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的关节：韩国需要“灵活”移工承担工业风险

Aricell火灾事件是韩国移工伤亡人数最高的一起工业事故。23位去世者，其中就有18位非韩国籍移工。除了生命的终结，Aricell事故更揭开了韩国产业中被隐藏的真相：在那些看似最无关紧要的中小企业中，实际劳动着的是支撑起整个工业运转的移工群体。他们承受最沉重的代价与风险，却长期隐藏在产业末端。在韩国这头工业巨人的身体中，移工是其中长期被牺牲的“关节”。

这篇文章中，我们回顾韩国移工政策对工人的分化与限制，以及与这样的政策看似矛盾却内在契合的，在农场、工厂中移工如何作为“灵活”的劳动力，被安排在底层危险、繁重的工作中，撑起各产业链的风险末端。

根据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统计，2023年韩国吸纳了总数高达144万的外籍移工，在移工团体中，他们一般被称为“移住劳动者”。然而，虽然我们用移工一词来概括所有外籍移工，但他们的处境却是非常不平等的，不论是签证制度、生活圈还是社会认知。韩国的移工制度高度分化，让他们各自被分割成孤立的群体，相互之间的分割宛如高墙耸立，进行层层限制，既阻碍了移工们的自由权利，也让整体的团结变得困难。

谁是同胞？市场决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给海外韩裔来韩国生活工作的同胞签证。最早，韩国对于海外同胞只有F-4签证，这是根据韩国的《在外同胞法》而制定的。该制度出现于1999年，当时的背景是亚洲金融风暴，对韩国产生剧烈冲击。制定同胞签证也并不是为了血缘、文化目的，而是为了从外地引进海外韩裔的资本来复苏市场，从而有必要让韩裔可以更容易地往返韩国。但是这样的签证仅限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地区的同胞。中国和前苏联地区的韩裔都不被视为拥有资本的同胞，无法协助韩国经济发展而被排除在外。

谁能成为同胞？在韩国的制度脉络中，并不只是血缘、历史、文化问题，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韩国经济需求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尽管许多朝鲜族中国工人已经在韩国工作，但他们的身份处于灰色地带，往往是持有访问签证来韩国后从事工作，不受到保障，也容易被驱逐。

后续，《在外同胞法》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同时韩国也面临需要大量非技术劳工来填补就业市场的问题。于是，在一连串中国工人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抗议后，2004年《在外同胞法》修法，将中国和前苏联中亚地区的韩裔纳入在内。这种改变看似取得了一定的公平，但是海外同胞主要常用的F-4是技能工作签证，就业需求大的农渔业、建筑业、服务业都不在许可之内，这不符合中国工人的就业现实。韩国政府的做法是使用特殊的F-1-4签证，让中国工人可以合法地在非技术行业从事工作。与此同时，韩国还在2003年制定了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国家为主的雇佣许可制。而后的2007年，韩国政府为中国工人制定了H-2签证，取代限制较多的F-1-4签证，H-2签证也被韩国行政系统视为雇佣许可制的一部分。H-2签证政策解除了中国工人转换工作场地、雇佣程序的层层限制。相较于来自其他国家的雇佣许可制劳工（持有E-9签证），手握H-2签证的中国工人在就业市场上更灵活，也更多从事临时性工作。

现在抵达韩国的朝鲜族工人，大多都是持访问签证进入，经过6个月职业训练后再转为5年效期的H-2签证，在制造业、农渔业工作，主要是非技能岗位。后续，H-2签证也可以再转换为F-4签证，但持有人必须通过技术资格考试。

在Aricell事故中，17位去世的中国籍工人中就有4种不同的签证：上述提到的F-4签证人数最多，一共12人，H-2签证则为3人。此外还有1人持F-5签证（永久居民）、1人持F-6签证（婚姻移民）。虽然持有不同签证，本应在从事的工作也有区别（F-4必须从事专业工作，H-2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但他们却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做同样的工作，这也是吊诡的现实。移住民中心朋友的李齐浩（이제호）律师表示：

“F-4和H-2能从事职业是有法律明文规定。 H-2只能从事低技能工作。 F-4只能从事低技能以外的专业行业工作。 Aricell事故中，H-2和F-4的持有人却掺杂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如果Aricell是低技能工厂，那么F-4就是非法就业。如果Aricell是专业工作，那么H-2就是非法就业。所以法律规定在实际工作场所没有太大意义。”

对于朝鲜族中国籍工人来说，不同的签证系统可能只是与现实脱节的麻烦法律游戏，他们仍然可以自由移动、自由选择工作场所。但是，对于另一批移工来说，签证制度与工作权利直接绑定，也成为了限制他们的主要枷锁。他们就是雇佣许可制（Employment Permit System，以下简称EPS）下的移工。

雇佣许可制，自由市场下的奴工

目前，韩国的144万外籍移工中，约61万是朝鲜族中国工人，还有约60万人来自所谓的雇佣许可制EPS国家，也就是合法的移工引进国。目前EPS国家包括17国，除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主要是越南、尼泊尔、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作为人数最多的来源国。这60万EPS国家的工人，除了一小部分人是以永久居留、婚姻移民等方式待在韩国，最主要的类别是持有E-9非专业就业签证的EPS移工，2023年共31万人。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下，所有劳动者都是没有掌握生产工具的奴隶。但至少，这样的劳动者通常拥有选择在何处、为谁出卖劳动力的微小自由。而EPS移工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连这样的自由都不拥有——EPS工人无法自由转换雇主和工作。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自由变更工作场所。由于缺乏这种自由，移工不敢向雇主表达意见或讨论工作环境问题。拥有自由更换工作的权利是保障安全工作权利的基础。如果移工能够自由选择工作场所，就能改善强迫劳动的问题，身处危险工作环境的工人也能选择离开。这将迫使企业改善工作条件。如果遭遇不公平对待，能够自由更换工作将是改变现状的关键。”

韩国最大的移工工会MTU（Migrants' Trade Union）主席Udaya向我们如此解释道。作为曾经来自尼泊尔的工人，Udaya近年来持续为争取移工转换雇主的自由而斗争。根据现行EPS制度，除非是工厂倒闭或者有明确证据证明雇主违反劳动法令，不然移工转换工作场所和延长工作期限都必须获得原雇主的同意。争取转换雇主的斗争迄今未有突破，在尹锡悦政府期间，这种禁锢反倒被强化了。

2023年10月19日起，韩国政府对EPS工人实行了“雇主转换地区限制”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外籍劳工只能在初次工作的区域内更换工作单位，全国范围被划分为五个区域：首都圈、庆南圈、庆北与江原圈、全罗与济州圈、忠清圈。移工转换雇主的权利被进一步严格限制，这意味着当他们在工厂内面对安全问题或工资纠纷时，EPS工人将更难发声抗议。如果想继续留在韩国工作，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接受这些不公，因为任何让雇主不满的举动都可能导致他们被遣返回国。而多年来为了来韩国工作所付出的培训费用、长期学习韩语的努力，以及通过层层考试筛选才实现的目标，也可能因此化为乌有。

因此，EPS制度虽然是合法的来韩打工渠道，但这一渠道能稳定运作的前提就是工人碰到一位合法的、可沟通的、愿意尊重工人的雇主。只要不满足这样的前提，工人们随时可能被迫甩出合法途径，走上被称为“非法滞留”的道路，也就是成为无证移工。

为什么EPS制度要严格管控移工的自由流动？

尽管移工缺乏转换雇主的权利，使得雇主更容易控制和剥削他们，但这同时也给那些迫切需要劳动力的企业带来了障碍，与“为了解决缺工问题引进移工”相矛盾。政府协助企业制造“奴工”，可能只是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韩国社会本身对外籍劳动者的污名化和排斥。正是这些保守力量，迫使国家官僚们设计出一套尽量减少移工对韩国社会影响的制度，而这可能正是EPS制度的目标之一。通过限制移工自由转换雇主，不仅让本地劳动者不用担心工作机会（尤其是待遇较好的大型企业）被抢走，也减少了移工接触和融入韩国社会的可能性。

2021年，韩国宪法法院针对EPS制度限制移工转换雇主问题，进行了判决。结果多数法官认为此项限制并不违宪，其中提到：

在保护本国劳工就业机会的原则下，系统性地引入外国劳工……禁止外国劳工根据个人意愿更换工作场所，仅在存在例外事由时才允许，以此保障中小企业等能够稳定获取劳动力，防止扰乱本国劳工的就业机会及劳动条件，同时促进对外国劳工的有效雇佣管理。

也就是说，EPS制度引进的移工并不如一般所宣称，只是在韩国整体少子女化、缺乏劳动力前提下创造的整体制度。相反，它特定限制在中小企业，是为了保障韩国劳动条件较差、风险较高位于产业外包链条末端的这些企业能够获得稳定的劳动力。说得更赤裸一些，如果宪法法院代表着韩国社会的基本意见，那么韩国社会正面承认了自己正系统性地利用这套制度来“牺牲”移工。

无证移工：“随时可能有人死在机器里”

前文所说的持有同胞签证和透过EPS制度进入韩国的移工，都属于“合法”移工。虽然他们工作的行业、劳动条件都明显与韩国本地人有所区隔，但至少可以获得健康保险和劳动法规保障等基本权利。而另外一个数量甚至超过EPS工人的群体，连这些基本保障都无法享有，也就是彻底处于“无身份”状态的无证移工。

一个特别的现象是，韩国无证移工的人数一直都超过合法身份的移工。2023年时，EPS移工只有31万人，但各签证渠道下的无证移工已经达到了42万人。他们有的使用旅游签证落地韩国，有的人使用探亲名义造访。也有人曾是EPS移工，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不得不选择逃跑。而雇佣无证移工的工厂，要么是不正规的小作坊，要么是连正式移工都无法负担的夕阳产业。

金已经在大邱市打工10年了，也已经10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印尼。最开始时，他也是EPS制度下的合法移工。努力学习韩语、锻炼身体和技能，经常一年多的努力，终于通过考试并得偿所愿获得了韩国的工作机会。但稳定工作的计划很快就破灭了。在工作第二年时，金的雇主开始拖欠工资。长达5个月的时间，金无法支付生活费用，也无法偿还家乡的欠款。走投无路下，他只能选择了逃跑，成为一名“自由”的无证移工。

我们和金在大邱的一个传统市场碰面，附近都是本地人的社区，几乎没有移工的身影。金推着自行车前来，轻松地讲述着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看起来，他似乎很适应韩国的生活，也给自己取了一个本地风格的名字。但谈起工作现场的话题，轻松的语气下是沉痛的现实。

现在，金在一家纺织工厂工作。他负责的工作流程中被称为“热定型”。织好的布被送入高温蒸气机内进行加热。经过这个过程中，布的纤维稳定性会更好。简单地说，他需要操作一台巨大的电熨斗，对所有的织物进行熨烫处理。当然，差别在于机器更庞大、也更危险。上个世纪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的养蚕中心大邱市，摇身一变成为了韩国的纺织之都。如今，纺织业衰落，但仍有不少纺织工厂还在运作。但在这样的夕阳产业中，雇主没有足够的诱因和利润去更新机器设备。巨大的蒸气加热机，不知是何年的产物，漆黑的把手、泛着红斑的钢铁外壳暗示着它已经不再稳定。

“随时都可能有人死在里面。几个月前，一位韩国工人就去世了。他进去之后没有再出来。后来才发现他死在了里面。”

金解释道，如果顺利运作，机器运作的间隙自己还有余裕滑手机休息一下。但麻烦的是，老旧的机器经常出故障，需要工人爬进去维修。每次出故障时布会卡在里面，工人需要手动去里面清除卡住的纤维，机器才能恢复运转。如果正常来说，这样的过程须要谨慎对待，机器长期处于高温，必须等待它完全冷却下来才可以进去修理。而当有人进去时，必须安排另一位工人在旁边看守，确保机器不会突然启动和机器内同事的安全。但是，这些必要的安全措施工厂都没有进行。

不等完全冷却，工人就必须爬进机器尽快维修。没有人配合，每次都是负责的工人单独进入，一旦出了事情也无人可以提供协助。一位70多岁的韩国工人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金谈起这一切，并没有特别的情绪，仿佛它是随时会发生的日常。事故之后，他也继续在同样的工厂、同样的岗位工作。因为这确实也是无证工人的日常。整个纺织厂一共60多位工人，超过一半都是移工，五花八门来自6个国家。本地工人几乎都是老人，因为年轻人不会再选择这样的工作。而雇主也无力负担招募正式EPS移工的成本。便宜好用又灵活的无证移工是最后的选择。如果没有无证移工，这家厂或许在10年前就已经成为了历史。

事故发生后，机器维修的流程获得了改善，现在工厂要求必须两人一组，有人爬进机器内维修时，必须有另一位同事在旁边协助。事故之后，工厂也开始举办了安全教育课程，这是金第一次经历相关的培训。但这样的安全教育是否真的能保障工人安全？金并不同意。因为那样的培训只是事故之后的短短两次，此后一切就回归正常。新进工厂的工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而更麻烦的是，机器正在越来越老旧，工厂内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多。这是雇主不愿改变的，也是工人难以反抗的。

在危险中劳动是金的日常，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下一次事故，也不知从何处开始预防这样的危险。这并不是安全知识的问题。

殊途同归：韩国需要“灵活”的劳工

韩国的移工制度存在看似矛盾、实则一体的两面：表面上看，签证系统、移工类别五花八门，移工群体被切割进数个适用于不同法规体系的子群体之中。但向内部看去，市场的作用仍是根本的。韩国产业界需要移工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劳动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韩国工业需要好用的、灵活的、非正式的劳动力。

MTU主席Udaya在解释Aricell事件时提到了一个关键概念：“外包风险”正进一步发展为“移工风险”。意思是指，在移工到来之前，或者移工数量尚且不多的行业中，外包就已经成为普遍趋势了。外包在这里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指韩国大企业将危险的、利润低的、肮脏的业务外包给小型企业；其二是指在同一企业内部，正式员工比例也在降低，为了压低工资、逃避责任，企业更倾向于雇佣派遣、外包等类型的非正式劳工。而这个外包风险链条的末端就是移工化，因为移工是最脆弱、对于企业来说最不用负担责任的、最廉价的又数量充足的群体，所以“外包风险”会自然延伸成“移工风险”。移工制度本质上是韩国外包制度的一环。这都是市场逻辑下风险逐步转移的结果。

也因此，观察韩国各类别移工的人数，我们也能发现相同的趋势：朝鲜族中国工人数量最多（61万人）、无证移工其次（42万）、EPS工人最末（31万）。之所以朝鲜族中国工人人数最多，除了文化语言上的亲近性以外，更重要的是朝鲜族以“同胞”身份获得的各类型签证允许他们自己找工作、自由转换工作地点，甚至是外包、派遣类型的短期工作也相当普遍。

相比之下，无证移工相较于EPS工人也具备灵活性和非正式的优势。前文提到的金就从EPS工人转变为无证移工。在脱离合法程序后，他获得了更加“自由”、“灵活”的就业机会。虽然陷入非法状态，但这些就业机会也并非完全不受保障。根据金的说法，无证工人主要通过中介系统找工作，这些中介大多由韩国人担任。他们不仅向工人介绍雇主，收取中介费，还持续负责协调移工与雇主之间的沟通。如果发生工伤事故或劳资纠纷，中介也需介入处理。因为在韩国，无证移工同样受到工伤保险和《劳动基准法》的保护。尽管无证移工在申诉过程中可能面临身份暴露的风险，但中介、移工团体和移工工会通常会提供协助。

金等无证移工能在韩国长期工作，并部分融入当地社区，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它似乎表明，无证移工的普遍存在已经成为韩国行政系统默认的事实。相比之下，与韩国产业结构类似的台湾虽然也引进了大量外籍移工，但台湾总人数超过80万的外籍移工中，无证移工人数几乎从未超过10万，不论数量和比例都远低于韩国。韩国的执法力度未必比台湾更宽松，但从无证移工人数超过EPS工人的现象中，可以推测出：EPS制度严格的引入和就业规定是为了平息排外的民族情绪，而对无证移工的放任及提供基本保障，则是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对灵活劳工的需求。

因此，尽管EPS制度、朝鲜族中国工人以及通过非就业签证进入韩国打工的外国劳动者在签证制度和行政系统中被细分切割，但他们实际上都主动或被迫地成为了韩国产业界需要的灵活劳工。而这些灵活劳工在承担着韩国工业界层层外包出的“风险”。

在Aricell事故后，韩民族日报的一位记者伪装成求职者，透过事故中的派遣公司Maycell进入类似的外包工作现场（原文）。她的亲身经历刚好证明了风险如何透过复杂的外包、派遣体系转移到移工群体身上：

工人们被派遣到完全陌生的工厂，安全教育仅持续1分钟且完全以韩语进行，劳动合同和安全保障更是无从谈起。这些“幽灵劳动者”没有明确的身份记录，劳动记录甚至连工资发放、工作时间都是随意而不透明的。工厂的设备依然缺乏多语言的安全指示，工人们在不清楚逃生路线的情况下工作。劳动强度之高让工人连喝水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获得系统性的安全培训。

而报道中，这位记者所遇到的工人，当然没有一位韩国人，她们几乎全是女性，来自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中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

风险外包扩展至移工的进程还同时隐含着另一件事：韩国的法律保障系统是以韩国籍正式工人为对象而设计的。外包工人是被忽视的劳动者，而外包化的移工则是系统的最外围，不被考虑也不被保障。即使韩国法律对企业使用派遣工进行了限制，即使《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了安全培训不得少于1小时，即使未出具劳动合同、工资单都是再明显不过的违法行为。但当这些违法行为落到非正式移工身上时，整个劳动监督系统就近乎失效了。

长期关注非正式工人的NGO组织劳动健康连带（Solidarity for Workers’ Health）的共同代表全秀庚（전수경）告诉我们：

“从朴槿惠政府时期开始，企业就强烈要求扩大派遣工的使用。朴槿惠当时积极响应企业的诉求，承诺无限制地允许企业使用派遣劳动者。虽然相关法律并未修订，但企业通过非法手段持续扩大派遣劳动者的使用规模。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已经无法掌握企业和工厂现场有多少非法派遣劳动者。与其说劳动部的监督次数减少，倒不如说派遣人数已经增加到政府难以掌控的地步。只有当媒体报道工伤事故时，政府才会采取一些表面性的应对措施。”

写在最后：自由的假象，灵活的剥削

跨国移工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移动的自由”，跨越国界去追寻更好的生活与工作机会，这种主观选择的自由是每个社会中的基本个人权利。劳动中介、目的国甚至输出国也常常用这样的论述来吸引工人们离开家乡，参与到跨国劳动的体系中。这是硬币的正面。

硬币的另一面也与自由有关，但这是“剥削的自由”，是资本与就业市场所依赖的“灵活性”。这也是更黑暗而现实的一面——没有保障、随时可替换的劳动力。这种灵活性穿透了整个韩国移工制度。移工群体看似被“不合理地”切割分化为了不同的制度对象，但是这种区分都受到仔细地调控，在不影响本地工人和社会的前提下，达到不同产业的降低人力成本目标。

朝鲜族中国工人以“同胞”的名义被吸引至韩国，他们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以及城市周边的中型工厂。这些劳动场所通常需要根据生产周期变动的大量劳动力，即便是工厂，也多半相对正规。例如，这次发生火灾的Aricell工厂，位于首尔都市圈的边缘，本身雇佣了相当数量的本地技术人员，锂电池本身也属于传统工业中盈利较高的领域。这些工人由于能够使用韩语沟通，也得以进入与韩国社会联系更紧密的服务业岗位。

EPS制度下的移工，则多被分配至地方城市的工业园区或农场，服务于中小企业。例如大邱地区的纺织业和城西工业园。本地年轻人要么不愿从事这些肮脏、危险的工作，要么不习惯传统工厂内的严苛管理方式，是EPS工人填补了空缺，成为传统产业的支柱。

无证移工的处境则最为复杂。他们可能是持旅游签证非法滞留的中国工人，也可能是从EPS体系“被甩出”的中亚或东南亚移工。他们的工作多集中在城市或工业区的隐秘角落：或是夕阳产业的老旧工厂，依靠移工勉强维持运转；或是城市中的底层劳力，做着苦力活。这些雇主甘冒被罚的风险聘用非法移工，通常是因为工作本身不合规，或企业根本无法负担正式雇用手续。

这些不同制度与背景的移工，犹如韩国社会中无形的“人造关节”，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相应部分的运转。他们存在于社会肌理的缝隙中，却鲜有人关注或讨论。即便在公众舆论中，他们的形象也常被污名化，成为“非法者”或“治安隐患”的代名词。移工群体的故事更揭示了一种看不见的矛盾：在“自由”与“灵活”的交织下，移工们成为了发展叙事中既不可或缺、又被有意遗忘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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