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么平台算法劳动集体协商

饿了么算法劳动集体协商

作者：西北狼

2025年9月10日，上海全总官方发布，“饿了么”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会再次在上海召开，会上形成了《2025年度“饿了么”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对于休息休假，福利保障等做了规定。而今年以来全国总工会屡次推动外送行业劳资集体协商谈判，本文将分析外送行业作为“过渡劳动”的特殊之处以及全国总工会推动该行业劳动协商的背后原因。

编者按

一、新闻

Part 1

近日，全国总工会的文宣披露，自2025年推动开展各大外卖平台的“劳动算法”协商一来，目前已有15家头部平台企业纳入全总工作范围。平台算法和劳动者代表的协商聚焦劳动报酬、休息权、劳动安全、算法知情与参与等骑手核心权利，围绕订单价格、抽成比例、派单方式、时间预估、路线规划等核心算法规则进行协商。

而之前在2025年的4月中旬，中国首份网约配送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在上海普陀诞生，是上海饿了么和骑手代表签订的，从此开启了外卖配送行业集体算法协商协议的时代。

2025年9月10日，上海全总官方发布，“饿了么”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会再次在上海召开，会上形成了《2025年度“饿了么”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根据全总的说法，从饿了么华中华东等7大片区选举产生出来八位一线骑手代表（但是中国全总对于如何选出骑手代表没有详细的说明）。而资方的谈判代表则包括高管，技术负责人等人。

根据官方文宣披露，一些争议的点有：

（1）路线规划的问题，骑手们反映了路线规划错误以及对劳动者实际情况不友好的规划算法；

（2）时间压力。骑手们反映各种时间控制带来的困境；

（3）社保。

实际上资方给予的回应即使在全总已经被修饰的文案下也依旧语焉不祥，社保被宣布为“按照骑手意愿和当地规定灵活、自愿处理”，各种时间控制却毫无事实回应，只是一再强调“企业把安全视为第一位”。

图：全国总工会视频号相关信息

此外在社保问题上可以参考的是，当前中国外卖企业三大家中的另外两家：京东和美团。今年3月1日起，京东逐步为其外卖全职骑手缴纳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内的“五险一金”，并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美团则快速跟进，4月3日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启动试点，对符合条件并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骑手给予50%补贴。

图：谈判中的骑手代表

二、会谈协商内容概括

Part 2

会谈最终形成了文件：《2025年度“饿了么”平台网约配送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但是全总并没有公布规则协议的全文）。根据申工社（上海全总宣传公众号）相关资料可知其中包含五大部分：关于劳动保障，关于休息休假，关于劳动保护，关于福利保障，关于劳动协商机制。

关于劳动报酬的规定：

原则：坚持“公平合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保障收入稳定。

算法优化：提高顺路单几率，动态调整远距离订单时间。提高超重、大体积、需步行楼梯等“难送订单”的计价权重。

特殊补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等情况下，支付高于正常的合理报酬。

收入保障：确保众包骑手小时收入（含所有补贴）不低于当地最低小时工资。督促服务商发放的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沟通机制：平台会进行年度薪酬调研，定价调整前需与骑手代表和工会协商。

重大转变：逐步推进取消超时扣款处罚，改为正向激励。

关于休息休假的规定：

防疲劳规则：升级AI语音提醒功能，优化交互体验。

强制休息：连续配送4小时，系统会提示强制下线休息至少20分钟，以保障身心健康

关于劳动保护的规定：

派单安全：算法提高交通管制、天气等动态因素的权重，前置化降低超时和事故风险。优化不顺路、难单扎堆的派单规则。

算法取中：剔除逆行、超速等危险行为样本，让时间预估更合理，充分考虑安全因素。

优化等餐：提高商家出餐时间预估准确性，缩短骑手等候时间，缓解“商骑矛盾”。

限速保障：在算法中设置速度兜底阈值，确保平均时速≤15km/h，最高瞬间时速≤25km/h，从而给予更合理的配送时长。

安全导航与管控：引入实时“红绿灯”功能，加强违规行为提醒和安全宣传。

正向激励与救援：对安全骑行给予奖励，升级救援体系和免费急救培训。

关于福利保障的规定：

社会保险补贴：2025年底实现全国覆盖。对符合条件的骑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贴不少于50%的保费。对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的骑手，给予全额补贴。在已开通职业伤害保障的地区，足额缴交。全国免费提供防暑险。

专项关怀：建立残障骑手专项保障，升级无障碍功能。

激励善举：加大对见义勇为等“荣誉骑士”的激励（专属制服、免费重疾保障）。

助学计划：为骑手本人及其子女提供助学金。

帮困基金：对遇重疾、天灾的骑手家庭，最高资助额度从3万增至5万元。

关于协商协调机制的规定：

民主权利：保障骑手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协商形式：建立集体协商、协调会、恳谈会等多种制度。

规则制定：制定或修订涉及骑手权益的规则，必须与工会和骑手协商，并提前7日公示。

算法透明：在接单页面明确标识配送费计算规则。在官网设立算法专栏，向社会公开算法原理和优化进程。

申诉渠道：APP内设置算法反馈通道，确保合理申诉在48小时内响应和处理。

三、社评

Part 3

笔者首次撰写和外卖行业平台经济相关的社评，不仅仅想就事论事，讨论全总怎么牵线搭桥的，又是怎么推动集体协商的，因为全总连协议的原文都不肯公之于众。笔者更加愿意去拓展延伸讨论是什么促使全总推动集体协商，外卖骑手所面临的众多困境，外卖行业的特点和外卖骑手过去的集体行动。

全总推动新就业群体多轮集体协商的背后

中国全总近年来在新型就业群体(如外卖配送员)屡屡推动集体协商，而鲜少见到全总在其余诸如电子厂，装配厂，纺织厂，食品厂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推动集体协商改善劳动状况。外卖配送员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外卖配送员这一特殊职业直接和各个社会阶层接触，他们的劳动不再被限制在厂房和严格的劳动监控中，实际上也很难对于外卖配送员这一工作空间自由且无固定范围，工作高度个体化随机化的劳动群体建立严密的管控。不像产业工人那样被圈限在严格管控的工业区及其附近为产业工人提供劳动再生产空间的廉价租房区域，外卖配送员的生活困境更加容易被社会舆论所认识并捕捉。

外卖配送员这一过渡化边缘化的劳动形式也为劳资矛盾的激化和发展埋下伏笔。近年来频频见到外卖配送员群体的罢工新闻，不像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罢工后常常被局限在厂房内罢工，且容易和企业的一线管理人员等达成协商，外卖骑手罢工会直接在社会面上带来广泛的影响。综上所述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激化的外卖配送行业的劳资矛盾共同推动了一向站在资方的全总的罕见的主动行动。

从全总的职能性上来讲，全总作为国家机器在劳动行业的延申，首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发展，在当前也就是保障资方的利益。应该认识到的是，全总在过去三十年中，其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障的能力一再削弱，以至于到了只能给参会的会员发米面油的地步，但是当经济下行，劳资矛盾激化，社会生产过剩，需要一方面降低治理成本，另一方面解决由于工人抵抗带来的劳动生产秩序频频被破坏（因此为资方带来损失），全总这一稻草人工会又被推向了台前，作为企业方的傀儡参与劳资协商以谋求表面上的正义和合理，更是占据劳资关系中的特殊中间生态位，避免对抗性的工会组织的发展。

过渡劳动与外卖骑手

在中国当下，骑手外卖员等新兴职业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员。根据来自中商网的信息显示，近几年骑手数量大幅攀升，以外卖行业最大巨头美团为例，从2020年到2023年其获得收入的骑手数量几乎翻倍。经过笔者在24年城中村线下访谈可窥见就业青年选择外卖行业的原因多是外卖行业灵活收入高，不像在厂里上班那么累劳动控制那么严格。根据美团的数据：在部分省会城众包骑手的月收入达到了6025元，以笔者所在的某西安为例，骑手的月收入是很可观的，以笔者经验观察来说，一个在西安流水线做包装或是加工的工人收入约为四千多元。

正如中国社科院的副研究员孙萍在其著作《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中所写的：“送外卖就是这样一种短暂的、过渡的劳动”。送外卖这一带有过渡性质的劳动诞生于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而这种新颖的灵活的劳动形式的发展则与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伴随着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首先展现在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的摩擦和矛盾将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

在《过渡劳动》这本书中还论述了依靠网络和平台的劳动管理模式区别于传统经典的工厂组织结构的特定，即平台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灵活性，就像美团的众包骑手一样，是兼职性质的工作。因此使得“资本方放松了对于劳动过程中身体的整体性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点状连接式的远程控制”。从在工厂中的拉长线长监管到算法限制，站长监督。外卖平台这一精巧的组织化结构使得骑手自始至终都被置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中，他们看似自由且具有选择权，如在骑手类型中的“众包”，他们能够自由地选择上线时间、接单与否以及何时下线收工；但于此同时，为了防止“爆单”（即订单太多却无足够人接单）等情况，外卖平台也通过调整组织形式，即“正规化”和“职业化”——如增加有着固定上班时间和要求的“乐跑”类型——来尽可能地管控骑手，一方面能够使其“黏”在平台上，另一方面也使得利益最大化。

图：美团2025年度财报关于骑手统计的内容

图：2020年-2023年美团获得收入骑手规模情况

成为骑手所面临的劳动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骑手长时间工作在户外，受极端天气影响多 ，比如高温暴雨等等，骑手工作环境危险，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骑手工作的环境非常复杂，由于需要频繁的进出各种小区单位，经常会遇到保卫人员不允许其进入的事件。比如2024年的8月12号在浙江杭州西溪世纪中心的治安纠纷事件。某外卖平台男性骑手王某某在送餐期间踩歪园区围栏被保安拦阻，因担心订单超时下跪引发人员聚集。

外卖骑手的劳动困境和维权困境

图：一外卖骑手因为担心超时下跪

除了这些客观上的限制之外，正如《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中所写的：当下外卖平台通过各种技术与组织的中介化实现了远程管理，由此产生了中介的隐匿化。而这样的匿名与被困也关系着他们切身的利益，这种层层中介、不断隐匿的组织结构最终导致被雇佣的骑手们不知道该与谁签订劳动合同，而这或许恰恰就是当下平台经济中劳动管理者们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一方面模糊自身的雇主身份，另一方面则由此淡化雇主责任，最终导致外卖骑手的合法劳动保障失去着落。以外卖巨头美团为例，美团的派送分三种管理组织模式：专送，乐跑（畅跑），众包（三者分别对应着专职，半专职和零工）。其中众包是大多数骑手的选择（根据美团2024年年报，众包骑手占比从2023年的55%提升至2024年的65%），众包骑手与平台企业或其劳务外包企业签订网约配送员协议，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其与平台企业或劳务外包企业建立的是劳务、承揽等法律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或实际用工关系。而这样混杂的劳务关系也对意外维权造成了困扰。

最高检就报道了这样的骑手工伤维权难题：2019年底，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致诚中心）接手了一个案件。一个名叫邵新银的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可他在申请工伤待遇中遇到了难题。“要求工伤待遇，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致诚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记者，在这起案件中，与外卖骑手相关的就有包括平台在内的多家公司，而认定外卖骑手与这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均有欠缺，邵新银甚至不知道自己与这么多公司存在如此复杂的关系。最初，邵新银打赢了在北京的劳动仲裁，确认他与站点所属的某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该物流公司随后在其注册地重庆提起了诉讼。在之后的诉讼中，邵新银屡屡败诉，从来没有去过重庆的他也负担不起高昂的应诉成本。最终，该案以调解结案。

北京致诚中心着手对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关于外卖平台与外卖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1900余份有效判决进行分析，并发布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专送模式下外卖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难，认定比例由传统的100%降至45%至60%。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外卖平台的认劳率（确认劳工关系的比率）基本在1%以内。《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还指出，专送模式下演变出了个体工商户模型，出现了大量“疑似外卖骑手个体户”。这样就造成作为合作商的公司与外卖骑手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从劳动法角度看，劳动关系双方主体中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劳动者，而个体户并不能够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外卖骑手被注册为个体户即应“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从而失去了“劳动者”的主体资格。由此，必然从整体上影响外卖骑手的相关劳动权益，外卖骑手们的休息休假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以及社会保险权等，都可能受影响。

一些新规的出现有助于改变外卖骑手的劳动困境，比如在2023年5月出台的《杭州市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在办法中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规定了外卖配送员的各项权益。其中第十条如是规定：平台经营者、餐饮提供者与独立网约配送员，送餐经营者与网约配送员，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应当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应当订立书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依法保障网约配送员享有工作报酬、休息、工作安全等合法权益，积极引导和支持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

图：《过渡劳动》一书

在平台经济中存在两种主要的就业模式：众包和外包。到目前为止，中国和其他地方报道的大多数大规模、高调的罢工都是由众包工人组织的在中国，外包和众包的骑手从事着类似的工作，他们都不是平台的员工，但存在着关键的区别。众包骑手有自主权，可以选择是否、何时以及在哪里工作，他们与平台的联系松散且完全虚拟，主要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相比之下，外包工人与一个实体站点相关联，在2.5至3.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配送，大多数骑手全职工作，有固定的工作时间表，并且每天与站点主管进行交流。因此，外包骑手是由虚拟平台和他们所属站点的管理人员管理。

外卖骑手参与劳资协调的活动

图：外卖平台的劳动管理图示

在2023年的4月在广东汕尾发生了美团骑手大罢工（参与人数达到数百人，基本在汕尾的美团骑手都参与了），根源在于汕尾的暴雨 极端天气导致送单困难，但是美团本身迟迟不肯发放大雨补助，导致骑手每接一单仅有3.8元收益，当地骑手的收入集体锐降，这引起众多骑手不满，因此选择罢工表示对美团平台的抗议。然而美团官方却并未因此事而向骑手们屈服，为了应对罢工事件，有信息称美团通过货拉拉等方式运送大量来自惠州、梅州等地电动车至汕尾，同时亦有大量外地美团骑手被调至汕尾。相关信息显示，被抽调骑手每单按10元/单计算，保底200元一天。此外，对于不送单的汕尾骑手，直接按50元/天进行罚款，将汕尾骑手进行了一次大换血。最终自4月19日开始的这场防御性罢工已经达成了目标，美团已经妥协，4月26日给出了最终的薪酬方案，将单价和补贴恢复到原来的水平（5元/单+花费补贴+油补等），并承诺“以后公司会建立和骑手的对话机制，不会乱出方案”。

图：广东汕尾美团骑手集体罢工

在2025年9月1日即将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看似简单的一条司法解释，却击中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痛点。长期以来，平台企业与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签订的多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在这种模糊的劳动关系下，社保缴纳成为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北京某外卖站点负责人透露，此前约80%的骑手都是"自愿"放弃社保，以换取更高的到手工资。以往劳动者需要先证明劳动关系，再主张社保权益，现在则直接否定了"不缴社保"约定的合法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指出："这相当于在司法层面确认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准劳动者'身份。"

外卖骑手的社保缴纳困境-难以落地的社保政策

图：讽刺漫画：外包员工骑手

对于骑手的社保缴纳现象，也很值得关注。社会保险（其中对于大多数骑手最受用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作为一种长期性的投资，短期内带给劳动者的直观感受就是月收入会被扣钱。根据半月谈的调查，当前骑手参保仍然难以落实被骑手认可，主要原因有三个：1.参保导致收入降低。部分外卖骑手坦言，有了平台补贴，缴纳社保压力会小一些，但每月到手收入将直接减少近500元2.骑手会担心平台把参保补贴转嫁给个人。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骑手担忧平台为了分担骑手缴纳社保的成本，是否会减少骑手的提成。3.保障供给与实际需求不匹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卖送餐行业党委向辖区700多名外卖骑手发放的电子问卷调查显示，28%的骑手明确拒绝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又有31%的骑手将“没有社保”列为工作核心忧虑。

图：烈日下的外卖骑手

总结

作为一种新形态的过渡劳动，外卖骑手面临着来自客观外部环境的劳动困境和平台外包管理导致的维权困境，也曾经因为单价被削减，补贴发放不到位等原因发生过激烈的劳资协调活动。全总等部门近年来关注新形态就业者的劳动权益问题，也自2025年以来陆续退出保障劳动权益限制平台算法的集体协商协议。

我们当然乐意看到骑手经过中介（政府，全总）可以和企业建立可持续的保障骑手劳动权益的健康劳动关系，签订更多的注重骑手权益保护限制算法监管的集体协商协议，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中签订后的协议如何被落实，落实到什么程度，在短期内会骑手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尤其应该关注，平台是否在做转移支付，明面上似乎是为骑手缴纳了社保基数，但是是以骑手单价的降低为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