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丨《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

发布日期: 2022-06-16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分析或评论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作者, 研究, 文化, 群体, 孩子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青年学生/职校/实习生, 蓝领受雇者
地点: 上海市

相关议题:

  • 《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一书关注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和政治社会化问题。
  • 作者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结合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得出了多个核心结论。
  • 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身份标签,其童年经历和在城市生活时间长短对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
  • 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态度受到特殊事件和家庭经济背景的影响。
  • 国家无意识的政治社会化比政治课堂和媒体说教更有影响力,关键在于满足孩子对尊严的需求。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农民工子女生活在一个发展迅速的时代,他们在感受到社会变化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受着城市的洗礼和塑造。熊易寒教授试图将“认同政治”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联系起来,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其政治态度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形成了一套自主的底层文化?还讨论了他们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与内在机理,并试图将结论推广到其他群体。

作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选取了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上海市Y区在校生为主要调查对象,遵循“拓展个案法”的逻辑,将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具体采用文献法、内容分析、深度访谈、亲身任教参与观察以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探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首先,农民工子女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身份标签,其童年经历和在城市生活时间长短对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有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功能。其次,事件对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起着关键作用,而这些事件与他们的家庭经济背景紧密相关。再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形成了“反学校文化”,但并没有对主流价值观构成冲击。第四,国家无意识的政治社会化比政治课堂和媒体说教更有影响力。第五,决定社会干预效果的关键因素是满足孩子对尊严的需求。最后,作者认为所有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都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天花板效应”、“反学校文化”同样适用于其他底层儿童,“运作性认同”也可能适用于地位不稳定、存在多重身份的群体。

本书围绕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和政治社会化进行讨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在2008年前后是农民工进城的高峰期,当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被忽视的,他们的政治身份认同问题也没有被重视,作者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率先开始关注起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并使用田野调查进行研究;其次,作者“滴水映世界”,通过微小而复杂的细节,勾勒出农民工子弟在走向城市生活时,既期待又担心、既憧憬又迷茫的心态;揭示出在城镇化洪流当中,农民工群体被边缘化、受到执法人员的歧视和不平等的对待,以及其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现状;用饱含情感的方式描写出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消解和同化。

从实践上看:首先,作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和意义。比如基于身份认同与特殊事件相关的结论,我们知道执法人员在实践中处理相关矛盾的时候要注意使用良好的语言表达,防止当事人因为这一特殊事件而对所有执法人员产生负面的评价。又比如,作者的研究结论表示,农民工子女即使进入了公立学校也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有的公立学校内,所有农民工子女都被安排到同一个班级,原本希望所谓“因材施教”,最后却形成了农民工子女所在班级被污名化的现象,这不禁让我反思分班制度的优劣性,将他们按照身份(即农民工子女)分班,这其中蕴藏的教育公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通过阅读《城市化的孩子》,我认识到想要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想法和生活体验,仅仅依靠几次访谈是绝对不够的,做田野调查就是要走进研究对象的群体,和他们一起感受和体验生活,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研究对象非言语的表达,这是冰冷的表格数字体现不出的人的行为和情感表现。

从情感上看:尽管作者希望用客观的文字写书本书,但他对孩子们的殷切关怀还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关爱才让本研究多了一份温暖和柔情,易于引起读者的共鸣,感叹社会的不公、苦恼现状的残忍、但同时又感恩人间的温情。

首先,在内容分析部分,作者采用命题作文和作业本作为分析对象固然可以针对性地测量农民工子女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看法,但是作文和作业本都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学生知道自己写的东西是要交给教师检查的,所以这些文字是否真的记录了孩子们的真实情感?是否有夸大迎合的情况?

其次,作者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都进行了问卷调查,但两所学校参与调查的人数却大不相同。在本研究中,作者对224位农民工子女进行问卷调查,但是只对27位上海本地学生进行调查,上海本地儿童的样本数量远小于农民工子女的样本数量。在样本量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是否会有偏差?而且只选取两所学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是否削弱了样本的代表性?

再次,作者提出农民工子女这个群体是一个同质性高的群体,因此试图通过个案来进行研究,但是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简单看作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忽略了他们的差异性真的合理吗?在第六章中,作者试图将关于农民工子女的结论推广到其他底层儿童身上,这样的推广是否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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