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圳年轻人,尝试100种兼职,靠日入180元“活着”

发布日期: 2024-05-07
来源网站:www.163.com
作者:深圳微时光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工厂, 兼职, 零工, 深圳, 小时, 会展中心
涉及行业:制造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就业, 工资报酬

  • 钟晔通过尝试100种兼职生活,日薪160元到180元之间,反映了兼职工作的低收入现状。
  • 她的兼职经历包括重复性劳作,与工厂工作无太大区别,体现了部分劳动工作的单一性和辛苦。
  • 钟晔以及她遇到的其他做兼职的年轻人,因为收入不足或对未来的焦虑,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增加收入。
  • 在工厂工作经历中,钟晔面临着高强度的劳动和请假困难的问题,反映了一些工人的劳动条件较为恶劣。
  • 钟晔和其他年轻人的兼职经历,揭示了当前一些年轻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的多样化且不稳定的劳动形式。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图文无关

促使我联系钟晔的,是她在小红书上分享的那些五花八门,你意想不到的兼职工作:在公园里拔草,打磨菩提,训练机器人,游乐场发手环,清华博士讲座的充场观众,演唱会冒牌签名CD的售卖员……

在与钟晔碰面前,我把她的兼职经历,想象为一种好玩有趣的生活冒险。事实上,这些兼职在她眼里,只是逃离工厂后的谋生手段,“为了赚房租,养活自己”。那些我带着浪漫滤镜看待的兼职,没有几个是她干过一次之后,还想再干第二次的,“都是重复性劳作,跟工厂没有多大区别”。

去年10月份至今,钟晔一直靠不同的零工谋生,这些零工的日薪在160元到180元间浮动,她一个月工作26天以上,收入4000元出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你要问我现在存了多少钱”,她晃晃手机,“里面就300块钱”。

“每天要想明天的工作在哪里”,对钟晔来说,每日准点降临的求职危机感不是最烦人的,最烦的是,“当你找不到其他兼职的时候,你只能选择那个你最不想干的兼职”,她最不想干的兼职,是电话推销。

几个月来,钟晔在工作中结识了不少做兼职的女生。跟她的情况不同,这些女生在深圳有正式工作,但大都有“搞钱”的焦虑,“不是投资失败什么的,就是单纯的焦虑,觉得环境太卷,自己的收入又不够多,所以想利用周末赚点钱”。

五花八门的兼职

我最感兴趣的公园拔草兼职,是钟晔唯一一份中途跑路的工作。

这份工作地点在深圳海上田园,准确地说,这是一个旅游景点。她当天上午的工作,是把草地上装饰用的“假草”拔掉,工作时间早九晚六,报酬170元。

这份看似“田园”的零工,做起来并不轻松,蹲下、站起、再蹲下、再站起……不停地重复这套动作,干了半个小时,指甲里全是尘垢,那天她没吃早饭,站起蹲下重复了一个小时,刺目的阳光下,她感觉头晕目眩。于是,跟身旁两个小姐妹打了声招呼,她“工资都没要就跑了”。

景区拔假草(钟晔供图)

做零工时间久了,渠道越来越多,钟晔有机会挑拣一些相对轻松的活儿,前几天,她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以下简称会展中心),同时干了两份兼职,一份兼职要求她背着仪器,监测展会中的人流数量,她觉得过于轻松,又在现场找了一份发传单的兼职,两个活儿一起干,互不耽误。

到目前为止,她做过的时薪最高的工作,是在演唱会散场时卖假冒明星签名的CD,半个小时报酬80块。那天,“老板”拿着一个大包,背着折叠桌,趁着演唱会散场,逆着出场人流,带着她挤入出口附近的通道里,在那儿摆起桌子,穿上工作服,挂上工作证,冒充演唱会的工作人员,向粉丝们出售带有“明星签名”的CD,“其实是他找人签的”,一张CD售价200元,生意很好,来往经过的粉丝们不吝为偶像“买单”,“这钱挺好赚,不过是灰色地带”。 好生意持续了一二十分钟,就被赶来的保安直接掀了桌子。

在钟晔印象里,比较有意思的工作,是去小学做体测监考,测试孩子们的跳绳成绩。一二年级的学生,有些还不太会跳绳,站在那儿哭了,她得蹲下来宽慰半天,“感觉还是挺好玩的,很可爱,反正不是自己家孩子”。

在她做过的零工当中,“充场”算是最轻松的工作。 展会、论坛、讲座等活动,需要看上去更加热闹火爆,这带来了数量可观的零工机会。“充场”需求最多的是展会,一个人进入展览场馆,在里面转俩小时,可以赚30块钱。

钟晔做过清华博士和某商业大佬讲座的“充场”,她在网上查过,那位商业大佬的课程,收费高达8.8万,“算是免费上了一节课,不过对我没啥用”。最近,她还接了一单5月份某演唱会的充场工作,“它需要500人来充场”。

做零工这半年,她结识了不少年轻人,其中有几名男生,近两三年都在以各种零工谋生,女生当中,像她这样以此为生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利用周末赚些小钱。

最近她认识了一名2002年出生的女孩,近几个月也在以零工维生,“她干的活儿,比我有意思多了,一般在市中心,什么西西弗书店的活动,小红书的线下活动 ,我住得偏,都没接触过这些兼职”。

钟晔在做零工时,认识一位写网络小说的女生Q。Q去年开始专职写网文,每个月花5天时间做兼职,为的是给小说写作找灵感。钟晔对Q的主业很感兴趣,特意问对方赚不赚钱,可惜“她死活不说”。

在会展中心,钟晔结识了一位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女生A。A在深圳有一个学期的交换学习,也会利用周末时间做兼职,“那天做的也是160一天的工作”。让钟晔羡慕的是,A的外语水平很高,曾做过一小时一千元左右的翻译兼职。

在零工市场,外形条件好,掌握一门技能,就能获得薪酬更高的兼职机会。比如礼仪、模特、翻译。不过,礼仪这个门类,报酬也在逐渐降低,最近她在一个招聘启事上看到,礼仪的日薪降至250元,而在以前,礼仪的日工资可以达到500元。

会展中心里的海量零工

钟晔的大多数工作机会,来自会展中心。一个展会,可以提供名目众多的兼职机会:

最近一个玩具展上,她穿上玩具服扮演玩偶;食品展上,她在展位上切试吃的肉丸;茶博会上,她负责洗茶杯;电子展上,她给机器人投喂垃圾,训练它的清洁能力。除此之外,发传单、扇子、纸巾、手提袋,拉参观者去展位参观,邀请人扫码进微信群,请人填写调查问卷,监测现场人流量,都是兼职的机会。

钟晔的第一份兼职,是在一个卖肉丸、香肠的展位前,负责把香肠切成片,分给试吃的人群,从早上9点站到下午5点,日薪180元。那个展会出奇地热闹,展位前等待试吃的人流络绎不绝,她手不能停,中午没有时间吃饭,老板让她用香肠、肉丸充饥,站了四天,“干得快要吐了”。后面两个月,走路超过1公里,她的脚板就发软。

钟晔参加的食品展相对较多,她观察,多数参展商的目的,是在展会上卖出更多东西。她听好几个老板抱怨过生意不景气,“有的说,在上海的展会一天卖几万,这里一天一万都没有”。在会展中心,一个展位日租金5000元,“有的一天就卖5000块”。

参展商生意不好,钟晔和小伙伴们挣钱机会也会相应减少,有些老板参展前一两天,销售额均不见起色,“就急了,一急就要削减我们的兼职人数,我们就失业了”。

钟晔印象中,生意最惨淡的老板,是一对从韩国飞过来的东北夫妻, 两人在韩国定居20多年,在当地做海苔生意。海苔是从韩国运过来的,单运费成本就不是笔小数目,夫妻俩展位上的生意不好,“一天就卖了5000块钱”。老板生意不好,心情也很差,有两次因言语不和,差点跟现场的保安起冲突。

大巴车指引,是从会展中心延伸出来的另一类零工。“有些参展的人,逛完了展会,要去参展商东莞、惠州的工厂参观”,作为大巴车引导员,钟晔需要在酒店的特定位置守着,给客商们指引吃早餐的方向、早餐吃罢坐大巴车的方向。

各种展会上,能找到很多薅羊毛的机会。像在玩具展上,钟晔领到了好几个免费毛绒玩具,很多参展商在展会最后一天会打折促销,她最喜欢逛食品展,与我碰面时,她刚从一个食品展上离开,双肩背包里装着她抢购来的不同口味的鸭脖。

当代年轻人的“活着”

做过的零工形形色色,但它们在钟晔眼里并无本质差别,“都是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工作,对我来说只是谋生存,跟在工厂没有太大区别”。

在此之前,钟晔在福永一间工厂工作了两年,“中间进进出出四五次”。每干半年,她就辞职“躺”一两个月“喘口气”,躺完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得再回工厂苦熬。

那间工厂三班倒,每月无休。工人每日上班11个小时,底薪是深圳最低工资,剩下的工资按工时计算,劳动法规定内的8小时,一小时13块,工作日加班,一小时20块,周末加班,一小时27块。

厂子里以女工为主,大都是已婚已育的女性,像钟晔这种,未婚状态还能在工厂熬两年的年轻女性,她找不出第二个。

背着养家的压力,“姐姐们一年到头都不休息的”。钟晔每周要想尽办法请一天假。请假很不容易,她最常用的借口是生病,去附近社康,谎称身体不舒服,从医生那里弄一张病假条,再回去跟组长请假。 组长对此很反感,每次碰到她请假,对方要抱怨好 几句,“你怎么又来请假”,“这个月你请了多少假”……

“我不理他,太累了”,工厂夜班尤其折磨人,晚班工人从前一日晚8点上到次日早8点,中间休息8个小时,下午4点再到工厂,一直上到夜里12点。

工厂的生活令她绝望,“看不到头,又没办法逃离,只能一遍遍哄自己,再忍忍,再干一两个月就辞”。

2018年从广州某技校毕业后,钟晔做过跟单助理,客服、酒店前台,其后就辗转在珠三角的工厂里,干几个月,“躺一阵子”,再进工厂。她不是不想进写字楼工作,只是进了写字楼,能做的也是客服、前台等“打杂”工作,“是没有办法在公司站稳脚跟的”。

钟晔没法安然接受目前的生活状态,“只能说过一天算一天”。但跟工厂相比,至少精神上没有那么枯燥。跟写字楼里那些“可有可无”的职业比, 至少更自由一点。

钟晔老家在广州乡下,很多亲戚都在广州市内生活,家里人这两年也常催她回广州,“在广州进厂,跟深圳进厂有什么区别呢”,家人问她,他们以为她还在工厂上班。

“那肯定有区别,万一在广州进了厂,厂子老板就是我同学,那多尴尬。这种落差,肯定让你又难堪又丢脸”。这也是她来深圳生活的原因,广州熟人太多了,进厂、做零工,都让她觉得跌面子。

技校刚毕业时,钟晔在地铁口发传单,有一天看见同学一身职业女性装扮,走进了地铁口的一栋写字楼里,她“觉得不行”,迅速在一间服装公司找了份跟单助理的工作。

一年前,钟晔申请了国家开放大学的大专课程,专业是电子商务。她选择这一专业,并非出于喜欢,是认为能学到一技之长,未来能够“在公司立足”。“活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想干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钟晔在做零工时,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M,M大学毕业前,觉得所学专业用处不大,跟父母商量后,又花了半年时间专门学了另一门技术,现在M依靠那半年所学,找到了相对满意的工作。

钟晔羡慕M有主见,能在人生关键节点做出决断,她也很羡慕在清华读书的女生A,“人家多厉害,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我就从来没有努力过。”

决定来深圳谋生时,钟晔计划在工厂里忍耐两年,攒够5万块就回广州,学个能在社会立足的技术,然后再找工作。

两年过去了,她没有攒下钱。这半年,每月4000出头的零工收入,应付各种计划外的状况总是捉襟见肘,前段时间她做了牙齿根管治疗,花了一万五,她给奶奶分期买了一部手机,现在还剩600元没有还清。“因为钱这个事情,一直很焦虑”。

现在,她把攒钱目标降低了,“攒够三万块,拿到这个大专文凭,就回广州”。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钟晔为化名)

文丨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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