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开了11年货车,我只关心搞钱

发布日期: 2024-03-01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人间theLivings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货车司机, 出门打工, 太仓, 上海, 货车, 车窗, 检查站
涉及行业:货车/物流, 交通物流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相关议题:

  • 货车司机收入难以计算清楚,扣除各种费用后仍有风险和损失。
  • 农民外出打工遭遇困难,如被骗、被罚款、被抢劫,导致艰难的生活。
  • 外出打工者面临压力和挑战,需要坚持努力工作以维持生计。
  • 农民在家务农收入有限,农业税等问题影响生活水平。
  • 劳动者面临着挣扎和艰辛,需要坚持劳动以维持生计。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一个货车司机每年到底能收入多少,怕是连一个多年的老司机也没法算清楚。扣掉平台抽成、过路费、饭钱、油钱、保险费、磨损、折旧,再加上偶尔被交警罚点款,补个轮胎,换个零件啥的.......如果再倒霉,走到半路车翻了,货物再被高速两边的村民抢了,那就会赔得连裤衩子都没得穿。

配图 | 《同学麦娜丝》剧照

2022年6月,从汽车天窗厂辞职之后,我原打算回河南老家,可上海的封控解除之后,各地仍对上海严密封锁。我打电话咨询老家的防疫政策,工作人员不建议我现在回家,说如果硬要回,那就得拉去隔离半个月,费用一天300块。

我在天窗厂每小时工资25元,夜班26元,一天辛辛苦苦做12个小时,也才300多,实在舍不得花这个隔离费。我只能躺在小出租屋里等着,闲极无聊时,我突发奇想,何不去看看老乡刘刚。

刘刚在上海开大货车,有个抖音号,里面大多数视频都是他开货车的记录。他是一个黑胖的中年男人,叼着烟,满脸沧桑。我们好久没联系了,听说我也在上海,刘刚很开心,连着问了好几个问题:

“你啥时候来的?”

“想跟我一起玩一天?天天跟着我玩都行啊。”

“你住在哪里?我去找你,请你吃饭。”

我说太晚了,明天再见吧。放下手机,赶忙连夜把乱得跟狗窝似的小出租屋收拾了一遍,把暂时不用的杂物都搬到小厨房里。

第二天一早,刘刚就来了,我去葛隆菜市场门口接他,他骑着一辆小电动车。他又胖又壮,身高有1.65米,我猜他应该有160多斤。我问他有多重?他笑笑说有180斤,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刘刚比我大一岁。初入小学时,我和他妹妹一个班。他早我两年读书,但学习不太好,留了两级。读到三年级,我们就同班了。

他念到初一下学期,自觉跟不上,辍了学。那是1996年,刘刚15岁,怕出门打工没人要,他爸爸就托关系把他身份证上的年龄改大了3岁。刘刚在家放了半年牛,第二年,经亲戚介绍,去武汉的一家面包店当学徒,一个月100块工资。刘刚抱着混日子的心态在那里学了近一年,仅仅学会了怎么把面包做熟。之后他又回来放牛种地,偶尔在市里的建筑工地当小工。

2000年夏天,我去北京的建筑工地当小工,刘刚也去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躺在肮脏的工棚里,憧憬着有钱后的生活,他说自己要像港片里的那些大佬一样,每天戴着大墨镜,披着风衣,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农村的放牛娃从未抽过雪茄,甚至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见过雪茄,倒是对自家菜地里种的茄子很熟悉,于是他很自然地把大雪茄念成了“大雪qié”,为此没少被工友们嘲笑。

2001年,刘刚经媒人介绍,与小学同学张梅结婚。婚后也没有打工的好门路,仍在家放牛种田。2003年初,有关系不错的老同学写信给他,邀请他去广西搞装修,说一天能挣100多块。现在拿脚底板想想也能明白,在2003年,一个初一辍学,啥也不会的农民怎么可能一天挣100多块呢?那时候建筑工地的大工一天也就30多块,小工20左右。

可那时刘刚还年轻,没见过世面,根本想不到这些。他按照老同学写来的地址,坐车就去了。去的时候带了600多块钱,到了就被那帮人搜走了。然后每天让刘刚上课,给他洗脑。刘刚发现是传销之后,整天只想着离开。老同学见实在洗不动,就带着几个人把刘刚打了一顿,扔给他100多块钱,让他走了。

刘刚先坐汽车到南宁,再从南宁坐火车。怕钱不够,他只买了短途火车票。路上查票时,他躲到了厕所里,没有查到他。可出站时他被抓住了,他告诉工作人员,说他没钱了,可工作人员就是不放人。等了几个小时,刘刚只得把手伸进裤裆里,拉开内裤上的拉链,摸出了仅剩的26块钱。

那时候小偷特别多,一不小心钱就被偷走了。所以,农民出门打工,都是穿着带拉链兜的内裤,把钱装在里面。工作人员拿了20块,把6块零钱留给了他。他用这6块零钱坐班车回到镇上,又从镇上步行回了家。

刘刚说,那次自己是饿着肚子、扛着蛇皮袋走回村的。快进村时怕熟人看见他的狼狈样,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睡了一会儿,天快黑时才往回赶,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听到有人叫门,刘刚母亲打开门走出来,看见刚出去两个多月的儿子头发蓬乱,脸上带伤,瘦脱了相。刘刚哭着把这趟去广西的经历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完心疼坏了,哭着骂道:“这是什么老同学,怎么专坑熟人?外面坏人太多了,以后咱再也不出门打工了。就在家种田,我不信还能饿死了。”

刘刚的这段经历倒是和我一样,1999年我去新疆当水电工,同样没挣到钱,同样怕丢人。我是躲到菜农的小屋里,睡到天黑才敢回家。

每年正月,背着行李包出门的时候,哪个打工仔、打工妹不是想着能当个包工头,或者当个小老板呢?可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隔壁村倒是有一个,也是初中辍学,之后在建筑工地打工。后来同学介绍他去武汉的一家灯具店打工。一个月只有两三百块钱,还经常受老板的责骂,他几次想离开。可两手空空回来又怕受嘲笑,就在那里坚持干,业务也越来越熟练。后来温州老板就把店转让给了他,温州老板家的保姆也成了他老婆。我们外出打工一个月只能挣几百块的时候,人家一年就能赚十几万了。我们还没买摩托的时候,人家已经开着轿车回来了。村里人见人夸,都眼红得要死,他的父母在村里也很有面子。

可像他这样有能力又有运气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工厂打工,或做点小买卖,过着普通而平凡的日子。还有少数人去哪里打工都干不长,挣不到钱,回乡就会受到亲友们的嘲笑,比如“那xx懒得很,今年没挣到钱”,“那xx干活儿不行,被人家撵回来了”,“那xx笨得很,怎么教都学不会,在哪里都干不好……”

所以,无论在外面打工有多苦,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

我在新疆当水电工时,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9个小时,连着几个月不休息一天。那是怎样的人间地狱呀!如果是现在,我一天都干不下去。可那年只有17岁的我,照样坚持了半年,因为我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空着两手返乡,被亲友们嘲笑。

之后有3年多,刘刚没再出门打工,专心在家种田,除了种自家的田地,他还承包了同村的20多亩田地。那些年农业税还没有完全取消,种田赚不了什么钱,也就仅能温饱而已。他的儿子一天比一天大,上幼儿园了,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不出门打工不行啊。

于是,2007年,刘刚和张梅把儿子放在家里,由父母带着,他们跟着熟人去宁波打工。张梅去了电子厂的流水线,刘刚去学开叉车,学会之后在宁波的工厂开了几年叉车。

那几年,我们的另一个小学同学李勇一直在上海以跑货运为生。他只读到小学毕业,但很热心。李勇开一辆“小摇窝儿”给别人拉货,我们当地人称摇篮为“摇窝”,李勇的那个小货车车斗很小,开起来摇摇晃晃,就跟摇窝似的,所以也这么叫。

李勇劝刘刚去上海发展,还帮刘刚也买了一辆小摇窝儿,二手的,一万多块钱,并给刘刚介绍活儿,带他上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刘刚不知道怎么接活儿,不知道怎么谈价格,车开得不太熟练,对上海的路也不熟。有时找不到路了,刘刚就把车停在路边,拿出上海地图,放在方向盘上展开,用手指在地图上一条路一条路地扒,一年扒烂十几张上海地图。

慢慢地,刘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车也越换越大:小摇窝开了1年多,加了3万,换成了3.3米的微卡;微卡开了1年多,又加了5万,换成了4.2米的厢货。小厢货开了2年,觉得不过瘾,又加了4.8万,换成了5.2米的大厢货;5.2米的厢货开了3年多,又加了7.3万,换成了6.8米的厢货;6.8米的厢货开了2年多,又加了8.6万,换成了现在7.7米的厢货。

还不到11年的时间,刘刚光是换车就花了近30万。平时一算,他一个月也能挣1万多,却总是没钱花。而把刘刚带进货车司机这一行,也给了他不少帮助的李勇却在5年前转了行,他把自己的货车转让掉,去驾校当教练了。

那天傍晚,我和刘刚一起去市场买菜,路过一家汽修厂。汽修厂门口停了好几十辆各种大小,新旧不一的厢式货车,上面都挂着“转让”的牌子。刘刚指着其中一辆红色的厢式货车说:“那辆车就是我之前换下来的,跟了我两年多呀。”

刘刚像看老朋友似的,看着那辆6.8米的厢货,颇有些恋恋不舍。

刘刚的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一直说我们这一代农村人过得苦,没文化,挣不到钱。现在活了大半辈子,几乎从没享过什么像样的福。他大儿子已经20岁了,去年职高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在学修汽车。刘刚表示自己压力很大,得给大儿子搞房子,不然没地方结婚,还得寄钱回家供小儿子读书。

2008年,刘刚拿出全家的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在镇上买了一栋小楼,花了20多万。后来装修又花了10万左右。刚买下小楼不久,刘刚的母亲就去世了。

十几年过去,小楼不但没涨价,还掉价了,只值十几万了。刘刚很后悔,说,当时要是买在市里就好了。现在刘刚的小儿子在市里读初中,刘刚为了方便父亲照顾孩子,还得在市里租房子,而镇上的小楼却长年闲置,门口的小树都长到碗口粗了。

晚上8点多,刘刚说自己接到单了。如果我想明天一起去玩,那今天晚上就要去做核酸。我说这么晚了,还有做核酸的吗?他说有,在外冈镇卫生院那里。我骑车赶去卫生院时已经快9点了,可人行道上还排着好几百米长的队伍,有很多人都穿着厂服。他们一下班就来这里排队做核酸,因为不检测,明天就无法上班。好在有三个人捅棉签,队伍前进得很快。

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在手机上查看检测结果,是阴性,我截屏发给刘刚,问我去哪里找他。不一会儿,他给我发了个定位。我买了俩包子胡乱塞进嘴里,就骑车去了。

这次是去江苏太仓拉一批货回上海,运费600块。一路上,刘刚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车友群里不断有车友联系刘刚,问他在忙什么?接到活儿没有?这趟活儿有利可图,刘刚乐呵呵地说:“嘿嘿……逮到一个小虾米呀。”

当时,上海市内的疫情防控已经完全放开了,但只能从高速进出,进高速时,工作人员给我们俩做了免费的核酸,就挥手放行了。高速路很脏,好久没打扫了。路边有很多落叶和各种零食袋,还散乱地扔着很多大小不一装着黄色液体的塑料瓶。从太仓下高速时,防疫人员给两边的车门都贴上了封条。封条约有二尺长,斜着贴在车门和门框上,一开车门,封条就会断。红底白字的封条上书:重点管控车辆,太仓高新区封。

防疫人员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打开车门,“如果把封条弄断了,把新冠传染给苏州人民,我们俩要负刑事责任”。我紧张极了,出门忘记上厕所了,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给忘了。

防疫人员问我们到哪里去?又看了看我们的核酸检测码,发现没问题之后终于挥手放行,但派了一辆红色的小车尾随我们。走了几公里,红色小车开始跟我们并行,小车司机打开车窗,对着刘刚大声喊:“你去哪里?你具体去什么地方?”

刘刚放下车窗,也对着下面大喊:“我去龙行洲,我去龙行洲,你可以先去那里等我们。”

红色小车搞明白我们的目的地之后,就前面开走了。

刘刚说,一个多月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管得严,小车跟在他的厢货后面寸步不离,全程监视,别说下车,连车窗都不让开。车窗上都贴着封条,想打开车窗往外吐口痰都不可能。相比之下,现在已经放松多了。

上海的疫情防控没有放开之前,只有运送急需的生活物资的车辆才能进出上海,进上海时,车门车窗都要贴封条,为的是怕司机被上海人感染;上海的货车司机出上海时,车门车窗也要贴封条,为的是怕上海的司机感染外地人。

我的肚子越来越不舒服,憋得汗都下来了。我知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但路在哪儿?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如果拉在裤裆里,那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呢?想想有的大货车司机,外面贴着几十个封条,好几天都无法下车,吃住都是驾驶室里,他们都是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不敢想。

刘刚按照导航的指引,七转八拐,终于开到了龙行洲的大门外。那个跟踪我们的红色小车也不见了踪迹。刘刚跟保安喊,是上海那边来拉货的,保安就把门打开了。在院内等了十几分钟,来了三个男人,天热,他们都没戴口罩。

有一个男人开着叉车准备装货,刘刚跟我说:“我的车厢他们开不好,我得下去。”他摇下车窗,把头伸出窗外问他们:“我可以出来吗?”

有个男人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儿,出来吧。”

刘刚把车窗开到底,身子探出去,不行,翻不出去。又缩回身子,再把腿伸出去,还是不行。他长得太胖了,圆滚滚的,跟个石磙差不多,两条腿又粗又短。他干脆趴在车窗上,伸手小心地把封条抠开,打开车门,跳下车去。我问他我能下去吗?他说可以,也从这边下。

| 刘刚在帮忙装钢管(作者供图)

我抽了些纸,戴好口罩,从他那边快速爬了下去。我不敢去厂里的公厕,怕万一给大家传染上病毒可怎么办。找了好久,才发现池塘的另一边有一片玉米地,很茂密,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如此看来,车到山前必有路是真的。

装了几捆钢管,装好之后又测量、盘点。将近10点我们才离开。

关好车门之后,刘刚又把上半身伸出车窗,小心地把封门条贴好,用手掌仔细地拍了又拍,转回头笑嘻嘻地对我说:“还是原装货!”

回程的高速路上,有几个环卫工拖着大编织袋,捡拾那些装着黄色液体的塑料瓶子。天气炎热,他们的衣服都汗湿了。

从太仓回上海,啥也不要,一路畅行无阻,也没人检查车门上的封条是否被抠开过。回到上海那边的公司,有几辆大货车在门口等着卸货,我们也等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货卸掉,完成了一单生意。

此时已经是中午了,刘刚把车开到老地方停好,请我吃了一顿午饭。刘刚打开手机笑着向我展示,600元的运费已经到账了。这600元“运满满”没有抽成,全是刘刚的。

吃过午饭,回到停车的地方,刘刚坐在马路牙子上,打开两部手机,一部登录“货拉拉”,一部登录“运满满”,看了好多,没有一单合适的,运费太低了,平台还要抽成。有好多运单是往返上海和江苏之间的,而上海和江苏之间好多路都封了,还得绕高速,不但要付过路费,还要跑好多冤枉路,刘刚轻易不敢接。

刘刚不是货运平台的会员,每天只能接两单,每单平台要抽走15%的“信息费”。有好的货运信息了,平台都是先提供给会员,只有会员不要的,才轮到非会员接单。刘刚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办个会员,初级会员和高级会员作用不大,只是可以无限接单,“信息费”也不少收;要办就办超级会员,优先接单,也不收“信息费”,可超级会员的会费是每月1099元,每天无论出不出车,都要出30多元的支出,想想也是肉疼。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车主也过来了,他有一辆8.2米长的厢货,跟刘刚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聊天,抱怨油贵,报怨运费便宜,报怨平台抽成太多。大家商量一番,打算去看看从上海嘉定到江苏太仓国道上的关卡通了没有。刘刚领着我们走向他停在阳光炙烤下的白色轿车,车内像烤箱一样,车座皮革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儿。车座烫人,我们三个像三块鱿鱼肉,一下被摊贩用铲子摁在了铁板上,烫得滋滋冒油。车内的味儿还没散,刘刚就关上车门,打开了空调。

只有几公里,很快就到了。上海葛隆公安检查站外立着一块大牌子,上书:“货车禁止通行。”小汽车是可以通行的,有个瘦瘦的长发小伙子在检查进入太仓的人员的核酸码。8.2米车车主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刘刚说:“我也没看出来。”

小伙子只查验了刘刚一个人的核酸码就放我们过去了。又往前走了几百米,到了太仓这边的检查站。工作人员问我们要通行证,刘刚说:“我们不去太仓了。”

我们前后有一大半货车都因为没有通行证而被迫调头返回上海。再进入上海还要查核酸码,刘刚说:“我们是刚调头回来的。”就放我们进来了。

刚走了几百米,又看见对面有两辆大货车往太仓方向驶去。刘刚说:“哎——他们怎么能过?我们刚才只看牌子上不能过就走了,也该问问检查站的人。”

刘刚又调转车头,跟上大货车,哪知大货车走到检查站却被拦住了。大货车主很生气,摇下车窗大喊着跟检查站的人理论:“病毒主要是人跟人之间传播,货物之间又不传播,现在坐人的小车能过去,拉货的大车却不让过,这是什么道理?”

理论无用,他只能恨恨地调转车头,去绕道高速进入太仓。

刘刚和8.2米车车主看到同行投机取巧不成,都笑了。刘刚说:“这两个家伙,还想走近道,乖乖地去走高速吧。”

走到沪宜公路和宝钱公路的交叉口,刘刚说,我再去看看昆山那边通了没有。

8.2米车车主说:“肯定没通。这两个检查站离这么近,封一个通一个,那不等于没封吗?”

刘刚说:“反正也接不到合适的单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去看看,万一通了呢。”

出乎大家的预料,昆山这边的大通公安检查站空无一人,随便进出,好像疫情根本不存在。两人嘿嘿笑起来,刘刚开心地说:“放开了,完全放开了!这下好了,可以放心接单了。”

刘刚放慢车速,兴奋地掏出手机拍他毫无阻拦地通过大通公安检查站,并配音:“兄弟们,我给你们探路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昆山这边完全通了,啥也不要,连核酸码都不看了,快准备接单吧。”

刘刚准备调头返回,接单干活。8.2米车车主说:“这真奇怪吔,太仓不通,昆山通了,难道太仓跟昆山之间封了?”

刘刚说,那咱们去看看。刘刚又顺着昆山那边的沿沪大道往太仓去。沿沪大道边的围栏还没拆除,围栏上架着铁丝网,令我联想到深圳和香港的边界。前一段疫情封控时,我在上海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经常可以看到沿沪大道的围栏后面,每隔几十米就坐着一个看守人,以防止上海那边的人翻过来。

昆山和太仓两市之间没有任何拦阻,我们顺利地进入了太仓,绕到了太仓检查站的后面。刚才还那么难入的太仓,现在轻而易举地进来了。

刘刚笑着说:“那检查站的人会不会很奇怪,刚才明明看见你们三个人走了,不大会儿的工夫怎么又绕到后面来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问,只看了刘刚一个人的核酸码,就放我们进入了上海。他们两人笑着,摇着头说:“想不通,我真想不通他们这样搞有什么用。”

| 沿沪大道边拉起的铁丝网(作者供图)

回到停货车的地方,刘刚在货拉拉上接了一单,420元,平台抽成50元。这一单没什么油水,可再不接,这一天就接不到单了。

这一次是去太仓拉8吨货到嘉定。如果不是疫情封控,直接从太仓检查站这边过来,那就只有19.6公里,还是有利可图的。可从昆山绕道,就要40多公里,来回近百公里。单是油钱就得150块左右。平台抽成和油钱先去了一半,如果再扣除各项可能产生的杂费,能剩80块钱就不错了。刘刚今天共收入1020元。

听起来也不少,但开大货车,各种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比如扣掉平台抽成、过路费、饭钱、油钱、保险费、磨损、折旧(他这辆二十来万的新货车,每年光是折旧就达3万左右),再加上偶尔被交警罚点款,补个轮胎,换个零件啥的。有时候车坏在半路,一方面修车要钱,货物没按时间送到,货主还要扣钱。如果再倒霉,走到半路车翻了,货物再被高速两边的村民抢了,那就会赔得连裤衩子都没得穿。

上海疫情封了两个多月,刘刚总共也没跑10单,还赔钱。一辆大货车放一天不动,都要折掉不少钱。所以,一个货车司机每年到底能收入多少,怕是连一个多年的老司机也没法算清楚。

从昆山过来的一路上,我们一辆货车都没遇到,刘刚很兴奋:“我不会是第一个从这边过的货车司机吧!”

到了目的地,我见公司对面有家小卖部,就戴好口罩,去买了两大瓶冰红茶。刘刚的车座后面还有一个小床,小床上放着几桶方便面、几瓶纯净水。如果晚上无法赶回家,他就睡在这张小床上。刘刚用左手摸着小床上那几瓶已经被太阳晒得温热的纯净水说:“这还不热呀,还能喝的,你花那钱做什么?”

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右手接过去,拧开,“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露出很享受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一个秃头男人开着叉车来装货。一个托盘上的铁件堆了1米多高,看上去非常沉重,托盘被小心地放上去,车厢被压得发出“吱呀吱呀”的惨叫声,车厢侧歪了不少。连着放上三个托盘,车厢已经明显倾斜了。我担心车厢翻过来,忙躲开很远。

装好这一边,刘刚把侧厢板放下来,扣好卡扣。秃头男又在对面装了三个托盘,车身这才正了过来。刘刚手扶着墙,上衣都汗透了,边看边说:“早知道这么重,我就不来了,这根本不止8吨货。我还得过高速,老板你再加几个钱儿呗?”

秃头男笑而不语。装完之后,他问刘刚是否能把另一个托盘带到一公里外的仓库,刘刚拒绝了。

回来要爬一座长长的桥,发动机发出沉闷的吼声。想到近期高昂的油价,我感觉刘刚口袋里的钢镚儿在不断往外哗哗流淌。刘刚想从太仓那边直接进上海,就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向几个司机朋友咨询,货车是否能从太仓直接进入上海?但朋友都说不清楚,让他自己试试看,大不了再调头回去。刘刚考虑了一下,说:“算了,还是从昆山绕过去吧。”

我问:“从昆山这边绕道和走高速哪个更远?”

刘刚说:“都差不多,从昆山这边走可以省20多块钱的过路费,一来一回省50块钱左右。”

进入嘉定保税区,工厂的厂区很大。刘刚叫我下车,我们两人在门卫处登记,查看核酸码,之后才获准进入。卸车时,我去了趟厕所,从厕所出来,无意从旁边的小门走进车间看了看。车间里很吵,机器臂不停地伸缩焊接,发出吱吱的噪声,车间里迷漫着淡蓝色的电焊烟。电焊车间没法装空调,车间比外面还热。相比之下,我刚辞职的天窗厂简直就是天堂。

一个中年妇女热得受不住了,就来到车间外面喘口气。她浑身是汗,脖子和脸通红,不断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满脸的疲惫。

这家工厂一年四季招工,中介总说,活不重,有机器人焊接,工人只做些辅助工作,很轻松。一些专家也经常在媒体上为工厂发声,说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也不愿进工厂,应该想办法把年轻人弄进工厂。可是这里的小时工每小时21块,做8个小时只有168块钱,除了这点钱,没有其它任何福利。每天就是不干活,只来车间里坐着,听8小时吱吱的噪声,呼吸8小时有毒的气体,拿168块,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这里吗?

刷短视频时,看到一个记者在深圳火车站采访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嫌深圳工厂的活儿累,工资低。他听说上海的工资高,因为上海疫情很多人回老家了,工厂招不到人,一个小时30多块钱。他已经买好到上海的火车票,就准备来上海挣高工资了。

我想这个小伙子可能要失望了,等来了上海他会发现,对于底层的苦力来说,沪深两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这些底层的打工者跟100多年前英国作家哈代笔下的低层穷人一样,他们每年也喜欢搬来搬去,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这些农田工人,总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是埃及,总老远看着别的地方是福地,到了他们搬到那个福地住下以后,那个福地自己就又依次变成了埃及了。”(编者注:摘自《德伯家的苔丝》)

第二单成交之后,刘刚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原本不应该再去讨扰,可我确实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原计划炖排骨吃,结果排骨卖完了,刘刚就买了几斤肉骨头。我买了一箱啤酒,刘刚抢着付钱,被我推开了。

刘刚和人合租在一个拆迁补偿小区的四楼,81平,两室一厅。房东多是镇上的农民,因为占地拆迁赔的房子,每家都有四五套,住不完,就拿来出租。几乎所有用来出租的房子都是毛坯房,水泥墙面,水泥地板。卫生间里只装了马桶和热水器,墙面和地板也是水泥的,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

刘刚从房东手里租下这套毛坯房,每月1600块。最初的几年,只有他们夫妇住。后来随着油价上涨,再加上疫情,钱越来越难挣,刘刚就当起了二房东。刘刚和妻子住主卧,把次卧租出去,月租400元。后来刘刚又买来石膏板,把客厅隔成一间房,每月600块租出去。

厨房也很简陋,只装了一个洗碗池。靠墙摆着一个碗柜和两张木桌。刘刚占着碗柜,两个租户各占一张桌子。住次卧的小伙子也是货车司机,他还没结婚,不用养家糊口,所以舍得花钱,每天都在馆子里吃,吃完再去网吧玩到很晚才回来睡觉。他从不做饭,桌子上啥也没有;刘刚两口子经常做饭,桌子上的瓶瓶罐罐最多;住客厅的男人在一家汽配厂的流水线上打螺丝,厂里管饭,他平时也不做饭,只有星期天,老人带孩子来玩时做几顿饭。

刘刚的妻子张梅,是我堂姐,大我1岁。她是我婶子抱养的姑娘,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婶子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听村干部说只生一个好,就去结扎了。结扎之后才发现,我们村子里每家都是几个孩子,她又后悔了,就去抱养了一个女娃,这个女娃就是张梅。

张梅中等个,圆脸,一双大眼睛,也挺好看的。见人还没说话,先是一脸的笑,就是皮肤有些黑,那是晒的。她很勤快,天天帮家里干农活儿、放牛、打猪草,不黑才怪。读小学的时候,她的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到了初中就不行了。再加上婶子也不是特别支持她读书,所以读完初一她就辍学了。

20岁那年,媒人把她介绍给了刘刚。两人是小学同学,张梅和刘刚的妹妹也是好朋友,大家都知根知底。那时的刘刚虽然个子不高,但远没这么胖,还算好看,张梅也就同意了。自从她结婚之后,我们有10多年没见面了,她今年也41岁了。

| 刘刚在炒菜(作者供图)

刘刚抬腕看了看表,估摸着张梅下班了,就给她打电话,让她带包烟回来。肉骨头难炖,到8点15分,刘刚才开始炒菜,又过了几分钟,门锁转动,张梅回来了。

我起身笑着跟她打招呼,她愣了一下,还是一脸的笑:“唉呀,你怎么来了,好多年不见了,这要走在外面我都不敢认。”

确实,我变了很多,她也变了好多,皮肤变白了。在我的想象中,她应该变成了粗壮的中年妇人,然而并没有。刘刚问她买烟没有,她笑着说:“忘了,你每天吸那么多,不会少吸点儿?”

张梅已经在厂里吃过饭了。她帮着刘刚做饭,把炖好的肉骨头倒在大瓷盆里。我问她上班累不累?她说很累,每天12个小时,但有两个儿子要养活,不干又没办法。

住客厅的男人回来了。有40来岁,秃头。可能是在厂里洗过澡换过衣服了,穿得干净利索。刘刚邀请他喝几杯,他径直回屋,摆着手说:“不喝,不喝。”张梅问他,放在他那边阳台上的花浇水没有,他说浇了,每天都浇。张梅就去阳台上看了看,说花长得不错。刘刚和张梅再邀请他喝酒,我也起身让他,他就过来坐下了。给我递烟,我摆手谢过,他就和刘刚抽起来。

张梅去洗澡了,刘刚拿过一只碗,挑了块最好的肉骨头放到碗里,给她留着。张梅洗过澡,换了睡衣,脸上贴着面膜。刘刚和房客不停地抽烟,左手夹着烟,右手端着酒杯。喝口酒,夹口菜,咽下后再抽口烟。一顿饭的工夫,他们每个人面前的水泥地上分别丢了七个烟头。

张梅说:“你以后别抽了,把烟戒掉。”

房客说:“你见过不抽烟的货车司机啵?”

张梅说:“那肯定有。”

房客说:“谁?你能说一个出来啵?”

张梅想了想,没吭声。说完,房客又递给刘刚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吃过饭又聊了会天,刘刚说他又被扣分了。房客说,扣分正常,哪有开车不扣分的。张梅又想起来,说一天早上,刘刚开车带着她,停在路边吃早餐,就停了一会儿,被扣了2分,罚了200块钱。出去买2分要400块,“一顿早餐花了600块呀,心疼死我了。”

将近10点了,我起身告辞,房客也回屋睡了。刘刚起身送我,我说不用,他执意送到楼下。他把白背心卷到胳肢窝里,撅着圆滚滚的肚皮,好似怀胎三年。我伸手拍了拍,硬邦邦的。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刘刚,刚才房客说他的驾驶证有12分,想找中介卖掉,估计能卖8000块。我没有驾照,也不懂怎么买卖分数,可刘刚买1分才200块,他的12分如何就能卖8000块呢?

刘刚说:“他不懂,我也懒得跟他争论。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想着咋搞钱,与此无关的都跟我没关系。”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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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舍 郎

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同学麦娜丝》(2020),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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