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的力量｜陪伴亦是受教：木兰流动儿童成长陪伴活动感想

2022年4月2日，丽霞姐在微信上找到我介绍了木兰花开儿童成长陪伴活动，简单说明了对志愿者的需求。疫情期间，百业凋敝。像木兰一类的草根女工公益机构难以开展线下活动，因此只能通过像我一样的志愿者帮忙组织人手。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儿童相关的志愿活动，却是我第一次组织十来号人参加儿童相关的志愿活动。

因此在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拥有参与者和组织者的双重身份，虽要求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我因此受益匪浅。与孩子们的相处、与同学们的协调沟通，都给我许多启发与反思的契机。虽然因疫情原因，原本计划在线下的活动被迫转移至线上进行，因此打乱了许多同学的计划，让活动出现许多波折，但总体而言活动圆满完成，我和其它十五位同学、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半个学期的时光，这或许将成为我们各自的宝贵回忆。在接下来的短文中我将从三方面简单谈谈我的感触与反思。

毫不谦虚地说，在与我和队员负责陪伴的女孩彤彤正式见面之前，我准备了不止一个计划：第一次见面先熟悉家庭情况，第二次见面了解学习情况，中间穿插几次看电影、出游等活动，最好能带到我们各自的校园里转一转……但是同样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计划绝大部分都没派上用场，疫情的封控政策导致本小组仅仅开展了三次线下活动就被迫转为线上，彤彤直到今天也没能亲身来到政法大学游玩一番，甚是遗憾。

彤彤是家里的小女儿（姐姐由另一组同学陪伴），是个非常活泼的女孩，虽然才七岁，但已经可以用“古灵精怪”这个成语形容。第一天去彤彤家里她就毫不怕生，拉着我在院子里到处转，一口一个“哥哥”叫得清脆。她精力旺盛，伴随着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下午去河边郊游的时候把我们两个年轻小伙子远远得甩在后面，彤彤妈倒是很放心把她交给我俩。小孩子的思维方式的确与成人有着种种不同，比如喜欢钻小巷而不喜欢走大路，喜欢从台阶上跳上跳下，有着过于旺盛的好奇心。而彤彤又属于在这方面格外突出的，能干出翻开石块看看底下有没有虫子，在窜出来四五只蚰蜒之后毫不露怯这种“壮举”，倒是把我吓了一跳。我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皇上不急太监急”——彤彤还很神气的看了我一眼，丝毫不理会我内心复杂。

于是这个下午就在我怨妇般地担心这担心那和孩子无忧无虑的玩耍中度过了，在此过程中彤彤顺便客串了一下植物学老师：这个是苋菜，那个是黄蒿，这个是二月兰…城里孩子不要说认识野菜了，能买菜就不错了。彤彤在我的夸赞和经验的眼神中有些飘飘然，神气地摘了一束我不知道名字的“花花”送给我，顿时让我这独生子女有了认这让人又爱又恨的小丫头当妹妹的想法。

这之后我们很轻易地混熟了，她虽然调皮但也懂事。我记得最后一次去她家里就是检查完作业教她削水果、做水果沙拉，她还知道自己洗碗筷、留一点给妈妈和姐姐。但是彤彤特别贪玩，每次我要检查作业她就一百个不愿意，每当要讲点什么正经的知识比如数学、语文，她就想各种办法逃脱。她的功课倒也不差，但是妈妈们总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再努力一点，不要完成作业后就只想着玩。但是彤彤写完作业是绝对不会再碰课本的，哪怕用蓝牙音箱自动播放听笑话、听故事。这时我才感觉到彤彤平时可能是比较无聊的：城中村本来就没有什么适合孩子的娱乐活动，加上现在的孩子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网络、电子游戏、智能手机。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热闹非凡又难以接触的虚幻世界，似乎哪怕和人工智能“小爱同学”对话也比看课本有趣多了。

之后被迫在线上进行活动时我总发愁怎么样吸引彤彤的注意力，让她不至于那么快感到无聊，或者有什么寓教于乐的好办法。一直线上放动画片则有点偷懒的嫌疑，一直干讲知识又有点像上网课。之后我想到可以用腾讯会议的共享白板画画、还可以邀请我的同学和她一起聊天。事实证明彤彤挺喜欢画画，而且人多了总是能更有趣，孩子可能也希望见到更多大朋友。我的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活泼的小姑娘很可爱，给我们的期末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我们一起用电子产品画了许多画，她喜欢唱歌，于是我尝试着教她怎么认五线谱，因为承诺过她要带她见见政法大学长什么样，所以我开始教她“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四栋教学楼的名字……你不能指望一个7岁的孩子一直乖乖地坐着，教啥她都能一字不漏地记着，所以学到了什么东西我不好说，但是玩的还是蛮开心的。

我一直想带彤彤来政法大学玩一下午，把线上和她说过话的同学们都介绍给她认识一下，也让她见一见“大学”长什么样子，虽然我们大学是出了名的小。可惜我们的一点点愿望在疫情防控政策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在最后一次活动中，我端着手机用腾讯会议的视频系统直播逛了一圈政法大学的教学楼、地标建筑、体育馆、宿舍和食堂，也算是尽最大可能弥补了遗憾。

虽然一直避而不谈，但是彤彤的家庭情况其实比较一般。虽然我不愿意给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贴上“流动儿童”的标签，只愿意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玩的开心就好。但是现实总是客观又无情的施加它的影响，不存在任何偏袒和怜悯的可能。彤彤的妈妈是家庭主妇，爸爸常年在城内打工，一周往往只能回家一次。在这两个多月里，我唯一一次见到彤彤爸爸是在一个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内躺下，彤彤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打开摄像头，压低声音说：“哥哥，这是爸爸”。

这样的家庭要拉扯一大一小两个姐妹实属不易。姐姐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书，而妹妹在另一所，一切吃穿用度上学接送功课辅导全由妈妈负责，而彤彤居住的“家”里连一个专门的书桌都没有，只能在饭桌上学习。这大概是妈妈为何如此急切地希望彤彤更努力、更专注于学习课本知识的原因：起跑线的差距若无绝顶天资，便只能通过加倍的努力来弥补，或者说即便这样也难以弥补。在活动结束前，彤彤的妈妈告诉我，因为疫情原因家里的收入支持不住了，彤彤和姐姐下学期应该是要回河南老家读书，她也会回老家带孩子，因此再难以线下再见面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活动结束后或许感触中混杂着对愉快回忆的珍视、未竟行动的遗憾和分别的感伤，但我们不可能因此止步。不但要继续行动，而且要反思不论是陪护的具体操作上还是活动的总体安排上有何值得改进之处，才能行动得更加有效。作为本届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另一种视角让我体会到木兰在组织本次活动时与其它大学内常见公益活动存在的种种不同，这促使我在复盘时进行了更多思考。

持续约两个多月的陪护活动横跨了同学们的后半学期，与其它短期志愿活动不同的是它对志愿者和组织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本活动的特色也是制约。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极度不稳定的防控政策使长期开展线下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学期期末的学业压力也导致如果没有和孩子在前期建立足够深的联系，则到了期末很难坚持抽出时间来进行陪护，或者活动质量受到影响的情况。

木兰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及预备方案来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如要求参与者签署书面承诺、事前的志愿者培训和每周一次的总结反馈，以及两人一组的轮换制度以减轻同学们付出时间精力的压力。木兰的工作人员为确保活动的持续和有效付出了许多心血。此外木兰支持同学们重复参加多期活动，且有限匹配之前陪护过的孩子：之前有同学从大二陪护孩子直到研究生二年级，可以说不是亲人而胜似亲人。这样的深度关系建立是许多短则一周，长则一月的短期志愿活动难以达到的效果。

但这样的案例毕竟是理想状况。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往往家境优渥而对流动儿童的生活情况、困难处境缺乏认识，而孩子们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导致相处的种种不愉快。加上完成活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不可谓不多，因此出于对孩子负责的考虑，完成此活动对于志愿者的要求实际上是相当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通过大学社团的方式选择参与者，而是从朋友中选择根据我的了解较有责任心、同情心且乐于与孩子相处的同学。因为“陪护”活动的高自由度也代表没有确定的方向：我们并不是去当家教，也不是作为保姆，更不是仅仅“看管”。没有功利性的任务指标，要做好“朋友”或者“哥哥姐姐”其实更难，尤其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因此拉满十六名志愿者着实费了不少功夫，中间也有许多波折。

虽然没有批评的意思，虽然通过大学社团渠道公开招募可能能保证志愿者数量上不成问题，但是要通过大学社团以官方名义开展此类活动要经过太多审批、认证等流程性的工作，也太容易变质。而毕业所需“志愿时长”的硬性要求更是迫使许多对公益活动不感兴趣的同学、为了奖学金或者保研加分的参与者寻找能提供大量志愿时长的活动——并不是对此做出谴责，但是该活动对志愿者责任心和情怀的高门槛是需要尽量排除此类参与者的。因为如果活动进行至一半而中断，一方面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对接手的其它志愿者不公平。我在组织活动时索性丑话说在前头：没有志愿时长也没有物质奖励。但是在现在的环境里，在大学“内卷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有多少乐意为此持续付出且不计回报的人呢？也不能因此责备某个群体，大环境如此罢了。

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些不足的是木兰精心准备的志愿者培训流程，在开始时大概耗时一上午介绍了木兰机构的概况主旨和活动注意事项。其中志愿者注意事项中既包含具体操作的细节，比如对孩子不能太顺着也不能太没耐心等“育儿经验”，也包括一些发人思考的原则问题，比如“切忌给儿童灌输读书至上的观念”，如果不深入了解流动儿童普遍面临的教育资源匮乏情况和阶层再生产的困境，恐怕很难理解这样的原则。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在当前教育模式下作为”胜利者“的北京名牌高校学生而言，恐怕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大多是默默接收了十二年”唯有读书高“的灌输走到今天的。大学中公益性质的活动多如牛毛，如果能由木兰一类的拥有多年扎根社区深耕经验的专业机构进行志愿者培训，也许能够让这些活动以更好的方式展开落地。

当然，这届活动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活动进行至一半时我本可以在线上或者线下组织志愿者进行经验分享、或者在活动结束后召开总结大会总结经验…或者组织志愿者分享搜集照片等等…想法很丰满，但是因为疫情、期末、我组织能力的局限等重重原因，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希望下学期的活动中能够有所进步。

与其说组织这次活动给孩子们有多少帮助，倒不如说这次活动也在教育我们：在既不能将其视为什么特殊群体，又不能忽视其切实的困境的前提下，你要怎么去引导一个处境困难的孩子？彤彤曾悄悄地跟我说她想爸爸了，但是她知道爸爸是为了赚钱才很少回家。彤彤也问过我以后能不能经常去河南看她，以及未来能不能考去中国政法大学，这样的问题着实令人难以开口。我必须承认自己的无能，志愿者能做到的只是留下一段不错的回忆，让她在北京的日子里不那么孤独无聊。

我把这样的问题视作对我自己的教育。因为我时常想，这不是我第一次接触“支教”, 陪伴一类的活动，但每次活动结束我都会想这样的活动存在的价值：论教学能力，我们不如专业的老师；论亲切程度，独生子女本就没什么拉扯弟妹的经验。除了身上的名校标签，这样的支教活动真能给孩子们带去什么吗？知识？向往？希望以后能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或者所谓的“改变命运”？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改变什么，而我们这些空有头衔的大学生最好不要盲目相信自己有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既然如此，倒不如以真心换真心，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反思自身。我认为与他人构建联系也是一种能力，如果运用得当将会让双方都受益匪浅，而木兰此次活动有这样的意义，前提是参与者能乐他人之乐，悲他人之悲，将孩子视作自己的家人朋友——这正是现代社会极其稀缺的品质。

因此我们不仅是伸出援手的一方，也是接受教育的一方。对比我们各自的童年，也许你就会有所感触和成长。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更应该反思，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或者学历，今后可能获得的成就和财富，将会用于什么；自己要从事怎样的事业，帮助许多和彤彤一样的孩子不必在北京和老家之间颠沛流离，让孩子们不分贵贱贫富都能拥有平等的获取知识和玩耍的权利。

木兰社区活动中心在打工者聚居的社区建立活动中心，以活动中心为平台，引进外部社会资源，为打工女性及其子女提供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服务，通过扩大打工女性的社会交往面，增加彼此的联系和互动，从而拓展打工女性的文化生活空间，提高其独立自主和性别平等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