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护劳动权益报告（2010-2023）第二章：欠薪、欠社保/公积金

在各类医院医护抗议中，医院欠薪、欠社保/公积金是诱发集体行动的最主要原因，共录得62起事件（占总数45.9%）。这些事件有近六成发生在民营医院，约三成发生在公立医院。（由于公积金案例属于少数，以下简称欠薪/欠社保）

2022年5月，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会长余小宝表示，疫情以来已有2000多家民营医院破产倒闭。疫情冲击（人次减少、需要承担额外防控工作）是造成民营医院倒闭的重要原因。不过，从中国劳工通讯2013年开始收集的医护人员讨薪抗议可见，民营企业欠薪、欠社保并非最近才开始，只是近年民营医院的经营更为艰难，于是倒闭欠薪情况更广泛。民营医院欠薪的原因一般包括经营不善、医保没开通、资金断裂、倒闭。有些负责人直接承认欠薪，指医院没钱，建议工人走法律程序。

另一方面，二级公立医院因债务和财政问题累积导致的欠薪、欠社保事件也是集体行动的重要来源。根据《202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20个省份医疗盈余为负，占比62.5%，较2019年增加56.25%。四成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出现亏损。约50%二级医院的资产负债率超过五成。三级医院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4%，与2019年基本持平。国家卫健委认为，盈余减少是由于医院加大防控投入、运行成本增加，同时收入减少。

医院欠薪/欠社保是诱发集体行动的最主要原因，其中民营医院的情况长期较公立医院严重，有七成来自这些医院。因此，本章将首先探讨民营医院的抗议事件，在后半部则讨论公立医院抗议事件。

疫情冲击下，民营医院大规模倒闭时的抗议

由2021年起，中国劳工通讯的求助地图录得5起涉及陕西天佑医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佑集团）的欠薪求助事件。该集团是中国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医疗产业集团之一，现时总共拥有包括儿童医院、妇科医院、美容医院在内的7所二级专科医院，以及4所儿童门诊机构。天佑集团的欠薪事件，将用作本章探讨民营医院经营模式和劳工问题的主要案例。

2021年3月，西安雁塔天佑妇产医院的员工在微博求助，表示医院拖欠工资、不与员工签劳动合同、故意不给员工交五险一金、恶意调岗逼迫员工辞职。对此，院方不但不给员工说法，还想劝员工不要走劳动仲裁。

6个月后，天佑集团另一家在西安的天佑儿童医院亦被员工投诉从1月起便开始拖欠工资，9个月以来只发了3个半月工资。员工在微博表达担忧，指“医院对自己员工都这样，更何况对患者、对患者家属了，医院没钱就会导致缺药、少药、医生或员工对患者不负责”。

天佑集团医院欠薪情况一直未有解决。差不多一年后，2022年7月9日，求助地图再收录到1则消息。西安雁塔天佑儿童医院、妇产医院多名在职或离职员工投诉，扰酿多时的欠薪问题仍未获得妥善处理。“有人反映拖欠3万多元，有人反映拖欠14万多元”。西安市雁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依法受理28起天佑儿童医院拖欠工资案件，12件案件已结案，16件正在处理中。雁塔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表示，将严格按照行政执法程序执行，全面排查天佑集团旗下所有公司欠薪隐患。

7月20日，网上一则视频显示，蒲城天佑儿童医院的护士受访，指医院在当年2月28日宣布全面暂停诊疗服务，但仍拖欠43名员工33.9万余元工资。据报道，天佑医疗管理集团曾书面承诺，欠薪将分3次发放。但由于此前也有类似承诺但未兑现，因此引来员工质疑，希望能尽快拿到应得的工资。

求助地图最后一则有关天佑集团欠薪的事件，发生在2023年2月。一名西安天佑妇产医院离职员工向记者表示，他仍被拖欠离职半年的7个月工资。受访的陈先生尝试以法律途径解决，但效果不彰：“2022年3月，我起诉医院要求支付我2021年的工资，后来经过法院协调，给了我3个月的工资。2022年12月，我再次起诉医院要求支付我2022年被拖欠的工资，目前还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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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天佑医疗管理集团的欠薪事件一直延续了超过3年。民营医院完全自负营亏的经营模式，使它们深受疫情的市场收缩所冲击。该集团的负责人曾向《华商报》承认，员工反映的医院拖欠工资的事情均属实，目前集团经营困难，存在大量员工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三年以来，受疫情影响特别大，多家医院难以维持，但是作为医疗机构，也没法关门了事。” 负责人又表示，现时医院只能等投资商注入新的资金，否则就只能破产重组，变卖资产偿还工资，“个人确实无法承诺任何人解决工资问题”。

天佑集团医院的经营压力，也令医生滥收费、以夸大病情来增加病人开支的问题十分严重。2022年7月，《时代人物杂志社》的报道揭露天佑妇产医院医生哄骗病人做额外的手术，使最后缴付的金额超出原来八、九倍有多。该病人原本被诊断出子宫内膜粘连，需要进行手术。过程中，医生不断诊断出新的“病症”，包括宫颈糜烂，小囊肿等问题，又用恐怖的照片诱导病人选择价格更贵的治疗方案。实际上，这些医生诊断出的新症并不需要作手术和治疗。更令人震惊的是，虽然病人全部付钱解决所谓的“病症”，但医生竟然没有治疗原来的宫腔粘连问题，额外治疗还可能对病人产生二次损害。该文章辑录了同样遭遇的患者对该医院的投诉，可见威吓和哄骗病人付费的情况并非孤例。

天佑集团医院的欠薪情况，令员工陷入财政上的困境。医生们为了弥补收入短缺，还造成损害病人健康的事件。对于这些问题，政府部门的位置一直是事后跟进，未能做到优先保障员工工资发放，控制欠薪的范围和严重性。蒲城天佑儿童医院欠薪事件中，蒲城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和警方对天佑集团作出调查。该医院亦被发现门上张贴多份蒲城县人社局发出的《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天佑集团又在7月初发出《关于蒲城天佑儿童医院员工剩余工资发放计划》的书面承诺，但仍然未有平息工人的不满和担忧。即便员工转向法律途径解决欠薪问题，情况仍然是一拖再拖。

天佑集团的欠薪向我们展示了，在没有员工的持续监督和预防机制，政府部门对民营医院欠薪的事后跟进和协调效果十分有限。不过，工人没有太多应对欠薪的选择。天佑医院在各地分支医院虽然有成立医院工会（例如上海天佑医院有工会及党支部书记，陕西礼泉有天佑医院工会委员会），但医院工会未能在矛盾还未爆发之初便及时介入，代表职工的利益与管理层交涉，阻止事态恶化。最终，员工只能依赖政府部门在情况恶化后补救。

一些陷入欠薪的民营医院在疫情前就有管理不善的问题。疫情下，医院的楼层被封闭，又进一步减少了医院收入，加剧营利性民营医院的营收压力。

例如，2020年9月，四川省沐川县的沐川中医医院遭员工指控拖欠工资。沐川中医医院是一所按照二级医院标准兴建的营利性民营医院，2018年10月投入运营。据《封面新闻》报道，这是一家综合性医院，本有内科、外科、手术室、急诊科、门诊部等多个科室，但是至2020年9月，只有外科和手术室还在勉强支撑，其他科室基本上均已关闭，原本184名员工，也只剩89人。医院从2018年11月开始就没有全员按时发工资，至2020年更严重，9月时共拖欠工资约230万。另外，医院从2019年6月开始欠交员工社保，共欠款79万余元。

医院法定代表人黄国江表示，2019年由于医院融资未果，拖欠了一个月工资，2020年则主要受疫情冲击导致欠薪。疫情期间，住院部2楼和3楼被封闭，并对医护人员通道、病员通道及污物转运通道进行大幅度改造，令正常诊疗业务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大部分科室被封闭，不仅导致营利效益下滑，更产生医护人员拒收病人，以及频繁与病人发生口角的事件。长此以来，病人越来越少，继而造成经营收入越来越低，工资发不起的恶性循环。

与天佑集团欠薪的情况一样，沐川中医医院在此事中基本上没有优先解决欠薪问题，而是让问题不断累积，最终拖欠的工资已超过200万元，医院无力支付。假如医院有工会可以代表工人与管理方谈判，了解医院的财政状况，便可以订立计划优先确保工资支付，保障工人的利益。例如，工人可以通过协商订下医院支付工资的最后限期，假如工资在限期后仍未支付，则视医院无力营运该服务，要有计划地赔偿被裁减的工人。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欠薪款项累积，对医院和工人双方均有好处。

沐川中医医院欠薪情况的恶化最后要由政府介入处理。针对2019年该县经营状况转差，2020年初县政府介绍了一家企业向其借款200万元，以结清2019年拖欠的工资，事实上只是将债务转移。到了2020年，医院又再拖欠工人工资，县政府对其作出每月15-30万元的补助。不过，该院最后仍然要在当年9月走到破产重整的地步，可说是医院、工人和政府三输的结局。

二三级公立医院债务堆积，欠薪欠社保

虽然公立医院不按赚取最大利润为经营目的，但在中国的医疗改革下，它们脱离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和国企拨款的基础，需要面对竞争患者的压力。另一方面，财政拨款占收入的比例也从1980年代开始不断减少。1980年，政府财政拨款占公营医院收入60%，到2008年只剩不多于25%。根据《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在2009至2019年，公立医院每年收入只有7-10%来自政府财政拨款，2020年因疫情而来的支出增加，财政拨款比例才达到16%，2021年又回落至12%。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立医院要更依靠患者医保及个人付费作为收入来源，而扩张是许多缺乏竞争优势的医院的战略。

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一家第三方医院评价机构）的主任指出，“先做大，后做强，再做强大。这是2010年以来，许多没有竞争优势的医院，采用扩张战略的基本逻辑。这种医院自主型扩张，也有人把它称为盲目扩张。”在医院看来，规模的扩张和升级，能带来更大容量的接诊能力，当业绩高速增长时，能给医院带来更高的营业收入，随之而来是举债建设（特别是地方财政投入不足时）。

不过，当一个地方多家医院同时扩张，整体医疗资源和服务的竞争更加激烈，医院的债务可能无法偿还。加上疫情下诊疗人次下降、收入减少，一些属于第二、三梯队的医院债务危机便爆发，导致整个资金链断裂。建设款、设备款等应付款无法偿还，欠薪欠社保层出不穷。

2021年河南睢县中医院职工讨薪事件很能反映县城公立医院的困境。2021年1月16日，上千名睢县中医院的医务人员到县政府上访，希望解决“长期欠薪”问题。睢县中医院是一所二级公立医院，自2019年5月开始没发放绩效工资和奖金，部分职工的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长达8年没有缴存，医保、生育保险也被封锁。2020年2月，医院还动员医护“自愿”借贷，收集各科室医护的身份证向银行借贷，贷款之后才发工资。

3月17日，睢县中医院大规模裁员600多人的消息再引起了员工以至互联网的激烈反应。员工们在网上表示，大多数被裁人员，毕业后就在医院工作多年，最后却被医院“抛弃”了。这些员工大多在医院工作了四、五年，但医院没有为其办理人事代理编制，因此属于工作稳定性最低的员工。员工也表示，“当时即使签合同，也只是签个名字，合同中无内容，也无就职时间”。因此，这些员工成为了院方拖欠工资、绩效、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的主要目标。由此可见，睢县中医院上访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落得被解聘的下场。

3月20日，网信商丘公众号公布了一份《关于睢县中医院推荐人才改革有关情况的说明》，表示“没有人事代理手续人员全部辞退”一说只是误解。《说明》表示，针对没有人事代理手续的人员，将通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程序聘用；分流充实到县乡医疗机构；调到县中医院后勤服务岗位；由县人社部门培训，推荐就业渠道，实现再就业。问题是，这份《说明》并没有阐明各种员工流向的比例和数目，反而坐实了员工确实有被解雇、转岗、分流的情况。

睢县中医院欠薪欠社保背后是大规模扩张与堆积债务。《八点健闻》指出，2020年河南睢县的户籍人口89.12万。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县床位规模在1600张左右较为合适。如今，中医院的床位数由400张增至1500张，而其竞争对手——县人民医院新大楼建成后床位达到1000张。两家之和，超出所需标准56%。

《健康时报》指出，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一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二级中医院的住院床位总数标准为80-299张；三级中医医院住院床位总数为300张以上。而睢县中医院作为二级中医院，它在新院区的1500张床位，规模已经远超国家的标准。

睢县的例子里，除了医院本身有扩张的动机以外，政府的分级诊疗政策也为扩张之火添柴。据《健康时报》报道，在分级诊疗政策下（引导患者按照基层医疗机构、县医院及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的阶梯逐级就诊，避免三级医院过分拥挤），为实现人民“大病不出县”的目标，许多县级医院都有需要扩张，建立新院区，增加床位。这样的政策目标，进一步加剧了医院的扩张。

在睢县中医院扩张的过程中，医院2012年提出建设新医院计划，当年县政府财政收入仅为2.8亿元，但从公开信息显示，该投资总额高达9.65亿元。2012年，县政府无偿提供土地，过程中国家提供约两千万资金，省级配套200万元，余下资金（约9.23亿）则需向社会资本寻求。2011-2017年，睢县中医院营收连年增长，2017年收入高达3.5亿元。2017年该院还了5000多万元，但2018年开始，睢县中医院就不能按时还钱了。截至2019年底，睢县中医院还欠贷款7.03亿元，埋下了以后欠薪的祸根。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祝振华2021年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指出，“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建院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社会资本大多要尽快高额偿还的。”他认为引入社会资本会导致公立医院盲目扩张，债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直到无力偿还。

公立医院的竞争动机，再加上政府近年分级医疗的助力，使二、三级的公立医院引入社会资本盲目扩张，由此在财政方面造成的危机在疫情时表露无遗。

小结

民营资本所兴建的医院在过去的冒起，加上二三级公立医院的盲目扩张，为疫情期间的医院欠薪和欠社保等问题埋下了基础。当然，不少非一线城市在疫情间收入缩减，也加剧了公立医院的经营危机，造成频繁的欠薪裁员新闻。比如2022年7月21日辽宁省丹东市一医院数月未发工资曝光，其后网络上不少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医院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 8月15日，四川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宣布关闭。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则被员工投诉欠缴住房公积金。院方其后声称因先后5轮腾空院区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导致务收入大幅下降，而暂无财力为职工购买住房公积金。

这些事件同样显示了，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当曾经在前线劳累工作的医护人员出现欠薪时，有关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协调效果十分有限。这是由于通常员工集体讨薪和抗议时，欠薪问题和医院收入干涸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在天佑医疗集团的事件里，政府介入工人的讨薪、工人走法律程序，但欠薪事件仍层出不穷。在睢县中医院事件，被欠薪、欠社保的员工最后被分流和解雇，真正被聘用的人数完全未知。所有这些事件的结果，都指向员工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恒常处理劳动待遇，以及与管理层协商的组织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