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女孩的伤心毕业季

坐在对面的HR没有抬头看杨静怡，手里不停翻弄着简历。其实也没什么可翻的，薄薄的一页纸，毕业院校不知名，没有证书，工作经验那栏只有实习经历。为了显得重视，杨静怡还是花了3块钱彩印出来。

两年无业，被问起原因，杨静怡说都在考研。对方一听脸色变了，皱起眉头。她赶紧补充道，考研也是提升学习能力的一种方式。HR不接话，转而问起她的家乡，黑龙江的省会是不是沈阳？

杨静怡听了来气，心疼被浪费的彩印简历。不到5分钟，HR就让她走了。面试公司在广州城郊的工业区，楼下货车往来，岗位叫外勤会计，其实是“跑腿的”，给公司注册商标，到税务局报税，接触不到账，月薪3000元。

脱产考研三战失败，求职受挫，24岁的杨静怡讨厌自己的本命年。在这个艰难的毕业季，她甚至不具备与千万应届毕业生竞争的资格。

一天前，她面试了另一个岗位。写的是财务助理，到了发现是“信息录入员”，工作内容是登记订货单、退货单。单休，无薪试用期4天，月工资也是3000。旁边有负责直播的人在开榴莲，HR问她，你能接受这个气味吗？

面试完，杨静怡走向地铁站，回亲戚家。6月的广州，打着遮阳伞也直冒汗，每天都得洗澡。老城区的楼房拥挤，不像在黑龙江老家待着舒服，饮食也过于清淡，杨静怡又开始想家。

这一个月里，她投了大约150份简历，面试了近10次，只收到过2个offer，除了直播卖榴莲的那家，还有个岗位——大小周，月薪2k，6个月才有机会转正，转正一年后才上社保。她拒绝了，对方有些不屑，“两千很好了，你现在没经验也没人要”。

此前，她从没想过找工作会存在困难。广州机会多，还有亲戚，她觉得一定要找财务类的职位，工资也要尽量高，必须是双休，有五险一金。真正开始投简历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限制——2020年，她从哈尔滨一所二本院校的财务类专业毕业，此后一直在家考研，工作经验为零。写在简历里的实习，其实“就是打杂”，根本没接触账。

来广州不到半个月，简历不断被拒，杨静怡降低了期待——可以不是专业对口的，单休也能接受，只要工资有四千。但她更加受挫：投采购岗，简历石沉大海；面试人力资源，对方觉得她性格太内向，不适合；去应聘前台，也被告知需要经验，“可能我长得丑吧”。

考研和求职的双重失败，让杨静怡的自卑蔓延到外貌上。这个北方姑娘其实长相标致，圆脸，大眼睛，妆容精致，有着近1.7米的身高。

三次考研下来，她确实长胖了20多斤，头发也“掉了一半”，还坐得腰椎间盘突出，但这些没有换回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她总结为自己的运气差。高考时比填报的一本大学录取线低2分，考研时离分数线差1分，最后一次考英语四级因为疫情延期到毕业后，她从大庆坐车赶到哈尔滨，紧张得在考场上哭了出来，最后还是差了10分。

和她有相似经历的二本女孩不在少数，自两年多前开始考研，刚好踩在疫情的时间线上。“普通”“平凡”，女生们这样形容自己和学校，希望通过考试证明自己，获得“成功”的通行证。

一个学设计的女孩三战考研落榜，在西安求职失败，加上私企遇到疫情冲击，她逐渐接受了父母长久以来灌输的观念：女孩子，稳定最好。她想应聘兰州一个偏远行政区的人才引进岗位，只要20人，却有大约500人报名。转到天水某县，只招一人的岗位报了50多人，大多是和她一样的外地女生。人才引进原本只需面试，但因为疫情和报名人数过多，小县城新增了线上笔试环节，她又被筛掉。

这些多次考研的人也无法作为应届生求职。四川宜宾一个“三战”失败的毕业生，被亲戚介绍去一家私立学校面试，学校以“非应届毕业生”为由拒绝了她。给教培机构投简历被拒，理由则是工作经验不足。

卡在校招和社招之间的第三年，杨静怡连月薪3000元的会计工作都找不到。二本的学历有时又过高了。刚来广州时，亲戚想推荐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工作，是国企，三班倒。她一口回绝。后来找工作不顺，她再想去，发现要大专生，本科的不要。

每天早上一睁眼，她就感觉难过，“贼想家”。但刚出来就回去“太丢人”，父母也阻止了她，说受了挫折才能融入社会。

没有面试时，杨静怡一早出门，坐四五十分钟的地铁到广州图书馆学习。周末人多，她会提前半个小时，8:30就到门口排队，门一开就冲进去抢座，晚上天黑了再回去。借宿在亲戚家，跟老人同住一个卧室，也不方便。

到广州第三天，她就去了图书馆，准备初级会计职称考试，即使考试时间没定。几年来，为了应付考试，她习惯了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复习上，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午休，感觉比躺在家里的床上更舒服。

学习之余，她一有空就在求职APP上刷招聘信息，和1000多个HR在线上聊过，但发出面试邀约的寥寥无几。有的招聘上没写明要求，她毛遂自荐，对方很快回绝：“不好意思，你没有经验，没有证，不符合。”大部分主动跟她打招呼的，都是客服或销售岗位。

她发现，考研和求职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研究生复试，导师喜欢学习好、社团活动少的学生。而用人单位更偏爱当过学生干部的，要有领导能力，善于表达。杨静怡都不符合。

在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很低，情绪起伏也不大。在异乡，她没有一个朋友，总是一个人吃饭，上自习。无处排解焦虑时，她将情绪发泄到网上，有人说她“三战”是自我感动，还有人说她成绩差还偏执，根本不适合应试教育。她发长文回复，礼貌地说谢谢，也和网友一起批评自己。

没有职业理想，没有特殊的爱好，高中时理科成绩不好，但大多数人都学理，她也学了。高考后，家里人都说，学会计、财务对女生好，她就报了。家境小康，父母都是油田职工，从小她被灌输的观念是尽力、玩开心就好。

大学第一志愿是所一本，因为两分之差，她滑到第二志愿这所“末流二本”。她成绩中等，不喜欢学会计，即使学得很痛苦，她也没想过转专业，更不会逃课、挂科。性格内向，社交圈不出宿舍，没参加什么社团，闲下来就和室友逛逛街，“那时候想着就是毕业了，找份工作就行，没想到后面有那么多考验”。

她也频繁地考试，但英语四级和初级会计职称考试都没过。她起初不以为意，复习总“摸鱼”，还几次忘记报名。临近毕业，她开始感到焦虑，出现了考试“应激反应”：一考试就手抖，不断给自己消极的心理暗示，甚至在考场上哭出来。

考研也是随大流，杨静怡那时没有强烈的欲望，“大家都考研，哦，那我也考”。大四那年，全班30多人过半都考研，但没一个人上岸，“都不是很懂，就是随便学一学”。想着有了基础，杨静怡选择继续考，没想到“越来越卷”。

在多次考研的二本女生中，杨静怡和大多数人一样，乖、勤奋，但也自卑、迷茫、缺乏主见。考试前，她们会连着转发孔子、文曲星、文殊菩萨甚至《甄嬛传》剧照，名曰“考前拜一拜”。失败后热衷于考公、考编，或当老师。

河北某二本院校的一位辅导员介绍称，学生们热衷考各种证，医学生也纷纷考教师资格证，这几年的考研率都在50%左右，逐年增加。除了工作不好找，学生考研主要是因为“别人都考我也考，考不上再说”。家庭条件差的想通过考研改变命运，家境好的觉得读了研能留在大城市。第一次失败，好些人选择“二战”，但后面是否考上，就业如何，学校不再跟进。

在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俊看来，二本学生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这源于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许多生产服务岗对应的是职校学生，而管理研发岗更有竞争力的是985、211的学生。

据李俊观察，许多学生对自己、对生活的选择缺少足够的审视和反思，在各种外在压力的影响下，更多着眼于考试等学业竞争，较少出于兴趣或是好奇心进行选择。许多学生在考研前未必有一个明确目标，提升学历更像是一个基本需求，研究生学历逐渐成为一个标配。

“淹没在人群里的普通人。”一个四川绵阳的二本女生这样总结自己，在大学里处于“边缘”位置，因为性格和成绩不自信，不敢靠近中心。她看到，考上研的同学在朋友圈里的形象焕然一新，常参加校园活动。她觉得只有考上研，才能去更大的城市。

来广州后，杨静怡难得面试了一个心仪的职位，公司正规，试用期交保险，财务主管态度温和。但一些专业问题她答不上来，一紧张更语无伦次。对方问，你本科没学过这些吗？她如实回答，“我考了两年研，这些都已经忘了。”对方笑了，让她回去等回复，再无音信。

即便因为考研错过很多，杨静怡并不后悔。她喜欢自己复习时认真的状态，觉得知识储备也上来了，英文单词量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三战”失败后，她埋怨学校突然改题型让她丢分，埋怨划如此高的分数线。最后，她觉得不能怪任何人，是自己太“废物”，接受了自己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学渣”。

她同时有些解脱的感觉，想赶紧出去找工作，见见世面。上网时，她关注的内容不再是美食、新发色和考研复试，而是通勤装、Excel公式、面试技巧、租房避坑等。

夜幕降临，杨静怡收拾书包从图书馆出来，走到珠江边。上了海心桥，她静静站上一会儿，珠江新城和广州塔被点亮，游轮驶过开阔的江面，这是她一天里心情最舒畅的时刻。

进入6月中旬，求职依旧无望，这样的念头会不经意冒出来：如果当初我在那架失事飞机上就好了。“我不敢做傻事，会对不起父母，但总会有这样的念头，真的很想解脱。”即使站在珠江边，她也想，夜景真美，要是能找到工作就好了。

家人开始催婚了，让她赶紧找工作，最好考编，买房结婚，说这个年纪很多人已经生了二胎。她被影响，觉得24岁的确很大了。她又想，还考研吗？不考不甘心，但即使明年考上，毕业后也28岁了，仍旧没有工作经验，而且企业管理这么宽泛的专业，出来又能干什么呢？

遭遇考研和求职的双重失败后，她更加自卑，觉得配不上男朋友。男友是研友，“二战”考上了一本。男友安慰她，考上研其实也不好，她觉得对方不懂自己，“只有考上研才有资格说这种话”。向男友吐槽求职的困难，对方没找过工作，能说的只有“不要难过”。

因为不喜欢学会计，她考研时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深感母校是所“末流二本”，她想考上一本依靠学历逆袭，三年来报的都是上海、广州的院校。今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分数最高——342分，比去年的专业国家线A区高1分，“至少可以调剂到B区（分数线低10分），如果不能上一本，去好一些的二本也行。”

今年3月，看到分数线的那个下午，她“噌”地从床上坐起来，“整个人傻了”。353分，比去年涨了12分。她的总分比B区线还低了一分，连调剂的资格都没有。

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的考研人数达到了457万，比去年增长超过20%。一些人原本不会参加今年的考试。西安一个女生去年“二战”失败后，求职两个月未果，“只要有地方要我，我就去”，最后应聘上博物馆的讲解员。很快疫情来了，博物馆关门，她还没转正就辞了职，继续准备三战。

一个在绵阳的二本女生，前两年目标是中山大学，今年换成了辽宁大学，“感觉这个能够得着”。她考了349分，专业招生30人，她排名17。原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本专业的国家线比去年涨了14分，她以2分之差再次失败。

回忆起出分数线那天，杨静怡说自己从下午一直哭到凌晨2点，用掉了两包抽纸，脑袋、眼睛和嘴都在疼，哭得喘不过气来。

她没有认真思考过教育这样宏大的东西，只是一再懊恼自己心态太差。第二次备考时，她常跟当时的男友念叨，“完了，我考不上了”。两人是在自习室认识的，前男友一次就考上了北京的211。从那之后，她不想听男友讲任何关于研究生的事，对方课题组有几个人也不清楚，两人渐渐不讲话了，最后分了手。

上了“二战”考场，她心态崩了，不断自我暗示：这次会失败。考数学时紧张得哭出来，连题目都读错。第三次考，看到一道多年都没出过的题型，她又心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连公式都写错。

备考期间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失败”，杨静怡断绝社交，每天泡在专业课本和题海里，但还是没有如愿上岸。和她同在一个考研自习室的男生28岁了，今年是第7次考研。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姥爷是清华的，他一直想考一本的研究生。男生本科学的是数学，但一到正式考试就崩，今年数学只考了40分。

在这个自习室里，他们将成绩作为证明自己的唯一途径。杨静怡的迷茫从大学延续至今，她不知道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但她肯定，考上研究生后一切都会不一样，她会考一些证，会有更多的实习经历。

如今她打算随便找个工作，在职备考“四战”。预期再次降低，月薪3000元就行，除去1000元房租，刚好够生活。但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她又托亲戚打听高速收费员的工作，中间人收了点人情费，告诉她，入职前要交一万多元的培训费，她被吓跑。

这几天面试，她开始杜撰一些经历，说自己只是“二战”脱产，去年一边考研一边帮亲戚家做生意。为了不露馅，她专门咨询了开公司的叔叔，说自己做的都是记账、采购等基础工作。虽然仍旧没有收到offer，但她觉得，至少面试时没那么难受了。

下个月就是24岁生日，她不打算庆祝，这个本命年让她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她想再撑几个月，毕竟适应了异乡的气候和饮食，也渐渐习惯了被拒绝。为了缓解焦虑，没有面试时她会乱投简历，随便找些公司去面试，就当攒经验。

6月11日，是她最开心的一天。她去听了场live house，歌手是她最喜欢的摇滚乐队。全程她站在人群里蹦跳、欢呼，甚至主动和旁边的陌生人搭讪。她发了朋友圈，把几句触动她的歌词截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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