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工龄，一身工伤”，大厂人终于敢把公司送上法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ista看天下 ，编辑：石悦欣，作者：代科卉，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79天，2025年的最后3天，吴起帆终于收到了判决书。

11页的文件，他很快翻到最后两页——“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自愿补偿吴起帆15万元。”按下熄屏键，吴起帆拉上窗帘，重新躺回被窝，没有失落感，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的前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大厂，工作两年后，他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2024年6月，他向公司提出休假，90.5个工作日后，一纸劳动合同终止书，寄到了自己家里。

2024 年 12 月 16 日，吴起帆申请仲裁，主张恢复劳动关系及工资。之后，仍然是漫长的上诉、起诉、再上诉……

吴起帆不同意终止劳动合同（图源：受访者提供）

吴起帆并非个例。

2024 年 5 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项心理关怀公益项目对 3956 名职场人士的调研也显示，约七成受访者曾因职场问题出现心理健康困扰。

这种变化，在互联网行业尤为集中。作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技术革新的前沿行业，互联网公司长期以高薪、高效率和快速晋升吸引年轻人；但与之并行的，是更紧绷的节奏、更密集的考核。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在接诊中注意到，相较于传统行业，大厂员工承受的并非单一的工作强度，而是一种长期叠加的压力状态——激烈的内部竞争、对绩效排名的高度敏感，以及对“被替代”的持续担忧。“这种压力更容易转化为生存焦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虽无医学明确定义、却在从业者中广泛流传的说法“大厂病”，开始流传。它被用来描述那些因高强度负荷、工具化管理与意义感断裂，而陷入身心耗竭的从业者状态。

不过，在大厂内部，力图修复的齿轮也开始运转。EAP（员工帮助计划）已成为许多互联网公司的标准配置，涵盖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综合体系。

但对于身处其中的员工来说，这些努力是否足以托住他们？当越来越多人因心理问题走进医院、离开岗位，甚至走向仲裁与法庭，个体、企业、医疗系统与法律制度，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被系统“优化”掉的人

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的那天，是2023年9月的一个早晨。

那天，吴起帆像往常一样开车去公司，车里播放着有声书《正午之魔》，正好讲到抑郁症的典型症状——“连续一周以上对事物失去兴趣”“失眠或早醒”。

“我符合所有的症状”，他心里一紧。

一切本应该朝着更好的方向走。

吴起帆的前30年几乎没有偏离过“轨道”。他在上海出生，在海外留学、工作，回国后先后在飞利浦、汇丰银行等公司任职。2020年，他加入以平台业务为核心的头部互联网公司，担任高级数据分析专家，工作强度不高，甚至让他觉得“原来大厂也不是很累”。

2021年10月，他被“挖”到另一家头部大厂，参与本地生活业务。最初的一年，是他后来反复怀念的“上升期”。业务快速扩张，成果清晰可见：“感觉我们是真的把一个项目做起来了。”

变化正是出现在那一年。

在他的描述中，公司所在的战略部门被拆解，他原本负责的核心业务，被划分给部门六七年前招进来的第一位实习生。吴起帆没有得到新的岗位安排，只被要求“去想一些创新的事情来做”。

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被架空了，挣扎一段时间后，选择转岗。

在工作急剧变动的同时，他的生活也被推到分岔路口。

同年，吴起帆的父亲被确诊为胰腺癌，他的生活被拧成一条紧绷的弦，清晨去医院陪父亲十几分钟，再赶去公司，深夜加班结束后，独自开车1小时回家。

2023年3月，父亲去世。那天下午，他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店打开电脑处理工作。接下来的5天丧假里，他照常主持数百人的双周会，撰写数万字材料，每天线上会议不低于4个小时。

当时，他并不觉得异常。“每个人都被用到极致”是他所处环境的默认状态。

直到半年后，他走进上海华山医院，初诊结果是“抑郁发作”。此后的一年多，诊断始终维持在“中度抑郁状态”，状态急转直下。

吴起帆的就诊书（图源：受访者提供）

凌晨三四点睡着，又在四五点醒来是常态，他的短期记忆衰退到“读不完一页书”，过去1个小时能完成的工作被拉长到3天。电脑屏幕像蒙着一层灰玻璃，大脑完全运转不起来。每天下午2点，他不得不离开工位，躲到楼下角落独自哭1个小时。

和吴起帆一样，很多“大厂人”并不是在某个瞬间崩溃的。他们照常工作、交付、开会，直到某天忽然发现，自己已无法从任何事物中获得感受。

27岁的秦青，在毕业后，先花了一年走过15个国家。欧洲的街道、东南亚的海水、日本的公园、土耳其的集市，都曾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后来，她进入多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

旅游时的秦青（图源：受访者提供）

最初，她感受到的是便利，食堂、下午茶、健身房、补贴、报销。“不用思考任何生活琐事，好像公司就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秦青说。

但便利的另一面，是被悄悄吞噬的生活。

她的时间被精确到分钟——9点50分到岗，10点准时开会。临时需求不断插入。午餐常常用零食对付，下班时间形同虚设，深夜会议成为常态。入职大厂两个月后，她下班回到家，常常一句话也不想说。

慢慢地，她开始用工作逻辑丈量生活：和恋人相处，下意识计算“投入产出比”；与家人沟通，会思考“值不值得花时间”。一段持续4年的亲密关系最终终结。

那年年底，秦青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被诊断为“重度抑郁伴重度焦虑”。

陈发展将这种状态概括为“结构化的精神压力”，表面是任务重、节奏快，真正的隐线是竞争，以及一种持续存在的生存焦虑，害怕落后，害怕被替代。

“当精神压力超过阈值，警报往往先由身体拉响。”陈发展说，持续的胸闷、心悸、失眠、消化系统问题是最常见的信号。更隐蔽的变化也在发生，注意力涣散、效率持续走低、亲密关系日益紧张。

陈发展接着指出，高强度、工具化的工作方式，会持续削弱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联结。而当人难以获得稳定的支持，也会逐渐失去支持他人的能力，这种被放大的孤独往往成为精神问题的温床。

更深层的，是意义感的断裂。在症状最严重的阶段，秦青常被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困住，一旦停下来，脑中就会浮现一个声音：“我没法再给社会创造价值，像个废人一样。”

陈发展强调，过去，物质改善本身就能提供强烈的意义感；而如今，许多年轻人从工作中期待的是被尊重，拥有自由和价值感，“但这，恰恰与高度职能化、流程化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冲突”。

“拿钱走吧，维权很难”

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黄宇珊好像被推进了“隧道”。

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商业分析，履历平顺、性格开朗，没有遭遇恶意管理，也没有激烈冲突。但在“工作被不断拆解、重做，目标模糊，却要求随时给出结果”的过程中，她的状态逐渐“下坠”——先是轻微失眠，继而整夜难眠；从偶尔低落，到频繁情绪失控；直到有一天，她坐在工位前，大脑一片空白。

在就诊治疗的过程中，药物的副作用和病耻感始终围着黄宇珊。她只敢请一周病假，“再久就回不去了”。

小红书讨论帖

吴一作为心理咨询师，曾为多家互联网公司提供EAP（员工心理援助计划）服务。在她的观察中，每到季末、年末，来访者会集中爆发增长。当吴一建议情况严重的来访者就医时，“很多人非常抗拒，有病耻感，或对精神类药物心怀恐惧”。

病耻感，是许多故事中的关键词。在职场中，一份精神类疾病的诊断和病假，往往意味着风险。

30岁的李琴，曾在一家以零售业闻名的外企大厂担任招商主管。确诊“重度抑郁伴焦虑”后，她请了3周病假。复工第一天，领导要求她写一封邮件，确认“目前身体状况已不影响正常工作，并能保证团队交付”。

李琴认为，那份文件更像是是一份“免责声明”。她拒绝了。根据她的讲述，此后，她在公司的处境开始恶化——被调离核心项目，只负责边缘工作，报销流程开始受阻，同事的态度也变得克制而疏离。两个月后，她被纳入绩效改进计划，并被解除合同。

在咨询律师和多位资深HR后，得到的建议几乎一致：“拿钱走吧，维权很难。”

吴起帆选择了那条“很难”的路。

他主张，“中度抑郁发作”属于精神类特殊疾病，应适用24个月医疗期，公司属违法解约。这一主张的依据源于原劳动部1995年文件规定，对癌症、精神病等特殊疾病职工，可给予不低于24个月的医疗期。

公司以“合同期到期”为由不再续签。从企业的角度看，精神疾病意味着不稳定的工作能力和复发风险，在绩效与成本压力下，用人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合规、可控的退出方式。

2025年6月，一审作出判决。吴起帆败诉了。判决结果认为，其尚未达到“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所患疾病亦不适用24个月医疗期。二审维持原判。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是否构成‘特殊疾病’，不仅应参考病历记载，还应结合其实际劳动能力是否严重受限等情形综合判断。”

精神疾病的认定与劳动权益保护之间，仍有难以界定的部分。

Vista看天下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中，以“劳动争议”“精神疾病”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共获得1131份判决书，通过梳理近一年来的案件发现，争议的焦点常集中在：抑郁发作、睡眠障碍，到底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特殊疾病”？

现实中，医生往往难以在门诊中作出高度确定的精神病理判断；同时，一份明确诊断也可能影响患者未来的就业与生活。多位患者提到，医生开具诊断证明时常显谨慎。

另一重难点在于，精神障碍与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较难证明。

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施婧葳长期研究劳动者精神健康保护问题。她指出，精神障碍往往是复合性结果，成因包括长期高强度工作、家庭变故、个人特质与既往经历的相互叠加。“它很难像高空坠落、交通事故那样，用一个清晰的时间点或单一事件，证明‘完全由工作导致’。”

但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工伤与医疗期制度仍高度依赖“可见的、明确的事故逻辑”。精神疾病的发病过程漫长、边界模糊，医学判断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使得法律介入时趋于谨慎。

施婧葳提出，应引入更符合精神疾病科学认知的判断方式——相当因果关系标准。只要工作压力在客观上“显著地、实质地”增加了发病风险，就应纳入保护，而不必要求“百分之百由工作导致”。

但在现实判决中，这一标准尚未成为主流。

大厂心理咨询室里，当“健康的螺丝钉”？

离开上家公司后，李琴曾尝试重返职场。一位资深HR朋友给了她忠告：抑郁症是求职“雷区”，务必隐瞒病史。

职场复归是另一道坎。对于企业而言，精神疾病意味着潜在风险，即使员工康复，企业仍需在履职期间承担医疗期责任。在成本和确定性的考量下，许多公司倾向于规避这种“不可预测性”。

患者的担忧同样真实。秦青离职后，不安持续了很久。为证明自己“没有被社会抛弃”，她通过炒股、看新的工作机会获得自信。

“复归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支持。”陈发展强调，绝大多数轻症患者在规范治疗后都能恢复工作能力，但这往往需要数月甚至半年。他指出，如果员工在最困难时能感受到组织的支持，比如保留岗位、不因病情扣减薪酬，这种“被接住”的体验能显著促进康复。

改变正在发生，虽然缓慢。

据公开信息，字节跳动自2020年开始搭建心理健康管理体系，为员工提供心理急救课程；阿里巴巴的EAP则覆盖全员，建立了从压力评估到危机干预的响应机制，其园区内的正念课程常需提前预约。

在实际操作中，员工可通过企业内部系统获取EAP服务。这些服务通常包含心理测评、“7×24小时热线”、心理讲座、危机干预和医疗转介等具体项目。

（图源：字节跳动（抖音集团）发布2022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据吴一介绍，EAP心理咨询师的重要目标是帮助员工建立心理边界，区分外部评判与自我价值，防止过度内化苛刻标准。同时也会结合个人经历，理解其压力反应模式。她观察到，当服务“保密性”被清晰传达时，员工的信任度和使用率会提升，一些团队的请假率与离职率也随之下降。

但有时，来访者的目的，会让吴一陷入困惑与割裂。“让员工更快地恢复成一个心理更健康的‘螺丝钉’，其实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竞争激烈的环境。”

作为身处大厂的咨询师，也面临大量的重复、琐碎和压力。工作半年后，吴一退出。但她也坦言，“各方都在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努力地撑起一个微小的安全空间”。

施婧葳梳理了过去十年的法律进程后指出，我国对劳动者精神健康的保护，正经历从“倡导性义务”向“强制性义务”过渡。2025年8月1日，“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被纳入新版《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尽管认定条件仍然严格、适用范围有限，但这一变化本身，已释放出明确的信号。

政策解读《关于印发〈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通知》

在制度尚未完全接住个体之前，许多大厂人尝试在生活中寻找支点。黄宇珊的康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丈夫每日的陪伴；秦青选择划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吴起帆依旧在找自己的解法。虽然，他依然害怕人多的地方，难以乘坐拥挤的地铁。但他也因此得以停下。在漫长的休养中，他重拾曾经搁置的梦想，考取潜水证书。在水下那片只有呼吸声的“绝对孤独”里，他缓慢地、一次又一次地练习着，如何与自己平静相处。

吴起帆考取了潜水证书（图源：受访者提供）

“隧道要从两头挖，才会通。”施婧葳说。一端是法律与制度的持续推进，另一端是每一个个体、家庭与团队在裂缝中的微小实践。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黄宇珊、秦青、李琴、吴一为化名）