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播vs外卖骑手？两大新就业形态的对比分析 澎湃商学院 Paper

时代在变，劳动者的就业形态也在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网络主播、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正依托互联网平台逐渐壮大，成为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主播和外卖骑手是新就业形态中颇具代表性的两种职业。一方面，“直播经济”与“外卖经济”动力强劲，发展势头稳固，是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而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时刻被这两种劳动形态装点着：网络主播在虚拟世界中，鼓舌扬唇，光鲜亮丽；外卖骑手则在城市街头，快递盒与外卖袋交替飞舞。“虚拟陪伴”与“现实流动”的奇妙交织，构成了数字社会的肌理。

那么，网络主播和外卖骑手的收入状况、劳动时间、工作中的技术感知与社会保障等情况究竟如何？对此，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所数字劳动课题小组走访了北京、山东、云南、江西等地，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式，对比分析网络主播与外卖骑手劳动状况的异同。

谁在做主播？谁在跑外卖？

就性别而言，主播群体中女性占据主导地位，占比高达78.8%。而透过“外卖小哥”这一颇具刻板印象的词汇，我们足以窥探出男性骑手数量的庞大。目前，外卖行业中男性外卖骑手占比超80%。女性在语言表达、外在形象与情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女性在直播平台上更容易吸引关注和支持。而男性在体力、速度方面的明显优势也影响了女性“跑外卖”的参与度。

学历方面，主播群体的学历层次相对更高，大专（高职）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占比超过50%。而外卖骑手则呈现出职业包容性强、低学历的特点，85.6%的外卖骑手学历在高中及以下。这反映出，送外卖为低学历劳动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跑单”赚钱、养家、买房，在城市中扎下根来。

在年龄情况上，主播群体相对年轻，64.2%的直播行业从业者年龄在18-29岁。相比之下，骑手群体年龄分布更广，平均年龄也更大。18-29岁的骑手占比约四成，30-39岁的骑手占比则超过半数。

主播群体的年轻化与“线上展演”的工作要求密不可分。年纪小、形象好、有网感的主播更容易在“打PK”中脱颖而出。同时，高强度、不间断的互动交流对精力的榨取也让主播成为了一门“吃青春饭”的职业。在山东菏泽调研时，一位服装类带货主播——郝哥曾无奈地向我们表示：“天天熬夜，太累了，身体快废了。”相较主播，骑手的薪酬结构更为透明和稳定，对于需要养家糊口的中年人而言，这种稳定更有吸引力。

做主播：摆脱不了的隐性压力

直播行业在收入方面呈现出极强的长尾效应，头部和尾部从业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各自的收入上均有明显差距，有超过九成的网络主播每月收入不足5000元。这种收入差异源于直播界“流量为王”的“滚雪球”式收益模式，少数拥有超高关注度的头部主播占据了最多的流量，进而获得了丰厚收益。

劳动时间上，网络主播以夜间开播为主，维持平均4-6小时的高强度输出。除了可见的工作时间外，主播不得不面临着一些难以感知的时间消耗。在“宇宙中心”曹县调研时我们发现，新主播在“上播”带货前普遍需要经历一段长达三个月的培训。培训负责人明确地表示：“这三个月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提高你的直播话术，你就只做这一件事。”只有掌握了镜头感，不紧张、敢讲才能正式开播。在开播之后，主播仍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追逐网络热点、提升才艺水平、学习平台规则，以保证自己不落伍于持续变动着的网络直播业。

受到技术中介的影响，网络主播在劳动中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算法想象”。一方面，直播行业发展进入下半场，“投流量”“投人群”成为培植账号的关键，这使得腰部以下的主播难以获得算法的青睐；另一方面，流量的积累具有不可控性，主播需感知平台流量，根据在线人数与互动评论等数据实时调整直播状态。身为带货主播的“宝妈”苗女士虽然说不清流量究竟从何而来，但她仍笃定地告诉我们：“只要按照之前培训的方法去做，平台就会给流量的。”同时，平台也深度介入网络直播生态。网络主播承担着较高的试错成本，在工作中，主播需要谨慎地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运营账号，以免账号、直播间被平台“雪藏”或封禁。

心理健康是每个职业群体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网络主播在彰显个人形象、塑造品牌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负面评价、网络暴力以及与观众的沟通带来的心理压力常常影响到主播的心理健康。

跑单：挣钱才是硬道理

相较而言，骑手的收入分布更加均衡，调研发现，城市骑手每月收入在5000-7000元的区间。对外卖骑手来说，只要肯接单，肯跑单，收入就能持续增加，这种按单计价、“多跑多得”的模式，为骑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碰到雨雪天气爆单，收入会增加。来自北京房山的外卖骑手胜子哥曾在一个下雪天连续跑了96单，单日收入800多元，据他说，这还并不是“最佳战绩”。

专职外卖骑手，或者说以骑手为主要工作的骑手每天的工作时长普遍超过8小时，早出晚归是工作常态。但在午饭“饭点”和晚餐高峰期之间有一段单子比较少的空窗期，大部分骑手会选择利用这段时间吃饭、休息、娱乐。对于骑手而言，这段休息时间十分宝贵，他们能给电动车“喂饱电”，更能吃口热饭，眯一觉，晚间的高强度送餐也由此得以存续。

此外，我们也发现，外卖骑手们的日均工作时间正在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骑手选择“超长待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多跑单所带来的明显收益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在外卖餐饮淡季，一些地方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导致骑手等单时间变长，为了获取更多收入，骑手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

同为数字劳动，外卖骑手在抢单、送单的过程中也需要与系统实时匹配需求，在消费者与商家之间沟通互联。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骑手会主动选择在单子多的地段上线接单，如潮汐起落一般聚集又分散开。

如何判断哪里单子多？这不仅要依靠骑手平日送单的经验，更要结合系统提示的指引。在接单、送单的过程中，骑手也需要时刻关注订单是否顺路、送餐会不会超时以及派单、转单要不要接的问题，如果送餐链条衔接不畅，骑手就需要随时与顾客、商家电话联系，商量取消订单或想办法转单。在按需经济的逻辑下，外卖骑手成为一群城市的摆渡者，在工作时间与效率上需要时时接入线上管理系统，“电瓶没电”和“被偷餐”成为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情。

不同于网络主播隔着屏幕承受的“虚拟压力”，外卖骑手更多面临着现实中“面对面”的压力。由于部分消费者的不友善对待以及与保安、门卫等群体的冲突，外卖骑手大多认为自身社会地位较低，缺乏对于职业的强烈认同感。

有待完善的新职业体系

作为新型就业形态，直播行业和外卖行业的职业规范和规则体系都在形成之中，也面临不少的问题和挑战。综合近年来出台的有关规定，我们发现，直播行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不良内容、未成年人保护缺失、偷税漏税等方面；而餐饮配送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骑手安全、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

于主播而言，近年来部分主播进行性暗示“擦边”诱惑粉丝刷礼物、恶性pk、利用老年人情感缺失急需陪伴的心理开展诈骗活动、头部主播偷税漏税等违法事件屡见不鲜。同时，《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2021）》显示，38.3%的未成年人遭遇过不良信息，其中色情暴力内容占据29.3%，炫富内容占21.2%，宣扬消极思想的占16.3%，可见网络主播不良行为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

外卖骑手的职业伤害风险问题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因此相关政策推进更加明显。人社部启动了职业伤害险试点政策，为外卖小哥提供了一道“安全网”。截至2023年9月，累计有668万人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试点对象总体做到应保尽保。试点省份累计作出职业伤害确认结论3.2万人次，支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共计4.9亿元。职伤险的运行减少了千万家庭以及平台的经济风险，在尊重骑手劳动成果的同时，也为骑手肩负家庭“顶梁柱”角色提供了一定的兜底保障。虽然这一政策的设计有很强的创新性，但在具体推行上也面临新问题，如申请职业伤害赔偿流程繁琐、周期长，一些骑手对新职伤险的认知度低，极易被“黄牛”“中间人”等人群利用并受到欺骗。

做主播正在成为一个更广泛的职业选择。针对网络直播领域的隐患，增强相关政策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变得十分重要。在直播领域，尤其要持续关注“未成年人”“老年主播”等特殊群体，全方位提升网络生态质量。同时要考虑，在“黏性劳动”和“超长待机”不断出现的当下，主播“持续输出”的工作机制值得关注，建议职业伤害保障尽快覆盖主播群体，解决过劳死、直播过程中身体伤害等问题。在骑手的职业体系规范建设方面，相关部门和平台除了为骑手提供交通安全知识学习、技能培训以外，应考虑进一步细化职业伤害险的申报条件，简化申报流程，强化对“人伤黄牛”的打击力度。

（作者雷津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二学生，梁慧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一学生，孙萍为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