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心社研学研讨会第9期

2022年4月14日晚，心社研学第9期研讨会于腾讯会议顺利开展，这次会议再次迎来了收看高峰，有超过100人同时在线。此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郜宪达博士主讲，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陈安娜主持。郜宪达博士本期分享的主题为“女工姐妹情谊的三个面向及社会工作的增权策略——基于16名珠三角女工的案例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今中国有约一亿名女性农民工。她们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家庭生活、贡献于城市经济发展，也以新市民、流动妇女、异地务工人员、外来人口等各种名义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服务群体。除了面对妇女和农民工的共性问题之外，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工更多地面对着劳动权益受损、工伤职业病风险高发、人力资本提升和职业发展受限等劳动问题（王献蜜，刘梦，2014）；与城市户籍妇女相比，也更普遍地面对着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生殖道疾病等健康问题（张灵敏，2014）。

作为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社会工作“旨在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升社会凝聚力，增加人们的权能和促进解放”那么社工应该如何看待女工？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和女工的实际需求要求社工，必须同时认识作为弱势群体和能动主体的女工，以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支持性条件。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中国女性农民工毫无疑问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受到三重结构性张力的压迫：资本剥削、制度排斥、父权贬低。不同学科和理论流派对中国女工能动主体有着不同的理解，抗争性斗争、妇女研究、后现代、抗逆力，都被视为女工能动性的表现。

基于以上背景，郜宪达博士以16名有行动经历的女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的方式，试图探索以下三个问题：当对抗性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少时，处于三重结构性张力之中的中国女工以何种非对抗性的日常行动建构自身？除了个体层面的行动和影响，是否存在非对抗性的日常行动建构自身？除了个体层面的行动和影响，是否存在集体层面的女工能动主体？集体的女工能动性具体表现是什么？

“姐妹”（sister)超出生物意义的涵义而被用于指代所有妇女，是美国民权运动中黑人妇女的发明；后来，姐妹情谊 (sisterhood)被用来指代妇女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是有韧性且无条件的，可能但并不一定伴随着深刻的欣赏和尊重 (Weiss & Friedman, 1995)。

这与女性主义对权力的分析密切相关，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是男性对女性进行全方位统治的心理结构和意识形态，也是女性被压迫的根源（MILLETT K.，1971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一步指出父权制这种“爱”的意识形态以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无偿占有为物质基础，男性气质被等同于理性、效率等资本主义市场所夸赞的特质[HARTMANN H I.，1979] [上野千鹤子，2011]。女性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社会，这不是要以女性统治代替男性统治、以女性权力压倒男性权力——这种父权社会对权力的贪婪和掠夺，恰恰是女性主义所要推翻的。

姐妹情谊是一种符合社会平等理想的现实形式：它与父权、资本主义对效率和竞争的鼓吹针锋相对，看重情绪、情感、身体的体验；认为每个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经验和智慧，姐妹之间的同理心、情感支持、经验交流是有力量的；批判等级和权威划分，重视建立平等关系。

一个家庭中不同辈分之间的女性，因为有着被家中男性剥夺财产的共同经历而惺惺相惜，工作场所中的女工因工作的联结建立起更多的情感联系和相互关怀，社区则为女工们提供了一个空间，任由女工们聊天、诉苦和比惨。工作场所中高度相似的压迫性权利关系，使得女工在不同时空、不同领域的受苦经历常常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亲密、理解和接纳得以迅速建立，过于难以言说的情绪与疼痛得以从潜意识层面浮现到意识层面。

在姐妹情谊的理解、安全的氛围中，过去难以言说的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得以浮现出来，得以被命名、讨论甚至挑战。当个人的受苦经历和自我意识在女工姐妹之间得到理解和回应，直接采取个人行动就成为了许多女工的选择。当女工选择与熟识且工龄较长的姐妹一起以集体的方式争取应得的权利，她们也在其中感受到集体支持对个人勇气的激发，感受到团结带来的集体权能感。女工姐妹情谊带来的权利觉醒和集体力量，就不断成为女工下一次行动的起点。

女工在长期的互相倾诉中建立了信任关系，在受到姐妹启发而不断反思和行动的同时，互助逐渐成为她们之间不言自明的相处规则，对“我们”的认同感也逐渐超出情感接纳与理解，而是明确给予集体利益和互助精神的网络。此外，有的女工甚至能够有意识地从自身和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探寻出路。女工之间的互助是她们度过困境的重要支持，互助网络使女工在异乡得到了珍贵的温情，在功能上实现了对父权家庭的部分替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共同身份在女工互助网络中进一步明确了，“为了大家”成为女工采取互助行为的重要动力。

抗争女工的集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升华了个体的利益，这也促使女工不断反思其受苦经历并重新产生批判性的感受，将自身状况与女工的群体情况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在女工命运共同体中以集体力量共同寻找出路。

与反思相伴而生的是形形色色挑战权力关系、改善自身处境的行动，这些行动因受到女工姐妹的鼓舞、肯定、支持而绵延不绝，策略、技巧不断积累。情感、反思和行动协助女工不时从无意识的日常实践中挣脱出来，破坏了原有统治力的运行机制；除了试图打破造成女工现状的不合理权力关系，女工还在姐妹情谊中有意 识地寻求信任、包容的情感关系，试图发展基于平等、尊重和批判的权力关系， 开始在文化和象征意义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权力。

1.倾听女工的声音，重视女工的经验。将每一位女工看作平等的主体，从女工的经历和关系中发现其生存、生活的智慧。看到女工的经验，相信女工的能力，是社工开展女工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与女工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

2.社工应建立多层次的需求敏感度，发展和女工的平等对话关系，在日常服务中促进社会变革。女工姐妹情谊的发展依赖于文娱休闲活动等形式，但社工要警惕女工活动流于形式，避免缺乏对话和反思的服务。

3.做好陪伴者和协作者，并关照自身。在理解女工处境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工作者要合理使用和发展引导技巧，处理女工情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面对女工妥协、退缩等复杂情况，并对未来保持希望，勤恳耕耘。与此同时，社工也要警惕自身的情感危机，并进行自我关怀。

流动儿童之间的连接同样是重要的，它们之间连接的点是一种情感的共鸣还是共同的行动，还是在吃喝玩乐之中建立一种反思批判的精神？对女工而言，她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种吃吃喝喝的关系，还会有互助的关系，有对于集体身份的共同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她们对于现存处境以及集体处境的不断的反思和批判。前面我列举的三种层次的反思，并不是每个女工都能做到。

那么在你问题中，我们首先要去了解的是，流动儿童彼此连接的方式是什么？是一起学习？一起干大事？还是一起干坏事等等，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些情感联系的方式，可能和女工之间是不同的。作为社工，我们需要去寻找流动儿童是怎样发展出来批判性思考的？他们是怎么批判性地看待自身的处境的，他们对自身的处境有没有什么感受或想法？是否想要改变？或者是已经觉得没有救了，这是很重要的。在弄清这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做一些工作。

当然是可以的。这也是疫情时代我们面临的一种挑战，就像今天的会议一样，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只能采取线上的方式；但同时这种线上的方式能让更多人参与。线上的空间对于我们来说既是限制，也是一种机会。那么，这种机会要求我们做好一个研究者，做好一个社工，我们需要紧贴服务对象的需求。那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围绕着女工的增权赋能为中心，把它当成自己的使命。

线上空间仍然可以大有作为，比如疫情期间女性的家务劳动加倍，那么我们可以做孩子的线上辅导，减轻她们的家务劳动。像现在上海的一些社区团长，这种资源对接就很好，社工不一定必须要去做团长，重要的是我们要为她们（女工）提供服务，解决一些问题。

说到线上空间的服务，我所了解到北京的鸿雁家政女工，由于疫情封控，她们自己会组织跳广场舞，相互分菜，甚至女工们会去挖野菜，社工吃了会觉得有点苦，但是家政女工却乐在其中。

我个人认为Jand Adams提供的服务是一种中产阶级为平民提供的一种服务，服务提供者的家庭条件优越，受到过高等教育。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去社区里面为工人提供服务，包括性别教育，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科普教育。那么我本次在田野中观察到的是，这些机构服务都是由女工自己主导的，她们十几岁就在广州、深圳开始工作，她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逐渐成长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她们内心非常清楚，为什么要从事这个工作？为什么要在城中村社区和女工们一起？和姐妹们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那其中最大的差异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女性，她们都有共同的经历，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Girls helps girls”。至于在具体的服务方面，的确很多东西是非常相似的。但是Adams在过去开展服务时会租一整栋楼，为女工们提供居住。但是在深圳高房价的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差异。

其实这个问题是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对于工厂和家里离得很近的女工，我觉得女工们不是在回归家庭，而是在竭力地兼顾工作和家庭，她们没有因为工作而撇去对家庭的责任。对于工厂和家庭距离较远的女工，她们就不会再按照传统的想法，一定要照顾家庭起居，照顾孩子成长，而是以其他的一些替代性的方式。例如，以经济照顾代替亲子陪伴，或者是频繁的视频电话来建立情感连接，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不断在变化的。母职的问题不断在重构。至于说父权之下的婚姻，女工有没有回归家庭？首先是有不同的情况，再者女工情谊在不断建立，家庭对于女工的吸引力下降，一些家庭的功能可以在姐妹的情谊之间得以实现。另外，很多机构包括我们社工机构都提供课外午后托管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服务其实是一种社区的照顾，帮助女工不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大部分的建筑女工与她们丈夫之间做的工种是不一样的，从劳动过程来研究他们所处的资本和父权制的压迫，那么“压迫”这一个词是否合适？我是否需要为自己的研究找一个专门的案例？

压迫这个词是否合适也曾经困扰过我。压迫是一种论述，在过去用的很多。压迫话语是一个词，那么说到了压迫就要说到解放。但是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反对压迫和解放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看的是每个人个体的选择，个体所处的权力关系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要用这样一些宏观的词。如果你想问压迫这个词是否合适，那么你就要去思考一下自己的思想脉络问题，如果是从压迫解放的这套话语里面来讲的话，那么用压迫就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支持后现代的人，不喜欢压迫这样的词，那么你就可以考虑其他的。还有就是对于压迫的讨论，你可以去看一本叫《被压迫者教育学》，在序言里面有讲到为什么要用压迫这两个字？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

没有说工作场所的姐妹抗争不可能，只是在说在越发严苛的场景之下，抗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集体抗争的例子其实已经发生在十年之前了，这些人是在十年之前的十年前就认识了，是曾经的流水线女是互相走动的是能够相互联系的。但现在的流水线上的女工是不允许说话的，她们之间的联系也是很少的。

关于女工研究中男性参与的问题，我自己的观点是肯定可以参与，但是女工是主导女工做决定是原则，就像过去我们的女工小组中也会有男性的参与，但是男性不能说话，女工小组就是为女工提供一个自己发言，自己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变成一个男性的主场的话这个就失去意义了。如果男性想参与，那么女工就会给他提一些限制性的条件。男性参与是可以的，但是首要原则就是一定是女工来主导。

服务不同群体的方法差异不会太大，但是具体的内容上会有一些差异。城市的女职工指的是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收入可观女职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在内容上会有一些差异，但具体什么内容，你要去看这个群体，具体的需求困惑和要求，然后再去评估和服务，但是在方法上差别不会太大。

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女工通过争取补缴社保工资得到了几万块，她拿到了这个钱之后和老公一起买了房子，你说她的家庭地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家庭中受到家暴的女工在集体行动中获得的权利和力量之后，她就勇敢的和老公说不而且离婚了，你说她的家庭地位是丧失了，还是提高了呢？

参考文献：[1]郜宪达 & 黄洪.(2022).女工姐妹情谊的三个面向及社会工作的增权策略——基于16名珠三角女性农民工的案例分析.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04),121-128. doi:10.13277/j.cnki.jcwu.2022.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