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护劳动权益报告（2010-2023）第一章：医护人员集体行动与求助

2020至202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医护人员的劳动状况备受关注。2020年初，武汉首轮病毒侵袭，医护首当其冲遭受感染，同年2月7日，“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逝世引发舆论讨论。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在支援方舱及核酸采样之外，还需要竭力维持正常诊疗服务、严防院内传染，同时部分人员被封控家中，医护人手严重不足。此外，有些医护需在没有防护服的情况下工作。2022年末，中国突然全面放开疫情管控，各地医疗机构出现挤兑，很多医护不得不在被感染的状态下持续带病工作，但他们获派的防护物资减少。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多地医学院要求规培生返岗，并以无法参加结业考试为威胁，引起抗议浪潮。另外，疫情期间，医护的工作量和工伤风险增加，但出现许多薪酬不升反降，甚至欠薪、欠社保的案例，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次及收入下降、防疫支出增加。

2023年末，疫情遗留的问题仍影响着医护人员的劳动权益。2023年11月3日，河南汝州妇幼保健院多名医务人员聚集在医院门口，指控医院已拖欠工资一年多，亦没有缴纳社保、公积金。据《新黄河》报道，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国朝，副市长郑华永等参加《党风政风热线》回应此事称，“关于工资发放问题，因为去年以来，受出生人口下降、疫情冲击等多种因素影响，妇幼保健院业务急剧下降，收入锐减，导致入不敷出，职工工资发放不及时”。

2023年12月中旬，有人在“领导留言板”反映，甘肃平凉市泾川县中医院拖欠职工15个月绩效工资。该留言称，临聘人员现时每月仅1000多元工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还被拖欠社会保险。泾川县委调查发现问题属实。原来，泾川县中医医院386名工人中，正式职工只有190名，另一半是无编制的临聘人员。这些年由于疫情影响，医院收入减少、财政补助不足、同时还要新增基建工程（其中之一是疫情防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医院负债率增长之下，便造成了整体工资迟发1个月、绩效工资拖欠15个月、临聘人员的社保也迟迟不缴这些违法现象。

与其说疫情是医护劳动权益问题的主因，不如说是一个引爆点，而问题早已积存。中国劳工通讯自2010年收集医院医护的集体行动案例，从2013年开始案例数量较为稳定，2013-2023年共收集到135宗案例，涉及欠薪/欠社保或公积金、非编制人员要求同工同酬、绩效工资和补助问题、工作安全和医院改制问题。本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便是中国劳工通讯历年来收集整理的这些案例与数据。此外，我们也参考和引用了媒体报道、学者报告、社会组织的调查等材料。

集体行动地图的医院医护案例汇总（2011-2023）

中国劳工通讯收集到的医护集体行动案例以及求助案例集中在医院（而非基层医疗机构、诊所、医美中心等机构），可能是因网上信息采样有偏差，也可能是医院医务人员的人数较多（占全国所有卫生技术人员超过六成）。由于信息采集问题，本报告只呈现中国医院的医护情况。

透过汇总医护因不满而诉诸集体行动或在网上求助的情况，中国劳工通讯希望将中国医院医护2010年至2023年的劳动权益情况呈现给普罗大众、政策决策者、工会组织者。我们提出，医护的劳动权益问题之所以频繁发生，与中国医疗系统的制度和变化有关，而且在种种变化发生时，医护群体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利益代表者，导致他们只能诉诸抗议或网上求助。中国的医护工会需要尽快行动起来，确保医护人员能有利益代表者，使医院里劳资双方能有一个有效且恒常处理劳动争议的机制，一个能够多方协商、解决分歧、达成共识的机制。

完整报告请参考：PDF版本全文下载链接

第一章：过去十年医护人员集体行动与求助

中国医护人员在过去十年发起的集体行动，与国家多次的医疗改制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自负盈亏”、“药品加成”的概念带入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逐渐与盈利挂钩，改变了公立医院的收支模式，产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医院筹资方式的影响

中国卫生筹资方式主要有政府预算、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和个人现金支付四种。中国的公立医院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即政府的财政拨款只占其收入一部分。根据《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在2010至2019年，公立医院每年收入只有8-10%来自政府财政拨款（2020年因疫情也只达到16%，2021年回落至12%），其他主要为医疗收入。这意味着，公立医院依赖诊疗收入（包括患者医保及个人付费），收入稳定性不高，有竞争患者、创收的压力。

公立医院创收的压力，加上国家规定的医疗服务价格定价偏低，造成医院长年依靠药费、耗材加成，诊疗收入以药费、检查费为主。《财新》引用一项调查，“2015年北京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中，检查、化验、卫生材料等项目收入占到66%，而诊察、手术、治疗、护理等项目收入仅占3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也显示，近10年公立医院门诊病人的人均药费和检查费占医药费60%以上，住院病人的人均药费和检查费占约35-50%。

公立医院的收支方式改变，也影响医务人员的薪酬结构和雇用形式。当中最明显的是医护人员的工资越来越倚赖与创收挂勾的绩效工资。《财新》“解剖医生收入问题”一文指出，基本工资与绩效工资占比呈“三七开”或“四六开”，绩效工资占大头。因此，当公立医院的诊疗人次和收入下降时，便容易出现工资明显下滑、欠薪/欠社保等问题。另一项影响是，医院不愿意雇用没有处方权的护士，或者将护士的聘用形式转成非编制，以压低成本，产生“同工不同酬”问题。

公立医院为了竞争患者、增加收入而扩张，同样会对员工带来长远的风险。这是因为当收入增长不如预期，医院容易发生负债和资金断裂，此时工人的工资和社保缴付往往首先被牺牲。医院、医生为了增加收入而给患者开“大处方”、“大检查”，造成过度医疗，则容易产生医患矛盾，威胁到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公营系统以外的医院和工人同样深受医改政策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增加的民营医院，由于没有政府的财政拨款、完全自负盈亏，加上获得医保覆盖较难，经营困难、欠薪欠社保的情况比公立医院更普遍。原公立医院和国企医院的职工对民营医院亦有十分强的戒心。工人认为医院改制/私有化不但会威胁到自己的编制身份，降低劳动待遇，还会使医疗服务失去公益性，很多医护抗议因此而起。

本报告将介绍的医护讨薪、要求平等待遇、反对改制等抗议，均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初第一轮医改政策的背景。而在2009年，中央政府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即所谓的“新医改”，希望纠正过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新医改”强调医疗的“公益性”，其中主要方向包括降低药品和耗材加成、提升医疗服务价格，令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得到体现，同时减少社会整体医疗开支。

不过，从中国劳工通讯过去十年收集到的医护抗议资料可见，医疗行业因第一轮医改而产生的劳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然，这些工人的抗议和不满，并不否定“新医改”所作出的各项努力和尝试，但医护人员的意见是否有效地在工会和新医改中得到反映和回应，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

医护集体行动和求助统计

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下称集体行动地图）从2013年起每年稳定收集到医院医护案例。这个计划从传媒及网络信息收录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事件，储存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牵涉企业、行动诉求、行动类型、具体情况等讯息。“集体行动”的定义为，多于一个工人一起罢工、抗议/游行、要求劳动监察或司法等机关介入事件、接受传媒现场访问、写信给企业管理层或政府等。

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求助地图（下称求助地图）在2021-2023年稳定收集到医院医护的求助案例。这个计划从官方求助网站（比如领导留言板）、社交媒体及传媒收录工人求助讯息。这些个案牵涉人数最少可以只是一个人，求助方法包括网上发帖、线上接受媒体采访、找劳动监察或司法等机关，一般不是线下的公开行动。

集体行动地图在2013年至2023年间，共收集到135宗医院医护案例（平均每年约12宗）。求助地图从2021年至2023年间，共收集到84宗案例（平均每年28宗）。

注：“其他”原因包括抗议裁员，抗议医院被逼迁等。由于部分案例有多于一个原因，此表格的案例数相加超过135，百分比相加也超过100%

注：由于部分案例有多于一个原因，此表格的案例数相加超过84，百分比相加也超过100%

欠薪、欠社保/公积金

医院欠薪、欠社保/公积金是诱发集体行动的最主要原因，共录得62起事件（占总数45.9%）。这些事件有近六成发生在民营医院，约三成发生在公立医院，另有少数事件的医院产权为“其他”或“未知”。民营医院事件有七成发生在未定级/未知评级的医院。公立医院事件则较为集中在二级医院（六成）。

求助地图则录得71宗欠薪、欠社保/公积金事件，医院产权、等级分布与集体行动地图数据相似。求助地图中，公立医院有较多医院等级未知，是因为领导留言板的信息一般屏蔽了医院名字，因此难以了解医院等级。

民营医院本身在二级、三级医院所占比例少（见下图）。我们认为，未知评级的医院很可能是未定级或者是二级以下医院，才没有被收录在丁香园、A+医学百科等资讯网站，医院官方网站也没有说明/宣传其等级。以此推算，民营医院中，未定级、一级医院案例最多，其次是二级医院，三级医院最少。

根据求助地图收集到的2021-2023年数据，陕西省涉及欠薪/社保的求助个案最多，有11起。其中，有5宗涉及陕西天佑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4宗在西安、1宗在渭南）。

平等待遇/ 同工同酬

根据集体行动地图数据，医护人员要求平等待遇/ 同工同酬是第二大原因，共有28起事件（占总数两成）。与欠薪事件不同的是，要求平等待遇的行动全部发生在公立医院，且以三级医院为多（16起），其次是二级（9起）。公立医院内部的编制问题是产生不满的主因。

集体行动地图在2014年后持续录得要求平等待遇事件，在28起事件中，有10起为医护共同行动，有9起仅护士行动（多为编外护士要求同工同酬）。另外9起则是医学研究生和规培生在2022年末发起的抗议。

相较正式医生，医学研究生和规培生的待遇低许多。新冠疫情防疫放开后，医院因为人手不足而要求规培生返岗，引起多间院校的规培生抗议“同工不同酬”、要求“自愿返乡”。他们亦要求学校或医院提供防护物资及保证工作安全事宜。求助地图也在2022年末收集到4宗规培生/医学研究生个案。其中一宗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规培生陈家辉猝死，死亡时新冠阳性。

收入相关：薪酬/绩效/补助

集体行动地图（2013-2023）收录了14宗涉及收入的事件，有13宗发生在公立医院，剩下1宗涉及公立医院改制后的安排。从2013年开始便有相关事件，原因包括：抗议工资过低、绩效工资被扣或分配不公。疫情下一些医院、科室的诊疗人次和绩效收入减少，也引发抗议。

求助地图（2021-2023）也收录了5宗相关事件，其中2宗是因为医院拖欠抗疫补助。医院一个容易引起公愤的举动是其拿到中央政府发的资金或补助，却没有按规定发给职工。

改制

涉及医院改制问题是第三大医护人员的集体行动原因，共收录了25起事件，抗议相对集中在2013至2019年间。不少私有化的抗议事件发生在曾经的国企重镇，例如辽宁省鞍山市、河北省唐山市、湖北省武汉市等。医院人员们反对私有化，要求医院保持公立性质，或者要求转交地方政府管理。

虽然近年来医院改制到尾声，但不代表相关问题就此消失。公营医院变更产权的影响不只是一时的股权分配与职工待遇厘定，还有后续的资本投入、经营模式、长期的职工待遇变化。2023年便有医院改制后经营不善，导致职工讨薪的案例。

图片来源：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工作安全

集体行动地图收录了17起涉及工作安全案例，其中有7起为抗议医闹，集中在2013-2017年；另外10起则集中在2022年，涉及抗疫安排、规培生的安全保障。求助地图也在2022-2023年收集到5宗工作安全相关案例，多是涉及抗疫安排和规培生保障。

在抗议医闹的事件中，医护往往在医院外聚集，以此悼念死者、抗议患者和亲属医闹行为。在一些事件中，医院管理层、地方政府与警察阻挠抗议活动，引起医护不满。虽然这些事件的数量较少，但不代表工人的不满较小，医护人员的声势浩大。例如2013年，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便有千余名医护人员罢工，要求政府遏制医院暴力；2014年河南省洛阳市，在同事死于医闹之后，栾川县人民医院则有数百名医护人员游行，谴责“暴力袭医”行为。

近年来，集体行动地图没有收录到医闹的案例。可能是中国劳工通讯收集资讯不足，不代表相关问题就此消失。医患纠纷的问题依然严重，《健康界》的不完全统计近几年也收集到10多例伤医事件。

注：由于部分案例有多于一个原因，每年总数未必等于该年各原因案例数的和

注：由于部分案例有多于一个原因，每年总数未必等于该年各原因案例数的和

附录：中国医疗系统及医院简介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报告，本部分将介绍中国医疗系统内不同组成部分，包括医院的种类、分级和从业人员。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

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有三类：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例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妇幼保健院）。中国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及民营医院。公立医院较为大型，多为综合医院，民营医院多为小型、专科医院。根据《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有36,976间医院，其中公立医院11,746家，民营医院约25,230家。仅从数量上看，民营医院占比超过六成。不过，从诊疗人次看，2022年公立医院服务约32亿人，民营医院只有约6亿人，民营医院占比低于两成。2019年（即疫情之前）民营医院诊疗人次的占比更低。

医院种类

中国的医院提供住院服务和门诊服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卫生观察国家系列报告《转型中的中国卫生体系》，由于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目前尚没有建立完善的病患分流制度，包括以社区全科医生先作首诊的“守门人制度”，以及“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因此医院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中国的医院可以按综合服务和专科划分，也可以按中、西医划分。大多数中国医院提供西医服务。不过，中国几乎每一座县城和城市都会有一所中医医院。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设其他传统医学医院，比如藏医院、蒙医院。

医院分级

据《转型中的中国卫生体系》，中国在1989年起实施医院分级管理制度，根据医院的规模和功能，共划分为三级（见下表）。

本报告中案例多发生在二、三级公立医院，以及民营的未知/未定级医院。二、三级医院是大部分病人会选择的医院，也获得较多社会资源。中国2022年末有3,523间三级医院（占所有医院9.5%），11,145间二级医院（占31.8%），以及12,815间一级医院（占34.7%）。另外，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约975万张，医院占去了约766万张（近八成）。其中，三级医院床位约345万，二级医院床位约277万，一级医院床位约73万。可见大部分床位集中在高层级医院。

医疗从业人员

根据《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末，中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为1165.8万人，当中，执业（助理）医师443.5 万人，注册护士522.4万人。卫生人员机构的分布中，医院735.3万人（占63%），基层医疗卫生机构345万人（占30%），专业公共卫生机构78万人（占7%）。

完整报告请参考：PDF版本全文下载链接 https://media.laborinfocn6.com/4b10e8adacab5823f18096c635682b5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