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装上班公司”，没有人不想上班

文丨镜相工作室 刘欢

编辑丨周近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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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点半，北京通州宋庄镇一座农场，宫正则打开大门，陆陆续续有几个人背着电脑包走进来。在100亩的农场中央，有一个两层高、白色的玻璃建筑，二楼的十人会议桌就是这些人的目的地。

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谈生意，也不是为了体验农家乐，而是假装上班。

宫正则告诉他们热水在哪和Wi-Fi密码后就走了。有的人掏出电脑开始敲键盘，有的人在一楼空地打电话。有的甚至什么也不干，就对窗坐着发呆。冬日的阳光从偌大的落地窗倾泻下来，照在人身上，暖和得让人犯困。

去年开始，一种名为“假装上班公司”的场所悄然兴起：它为暂时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搭建临时办公室，有人在这里躲避家人的担忧，有人试图重拾职场节奏，也有人将假装上班的点子变成真实的创业计划。

“我能不能来你这里待一会”

宫正则的“假装上班公司”是去年12月开起来的。与其说是公司，这个地方更像是为各路打工人提供了一个短暂休息的庇护所。“你可以周一到周五，早上上班时间来，晚上下班时间走，就像你真的在上班一样，工位、水电、WiFi免费。但是不管饭，农场工作餐30元一位。”宫正则在他的小红书帖子上这样写道。

起初，他是看了短视频段子，想到用自己的农场为北京暂时失业的人群提供一个暂时放松的地方。农场做蔬菜供应生意，同时提供一些户外休闲活动，如种植、露营等。让宫正则没想到的是，真的有人私信咨询，“他们也不说是假装上班，都挺不好意思，说‘我能不能来你这里待一会’这种。”

各行各业、各个年龄的人，在职的、失业的，还有自由职业者走进了农场。让宫正则印象深刻的，是四个从事建筑行业的小伙子。他们都头顶名校光环，工作在行业顶尖的企业单位，从业快十年，由于房地产下行等影响，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公司已经没了项目可以承接，即将面临失业。

宫正则为他们感到很惋惜，也感受到无力和迷茫，“他们都是从一流大学出来的，有的是从国外留学回来，非常优秀。行业向上的时候，大家都有饭吃，而且可以吃得很好。可当行业下滑，他们已经在这里深耕很多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农场中央的建筑楼一楼。图源：受访者供图

同样在思考出路的赵鑫已经在今年2月主动辞职。他大学本科学的是城乡规划，入职了成都一家设计院。在建筑设计行业一干就是7年，期间他还考取了四川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岁数上去了，薪资却下来了。从月入五位数到现在不稳定的四五千，赵鑫难以接受这样的落差，于是主动提了离职。

可是他不敢告诉家人。没了工作就是没了收入来源，他已经31岁了，不想让家人担心，更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于是赵鑫开始了假装上班的日子。他依然每天早上八点半从家里出发，待在图书馆投简历，一直到天黑再回来。简历投得越多，赵鑫越对行业感到失望，他很纠结要不要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但如果跨行，我没有相关经验，需要重新开始学习。”

相较于赵鑫的主动离职，28岁的王宇则是被裁员。他18岁入伍，退伍后在一家外包公司做通信网络的运营与维护。小公司收益不佳，在专业技能上又没有优势的王宇被裁员了。同样出于对家人的顾虑，他隐瞒了裁员的事实。

在他拍摄的假装上班的视频里，天气好的时候去公园坐会儿，天冷了就去医院接热水，有时也会躺在车里眯一会儿。透过车窗，他看到停车场里也有人和他一样，坐在车里百无聊赖。起初，王宇觉得正好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可是越想越不对，越休息越觉得累。

“一般的休息就是休假，到时间了你还要回去上班。可我这种是无期限的。没有截止时间的休假让我感到慌乱。”王宇说。他也在投简历，可发出去的简历像无数小鱼，投入大海就不见踪影。

假装上班，真实创业

宫正则的假装上班公司是假装开业假装上班，公司并非真实存在，来的人并不全都是无处可去的人，不少人是借用这个免费的场地办公或学习。

而在企查查上搜索“假装上班公司”就会发现，已经有真实注册并存在的公司了。李鹏开办的沈阳假装上班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员。在国企工作的他在去年11月接到了裁员通知，尝试找工作无果后，李鹏决定创业开一个公司，名字就来源于网上假装上班公司的段子，以此表达自己的无奈和调侃：“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有的人假装正经，我们却在假装不正经。”

他说：“最初我想不好走什么方向，但是公司真的开起来之后，拥有了场地，就吸引来了一些感兴趣的人，身边的人也在给出建议。”于是，李鹏结合多方意见和DeepSeek的多元化发展建议后，开始将公司聚焦于宠物、留学和劳务派遣的项目上，同时将自己1500平米的办公室安排了100多个工位，租给有需要的人。工位999元包月，水电、网络、会议室、打印机等随意使用。“所以，实际上，‘假装上班’只是上半句，下半句是‘真实创业’。”李鹏说。

对于打工人最关心的五险一金、在职证明等问题，李鹏表示如果只是租用工位，这些都不能代缴或开具。如果他们参与到公司实际项目中，则可以满足。“我做的不是成人托管所，而是求职者共存的中端资源整合平台。”

像李鹏一样，在公司有主营业务的同时将富裕的工位出租出去的还有深圳的黎苹。她在深圳开了一家专注于音乐版权和活动策划的公司，也曾从事人力资源相关工作多年。黎苹表示，用假装上班公司的名头开具相关证明是有法律风险的，“HR做背调，要看离职或者在职证明，这些都要求你在上一家公司有正常的、存续的工作状态，要有社保、银行流水的证明”。

无法享受公司社保福利，也无法开具简历上最需要的证明，出租的工位一天要花费几十块，为什么还会有人想来这里付费上班？

黎苹认为，这是因为求职者在过渡期依然需要保持工作状态。“人不工作会有惰性，去咖啡馆、图书馆那些地方终究氛围不一样。这里共享的办公室环境可以帮助你保持一个持续性的工作状态，这样下一份工作机会来临的时候就可以很好地衔接。”

目前，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搜索“假装上班公司”可以看到，这些公司的运营模式大多都是将办公室做成共享办公区。事实上这样的运营模式并不新鲜。早在2010年，美国共享办公企业WeWork成立，向纽约的创业者提供共享办公室服务。从个人到团队，从初创企业到成熟型企业，WeWork通过灵活的租赁方式和社会化运营，满足不同大小团队的需求，由此在全球迅速扩张。2016年，WeWork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这样的共享办公室优势就是灵活，没有合同和高额、长期租金的限制。而假装上班公司也为失业或暂时gap的人提供了一个过渡期的办公地点。”黎苹说。

噱头还是真需求？

正如黎苹所说，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假装上班公司的帖子往往都提到会为求职者提供舒适且逼真的工作环境。然而对于已经假装上班两年的章芮来说，最讨厌的就是每天必须坐班的要求和充满班味的环境。

28岁的她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在父母眼里这是一份十分体面的白领工作。然而在风口行业工作了三年，章芮只觉得身心疲惫。加班严重、业务指标、职场人际关系，这些都压得她喘不过气，唯一开心的时刻是工资到账。为此她也选择了不断跳槽到更好的公司、更高薪酬的职位。

然而，在2023年，她最后一次辞职，再找到的工作就只能用“勉强”形容。在入职的前两天，思来想去，章芮还是推掉了offer。但她没有告诉家人。因为每一次辞职，比章芮还要焦虑的，是她的父母。“在他们眼里，我以前一直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旦停下来，就变得‘不规范’，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不仅不再是高收入的高管，也不再是从前的好孩子。”

章芮索性将假装上班的谎言继续下去，对父母编造了一个在国企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繁忙社畜人设，实际上每天睡到自然醒后去咖啡馆蹭WIFI，做一点自己的外贸小生意。相比于重新回到写字楼假装上班，她更享受现在每天在外面自由自在的生活，反正父母不知道工作地点在哪。更何况，在她眼里，假装上班公司并不是一个舒服的环境。“为了一个工作氛围而花钱，我觉得这并不值得。况且上班环境再好也不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地方。”章芮说。

现在时间长了，她在咖啡馆都有了固定的“假装上班搭子”。

王宇认为，假装上班公司是一种强加的需求，“一个人没有收入来源，就应该尽量减少额外支出。失业之后你的需求应该是尽快找到实际的工作，而不是为自己找一个假装工作的环境。况且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完善，热水、充电、座椅这些在咖啡馆、图书馆都能找到”。

赵鑫也觉得失业了就去假装上班公司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在这里假装上班会给人一种心理暗示，不用很积极很渴望地去求职。人最终应该为了面包而活”。他觉得与其每天花几十块钱买一个临时工位，不如用这笔钱去学习，好帮助自己找到新工作。

南京天韵国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首席品牌官蒋欣润则透露来这里的人并非都是为了假装上班。他们公司曾举行了一场以来假装上班公司上班为名头的活动，并对此展开了一项内部调查。调查显示，21%的人想要来这里考公考研，这部分多为学生或刚毕业的人群；58%的在职人士或自由职业者希望借此学习或交友。

“假装上班公司也许是个伪命题”

假装上班公司脱胎于网络段子，落地于现实创业。蒋欣润的公司看准了这个时机，不仅将办公楼的一层工位免费开放出来，成立假装上班之摸鱼科技有限公司，还准备将这个公司做成互联网资源互换平台，孵化假装上班公司IP，并举办一些关于电商等互联网创业相关的讲座。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就是被假装上班公司吸引而来的人。

他们在看到蒋欣润的帖子后慕名而来，目前已四十多人来此办公，网络上粉丝群有六百多人。他表示，将由这些人以假装上班为名头进行互联网创业，包括短视频、社交账号、网络段子……“整个过程交给他们去做，实现的盈利和变现也由他们获得。我们公司更多的还是提供一个公益性的开放平台，负责起办公区的水电费。”

蒋欣润的公司主要经营电商、AI等相关项目，主营业务盈利稳定，所以开设假装上班公司每月付出的几千块水电费并不会成为负担。

相比之下，张梦铭的假装上班公司创业之路却频频受阻。

同样是受网络段子的启发，曾经的互联网从业者张梦铭想在上海开了一家假装上班公司，为求职者提供社交、求职、工作的共享空间，利用办公场地开展行业、岗位、项目等维度的交流沙龙，“我希望利用办公地点把大家聚集起来，也许一些人在一起集思广益，能够碰撞出什么灵感来”。

然而，资金压力和需求不对等成了公司成立的拦路虎。以上海为例，经张梦铭调查，中心城区、近地铁站的办公楼，十个工位的租金、水电等成本总和，每月在一万三千左右，偏远城区的成本则在八九千，平均单个工位月租近千元。此外，让她疑惑的是实际需求究竟如何。

“小红书上有很多人跟我来交流，都觉得这个方向很好。但是实际的客户群体很少，有人也质疑这家公司最后是不是就变成了知识付费。”张梦铭越深入调查越觉得，假装上班公司也许是个伪命题，项目因此停滞不前。

在这个过程中，有位金融行业人士对张梦铭的项目很感兴趣，他认为这类公司如果开起来并且越开越多，就可以吸引资本入场，到那时他就可以套现离场，“他当时是有带着我一起做的意思，动不动就说‘要收割这群人’，我不是很认同，后来就没能继续聊下去”。

而这种思路正是WeWork的创业路径，但截至2023年11月3日，WeWork总市值仅剩0.4亿美元，相比上市初期的90亿美元已蒸发99.5%，正面临巨额债务和巨大亏损的困境。

宫正则则希望，假装上班公司开不起来。“也许确实存在一定的需求，但是这门生意剑走偏锋，太短命，实在不应该在大家因为求职而焦虑的时候来收割。”

对于自己农场里的“假装上班公司”未来规划，他更愿意将公益性持续下去，“我曾经也经历过北漂和创业，受到过别人帮助。现在有这个场地和资源条件，就希望能帮助大家一把。无论如何，农场都会给有需要的人留一把椅子”。

（文中受访者除蒋欣润外皆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