学校“非升即走”的考核并不严苛,有学校通过考核的比例可以达到80-90%;也有学校采用了更宽松的考核标准,对于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工,第一个3年期达到入职时的副教授条件可直接转为长聘讲师,如果第一个3年未达到条件,可续聘3年,第二个3年评上副教授才能转为长聘副教授。长聘讲师和长聘副教授都能直接转为事业编。

而青椒们之所以苦“非升即走”久矣,很大程度也因为很多高校没有明确的考核标准或充足的晋升名额。指南哥告诉我:“比如学院招了10个人进来,但学校每年给1个晋升名额,使得10个人中最优秀的人才能晋升。其实,这就是你跟你的同事竞争,同事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此外,国内高校培养的博士数量也远远高于国内高校的岗位需求。2023年3月,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表示,“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365.4万人,这两年增加比例比较快的是博士生,博士生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55.6万人,是2012年的2倍。”

与之相对应,近几年高校和学科的数量并未大幅增加。“这十年来,高校教师正在完成新老更替,但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岗位”,指南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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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检视到被异化

在一个高度依赖“运气”的系统中,“非升即走”只是青椒们面临的重重考核的一个缩影。既然标准不够明确,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便可以成为“标准”。

李州在上海的一所高校做教师,他告诉我,有些学校会对青年老师提出年龄的要求,但他看来,这个要求在培养周期较长的学术领域并不合理。“有的学校卡30岁、33岁或者是35岁,它规定你要在这个年龄之前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这意味着你的人生不能犯错——或者至少不能走其他的路。如果我一毕业没有直接读博,而是工作几年,那我基本上就没有从事教职的机会了。”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博或是进入学术领域的目标在一开始并不明晰,王洋和李州都是在读研时才渐渐明确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和方向。李州在本科时成绩倒数,学的也很挣扎,读研时才转换到自己感兴趣的新闻传播方向,走上学术道路。

而这就给通不过“非升即走”考核的青椒们带来另一重压力,因为在每座城市,水平相当的高校只有几家,能提供的对口教职更是有限,使得青椒们在“非升即走”失败后面临着得不得更换城市重新开始的困境。指南哥观察到,部分青椒就会因此而不婚不育,“这属于来自职业的压力”。

除了学术之外,学校对青椒的教学也有多重审核——有时这种审核并不在于教学质量,而是“方向上”不能出错。

李州所在的学校,前几年对于教学的考核还集中在质量上,但考核并不严格,“可能学生期末填表,你的分数不要太低就行了,现在除了这个还有巡查员,我上课的时候会有人进来听,要确保我在思政上没有问题。当然他们不仅在思政上打分,也要在教学上打分。”

这些巡查员可能并不懂李州在专业领域上的内容,但他们可能随时进来、听课,并对他进行评价,以至于他不得不反复重申一些方向正确的套话。另一方面,学校里也经常举行青年老师教课比赛,评奖评优,这些都会影响到李州的考核。“挺浪费时间。”李州说,这些考核的形式并不一定能筛选出教学效果好的、互动多的、让学生更受益的教学形式,更像是在用一套固化的标准套到老师们的身上。

目前,李州所在的学校里教学考核并没有被纳入“非升即走”的标准中,但有的学校会要求三年内至少拿一次“优质教学”。和课题申报相似,优质教学同样有比例限制,有的学校只有前10%的人有教学评优的机会,评优的标准同样模糊,除了学生打分外,领导评价也占很大的比重,“这里就有很大的空间了,比如你和领导的关系怎么样?”

重重压力下,人的“异化”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李州观察他身边的同僚,有人“卷生卷死”,“有个学姐从早学到晚,除了科研什么都不关心”;也有人用另一种模式把自己封闭起来,朋友圈里常年清风明月、岁月静好。他能够理解他们,但同时也有些惋惜,“至少人文社科类的学者应该有一些关注社会的吧,但这样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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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是为了不搞科研”

说到底,为什么要进入学术圈呢?李州和我聊起这个问题。他对自己的领域抱有热情,但其他人的热情已被慢慢消磨掉了。

有人为了“镀金”而进入严苛的竞争制度,王洋告诉我,在那些明知武大、中大的严苛制度,但仍选择进入的年轻人中,除了仍觉得自己会幸运、或能够脱颖而出的小部分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去“镀金”,他们从未期待过进入这两所高校,只想利用两所学校的平台获取资源和项目,再拿着这些经历转投向其他学校。

在李州读博期间,身边有一部分同学是为了更好地考公才选择读博:“大概有1/3是为了考公,1/3是有热情的 ,剩下的也是为了稳定吧”。

他读博的学校在国内排行靠前,学业压力同样不容小觑。我震惊于有人“行一条崎岖难行的上天路”只是为了“上岸”,但打开小红书搜索,跳出来的第一条帖子是“该不会真的有人看不上博士考公吧”?接着是罗列国考职位库中的报考要求“仅限博士研究生”,贴主还写到:“在有得选的情况下抓紧时间、少打杂、快点毕业、积极找工作”。

帖子底下有人问:“读博比考公痛苦吧”?有人则回复:“读博是为了不搞科研”。

回复看起来有些吊诡,但在一些例子里,科研的压力最终以惨烈的形式呈现。

读博期间,刘文所在的学校有人在图书馆厕所里烧炭自杀,这名学生最后留下的遗言是“Study is hard.”。我们聊起这件事,他叹起气来,“只有很少人能在这套系统里胜出,但是很多人无法解套。规则是学校定的,无法从外部解决,只能自己调节,就像高考压力很大,学生没有办法,你说怎么办?能都自杀吗?”

除了忍受、卷或离开,似乎没有别的出路。采访过程中,有一位四川省某高校的老师说,“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要理解和支持这套制度......每年这么多的产能(博士培养)过剩,除了这套方式,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

我问刘文,之后他还会进入高校系统吗?他说,“如果有机会还是愿意往教学上走,我还是对教学有更大的热情,有机会我肯定希望当老师,把我学的这些东西传递给学生。”他补充道,“这也要看他给我的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我就是一步一步走,尝试别的领域了。”

*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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