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广州天光墟，太阳升起之前的城市背面

在凌晨的广州街头游荡，或许你能看见这样一个场景：昏黄路灯下，难辨真假的玉石古书、过时的二手电器、充满怀旧气息的光碟邮票、价格极低的食品服装……这些像废弃品一样的东西杂乱堆在地上，被统称为“商品”，夹在黑暗中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兜售。

这是广州天光墟的一角。在此处兜卖的商品没有什么类别之说，摆摊人将它们从旧物铺、古玩店、回收站甚至垃圾车中搜罗而来，试图在这座出没于深夜凌晨的旧货市场上，兑现其尚未耗尽或者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

当这些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去工作、流落街头的时候，天光墟为其提供了一个毫无门槛的谋生手段，使其得以维持生计。这种营生来去自如、容易上手，可以自己决定进什么货、什么时候出摊、要卖多少钱。有人在这找到了自己所能选择的最大快乐，有人将其当作通往未来生活的跳板，大部分人不想那么多，仅仅赖此求生。

天光墟，犹如广州城背后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城市的另一副相貌。新闻学生找到了其中的3位摊主，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一窥城市背面中人群的生活景象，以及他们的人生，如何与城市的生长变迁产生联系。

凌晨四点，荔湾加油站一旁，约百米的沿街紧闭的商铺门前人潮涌动，不少人在摆放着各种杂货旧物的摊位前驻足。远处大音箱持续发出动感的音乐，空气中弥散着一股腌制海货的腥味。

“天光”在粤语中是天亮的意思，“墟”则指集市。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天暗即来、天亮即去的买卖地，兴于明清，盛于民国。其基本功能在于买卖旧物，因为夜间交易的隐蔽性，也会掺入一些来路不明的物品，因此在战乱时期尤为繁荣。现在多见于城市的街道、桥梁等公共区域，以杂货墟、古玩墟、旧书墟等为主要分类。光顾此地者，有的为了这里便宜而齐全的各类用品，有的希望淘到价值连城的玉石古物，也有人出于好奇而来此打探。

或许是因为夜间交易的隐蔽性，摊主大多不吆喝不叫卖，坐在摊前等待生意上门。薛通则不同，他十分主动，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推销自己的商品。凌晨光线微弱的街道上，即使路过者只向他的摊位瞥了一眼，他也能敏锐地捕捉到，并招呼对方停下来看看。

这个声音洪亮的河南汉子穿着泛旧的白色长衫，头发稀疏，斜背一个鼓胀的红色挎包，站在摊前大喊：“赶快赶快，清仓甩卖。”他将声音拖得很长，吆喝声甚至能穿过嘈杂的人群，让远处的趁墟者（指来逛天光墟的人）听见。

见到有人在摊前驻足，薛通便会立马殷勤地介绍起自己的东西：一副烫金对联、一包袋装红茶、几只手持小风扇，或者一块带有污渍的充电宝。从由来到功能，讲得天花乱坠。至于价钱，可以商量，“我说是1000块，你说1块，成不成交可以慢慢搞，不是一下就能成交了。”薛通能够从容应付顾客们惯用的还价技俩，他善于维持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让顾客满意，也让自己有所收获——这得益于长久以来积攒下的经验。

今年，是薛通在广州流浪的第十个年头。在流浪之前，他去过工地、做过物流，也赚了不少钱，曾经带着一万来块回家过了一次年。但生来就脾气暴躁的他，给人打工的时候常常闹冲突，“平时看起来笑眯眯的，有时候动不动跟人干架”。在他看来，打工憋屈、容易受欺负，实在难以忍受。从老家回来继续打工没多久，他便主动辞职了。

在搜索网站上输入“天光墟”三字，大都会有海珠桥的身影。在因为疫情影响和政府管控被取缔之前，那里几乎是广州曝光度最高的天光墟之一。全长三百多米的桥上，有一半的长度铺满了摆着旧物杂货的摊位。薛通便在那开始了以摆摊为生的流浪生活。

十年间，他辗转于海珠区的各个街道、小区、市场等公共场所捡拾废品，偶尔也拿钱去废品站、服装店这些地方收货。货攒够了，便找个地方摆摊。海珠中路、万松园、荔湾加油站是他现在常去的摆摊点，有些地方凌晨开，有些白天也能去。点与点间的转移全靠人力，像万松园离荔湾加油站要走五个多公里，东西少时薛通拖着麻袋就走；东西多，就用前些年有钱时买的手机扫辆共享单车推着过去。

对薛通来说，摆一次摊能赚多少钱永远都是未知。有时候薛通傻坐一天，啥都没有；有时候运气好，捡到好的货就能卖到上百块钱——但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没走过几次运。更多时候，他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就不错了。不过睡大街开支少，吃的用的也能靠捡，生活还能勉强过下去，“应有尽有，就是钱没有”，薛通这样形容道。

从打工到流浪，对薛通来说，纵然存在许多来自现实的不可抗力，但也并非全然被迫做出的选择。薛通更向往无拘束的生活，摆摊虽然脏，收入低，让他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以至于好几年没回过家，但至少自在，做起来也就没那么反感。“我勤奋，和那些好吃懒做的不一样，我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脏，就怕没钱。”

随着城市发展，天光墟逐渐消失和迁移，薛通也跟着四处游走。尽管后来他因为吃不上饭，断断续续做过一些零工。但在挣了些钱之后，薛通还是会选择回到天光墟，继续经营自己的小摊。

近年来，由于政府的管制和疫情影响，广州天光墟的数量逐渐减少。据天光墟常客武楷斯统计，目前广州比较稳定的墟仅有四处——分别是荔湾加油站、芳村码头、光塔路和文昌北，且其数量、地点和开放时间会不时发生变化。

古时，人们认为买卖旧物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因此选在夜间进行交易，甚至有“买卖双方不能相互看见脸”的所谓“江湖规矩”。随着大众对于旧物观念的转变，天光墟的开放时间也不再局限于深夜。白天的天光墟，与夜间的也并无太大差别：相似的商品，相似的价格，甚至连卖家也可能是前一晚出摊的那一批摊主。

位于芳村码头 “天光墟”，由于在每天下午开放，时间舒适，人们不必为买卖而牺牲睡眠，因此相比荔湾加油站有着更多的人流和摊位。大约四百米的江边走廊上，单车铃声、电动车喇叭声、吆喝声、议价声等各种声音纠集在一起，放眼望去，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诸多的摊位使得趁墟者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除了货品的质量和种类要有所保证，摊主的口才也是生意得到光顾的关键因素之一，段江深谙此道。这个留着寸头、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口齿伶俐，对于说服顾客很有一套：“市面上少有”“国外进口”“完全能用”是他口中最常见的词语。尽管在捡来或换来的杂物中，这些词语大多都不适用。

来广州之后，段江还练就了一口流利的粤语，与本地顾客的交流十分自然。这个五十岁左右的江西人，从三十多年前便离开家乡，辗转全国各地流浪至今——快速适应环境，是段江在颠沛生活中学会的必备技能。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国有企业负债累累、长期亏损的局面已无挽回可能，彻底性的改革重组不可避免地到来。为了减轻压力，企业辞退大批员工。这一结构性的调整引发了下海经商的浪潮，失业者们背井离乡，去到陌生的城市寻找机会。

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成立。往后几年，“到海南，淘金去”成为潮流。对经商一无所知的段江，也随同乡人一起从江西南下，抱着发家致富的心愿前往海南。

但光源的缺失使得船只迷失了方向，舵手最后不得不打开了船灯。凌晨两点左右，当偷渡船即将靠岸时，段江远远看见了边防武警。为了逃避追捕，一行人跳船逃走。慌乱之间，段江与同伴走失，独自一人跑向了海南岛的西北部——在当时，这是岛上最贫瘠的地区。

逃亡大约过了四五个小时，段江才找到公路。天亮之后走到街上，他绝望地发现，当地经济情况甚至比不上自己的家乡江西。至少在家时，自己还能用上电，这儿的人连电都见不着。

从海南灰头土脸地回来后，段江又先后去了上海、温州、深圳等地。用段江的话说，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最“火”的城市。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西口音，在城市中打工度日，有不少工作还是“黑工”（指在当地没有合法身份的打工者）。

1993年后，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对象被扩大为无合法证件、无固定居所、无稳定收入的“三无人员”。无数个像段江一样涌入城市的外来务工者，成了“非法居留者”，失去了在城市中合法居留的依据。没有了合法身份，段江在打工时常常受到老板的欺压，拖欠甚至不发工资都是常事。

辗转多地后，段江去到深圳。他在那呆了十年，去工地，打零工……能干的都干过，后来便想着就在深圳扎根了。2015年，他为某件事投诉了辖区内的警察，最后因为担心对方迫害，便不得已离开生活了十年的深圳。具体发生了什么，段江避讳如深，不愿详谈。

段江将天光墟中的东西称作“富人的垃圾，穷人的宝贝”。“这里的人越玩越穷、越看越穷”，段江说到。他又随之提到马太效应，提到年轻人要向上看，还讲到个人的机遇，“机会随时都可能出现。所有这些打工的人，抓住机会了就有钱，抓不住，就打一辈子工，最后从哪来回哪去。”

如今的段江，早已不必像当年一样在城市中隐匿逃窜。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取消，外来人员也能更容易地在城市中安定下来。但他仍过着游离于主流的边缘生活。离家三十多年来，段江早与家人断了联系，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回家，春节对他来说也已毫无意义。“过年又怎么样，对我们这些人，过年就是要命。”

张诚说，天光墟的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写成一本书。“有的是打架，有些是离婚了，有做生意破产了，这里面大老板破产的，有的是。大把有文化的、有才艺的，就是时运不济、运气不行，尤其是五六十岁左右，以前家里是很有钱的，落魄的高官后代这些人，有的是！”讲这话时，这个体型微胖，蓄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双手插兜，神色淡定。

最让张诚印象深刻的是广州天河区来的一个“怪”老头——老头捡垃圾不捡好卖的瓶子，只捡没人要的报纸。张诚刚到广州时，天光墟的同行谁都瞧不起这老头。后来他才知道，老头是退休的大学教授，会几国语言，来捡报纸的原因其实挺简单，“他又不缺钱，就是退休了以后喜欢自由嘛。”

张诚能理解老头的行为，为了自由，这也是他选择一边流浪一边摆摊的原因。这个河北男人年轻时在山西太原打工，后来有本钱就干起了酒水批发生意。在太原的第十一个年头，因为经营不善，张诚便离开太原寻找机会。河南、山东、上海、温州，辗转各地，张诚偏爱南方：“人没钱了，天一冷就像动物一样，在北方冻得受不了，南方最起码暖和。”2003年初，他便在广州待了下来。

一到广州，张诚就做起了捡废品摆摊的生意。他卖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大都是些有年代感的物件。小时候的张诚喜欢古玩，常跑去村子里向懂行的人请教。铜钱、瓷器、石头，他讲起来头头是道。张诚每天开着一辆蓝色的老三轮车，后面堆着三个据说是民国的大箱子，装满精心挑选后留下来的货物，往返于收货卖货的途中。他只在周末出门摆摊，平时会在朋友圈晒新收到的货品，常常有人通过微信购买。那辆三轮车上，竖着一杆写有“三军司命”字样的旗帜，那是张诚在海珠桥时自己打的，后来这杆旗，成了新老顾客找到张诚的标志。

但是这样自由的生活过久了，张诚也会腻，他想尝试改变。2017年，张诚厌倦了摆摊流浪的生活，拿着全部家当搬到了一位朋友在广东清远的老房子里去住。那时张诚每天都往山上跑，要是天气好，站在山顶能望见山下水库的粼粼波光；有时还乘着木筏，到河里泛舟打鱼。

平时的生计就靠张诚自己种菜打猎过活。在山里打山鸡、抓芒鼠，捉到什么就拿到镇上卖掉，什么都能卖到钱，也就勉强过得下去。但到后来管得严了，野生动物一律不准买卖，张诚的收入也就降到了谷底。没钱后，最基本的米面粮油都没了保障。2020年，难以维持温饱后，张诚只好再度从山里回到城市中去。

做回摆摊的生意，自己也说不上讨厌，因为还是很喜欢古玩，就是干腻了，想换种方式生活；回山上呢，钱不够用，要是能有赚钱的路子就好了，也不用多，够混口饭吃就行。

前几个月，张诚的机会来了。借他房子的朋友也没有心思赚钱了，准备过完年就辞工作，回山里开农家乐。朋友邀请张诚一起回去，他很快就答应了。

“（游客）多少给不了几个钱，能活得差不多就行了。想着这个行业（摆摊）做不下去了，就不做了，山上多好。” 张诚把收满了货物的箱子盖上，一只手撑着，身体半倚在箱上说道。说完后，张诚便继续开始收拾，晚上六点，他要收摊回家了。

天色愈暗，聚集在天光墟的流浪者们逐渐散去，江边又重归寂静。摆满旧物的三轮车与对岸亮起灯的高楼大厦，代表着两个全然迥异的世界。随着城市的治理进程，广州天光墟或许会消失殆尽，而借此为生的人群却依旧存在。当那一天到来时，为了温饱奔波劳碌的流浪汉们，又将在何处找到庇护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